2013年1月1日,2013年第一天,早晨6點半,寒氣刺骨,53歲的余友珍像往常一樣,騎著電動車準時趕到武漢武昌徐東路,開始清掃馬路。過往的路人不會想到,這位穿著一身橙紅色工作服的普通環衛工,家有17套住房,價值過千萬元。何曉剛/CFP
余友珍是武昌區城管局清掃大隊的合同工,月薪1420元。她家擁有10套現房,鄰近東湖歡樂谷景區,市價每平方米至少6000元,加上今年即將交付的另外7套住房,她是個擁有千萬房産的“富婆”。
余友珍負責約3000米馬路的保潔,每天要沿街來回清掃6個小時,擦洗8個垃圾箱。1日記者現場看到,余友珍拿著濕抹布,彎腰擦了一會兒,箱體表面很快就結了一層冰碴兒。
上世紀80年代,余友珍是洪山區東湖村霍家灣菜農。夫妻倆起早貪黑,辛苦攢錢,在灣裏第一個蓋起了三層樓私房。到武漢打工的外地人越來越多,余友珍就將空余的幾間房用於出租,到上世紀90年代初,每間每月至少能收50元錢。攢了錢後,又蓋房又加層,幾年下來,她共擁有了3棟5層樓的私房,大多用於出租。她説,當時農村建房管得松,家家都蓋房。令她沒想到的是,2008年開始趕上徵地拆遷還建,她居然先後分得21套房子。後來,她陸續賣掉了4套。
從1998年起,失地後的余友珍到武昌區城管局當環衛工,一週休息一天,淩晨3點半就要到崗。雖然後來成了“富婆”,但她依然沒有放下掃帚。工作中,常常被人冷眼相看,但她仍然樂此不疲。清掃班裏的很多同事都想不通:“余師傅家裏那麼有錢,還要來吃這個苦!”對此,余友珍有自己的説法:“我想給兒子、女兒做個樣子,不能天天窩在屋裏坐吃山空。”
余友珍耳聞目睹村裏有人拿到多套還建房後,不做正經事,沉湎于打牌賭博,甚至吸毒。她對子女有言在先:“你們要是不做事,我就把房子捐給國家。”現在,她的兒子在東湖風景區當司機,月薪2000多元;女兒也是上班族,月薪3000多元。
工作中被人辱罵 有同事替她出氣
“她的錢拿出來可以砸死你”
曾經闖深圳,只為“做點事”
擁有價值千萬房産的余友珍,為何還要披星戴月做環衛工?連日來,記者多次到余友珍工作的地方,對她及身邊的人進行採訪,試圖從余友珍的人生軌跡中尋找答案。
“我是個農民。”余友珍總是這樣表述自己的身份。1976年,她從東湖中學畢業後,就開始在家裏——東湖村霍家灣務農。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隨著分田到戶,余友珍家裏分得五畝菜地。當時,種好的菜,淩晨3點要起來摘好洗好。她經常是一個人騎著自行車,馱著兩百斤的菜,到武東販賣。
1993年,隨著城市擴張,東湖村菜地面積越縮越小,她能做的事也越來越少。那時,同村的很多人闖深圳。她和丈夫一商量,花4萬元買了一輛貨車,打算去深圳工地跑運輸。
余友珍記得,當時小女兒才4歲,不得不把她帶在身邊;兒子大一點,就只能丟在武漢,由老人帶。
其實,當時光靠房租,余友珍家裏的日子也能過得不錯。“就想出去闖一闖,我沒什麼文化,但不能不做事。”
女兒已完全不記得父母帶她去過深圳。偶爾,余友珍拿出當年在海邊拍的照片説:“你看,媽媽當年出去闖,你還那麼小。”
余友珍第一次外出闖蕩,人生地不熟,以失敗告終。“主要給工地拖磚,我們夫婦都不會開車,請個司機月薪就是兩千塊,但是運費很難要,加上出了個小車禍,搞了不到兩年,就回到了武漢。”
雖然是富婆,臟活搶著做
余友珍坦言,除了種菜,她沒有別的專長。經人介紹,她曾到武昌東亭一家印刷廠,給20多號工人做飯。這份工作幹了兩年多,印刷廠倒閉,她再次失業。
但余友珍一天都閒不住。1998年,鄰村好姐妹王臘英在武昌區城管局當環衛工,問她有沒有興趣來掃地,就是有點苦。勞作慣了的余友珍想,那算什麼苦,掃地就是做清潔,不苦。
余友珍説:“我挑過20年大糞,以前種菜時,下午五六點鐘,城裏工人下班了,我們要到田裏澆糞,一直澆到晚點八九點。一輩子苦慣了,不做事心裏不踏實。”
一開始,余友珍上早班,淩晨3點半,從岳家嘴一直掃到汪家墩,一次打掃得要兩個多小時。掃到6點多,城管部門會給環衛工配送早餐,有包子、饅頭、豆漿。早餐一週只送兩次。不送飯時,余友珍會帶點米來,煮一鍋稀飯,就鹹菜過早。
在同事眼裏,余友珍是個富婆,可她最看不慣的,是有了錢就看不起做體力活的。有一次,一輛的士的車輪壓住了垃圾,余友珍讓司機把車子往前挪一挪,可司機不願走,而且還用髒話侮辱她。一旁的同事氣不過,怒斥對方:“我們掃大街的怎麼了,她的錢拿出來可以砸死你!”
同事呂新勝是個年過六旬的老人。他説,余友珍做事認真,雖是清掃班副班長,但有什麼重活、臟活從來搶著做。垃圾車來了,要把垃圾桶往上挂,她總是第一個往上衝。
房租歸房租,自己要做事
剛到武昌區城管局清掃徐東大街,余友珍清楚地記得,第一個月工資是240元。那時,她家中的房租月收入至少是工資的4倍。但余友珍認為,房租歸房租,但還是要在外面做事。
身為農民,余友珍最喜歡的是房子。結婚時,她和老公住的是兩間泥瓦房。在農村,誇誰家,就是看誰家的房子修得大,修得好,而且最氣派的是樓房。
余友珍説,農村人就喜歡蓋房,村裏有句俗話,房子是個“啞巴兒子”,它可以幫你掙錢、做事,但不説話。
在沒有住樓房前,余友珍的夢想就是攢錢、攢錢、再攢錢,修一棟樓房搬進去住。沒想到的是,後來,她家的房子不僅做起來了,還給她帶來高額回報。
2002年,余友珍已蓋起3棟5層樓的私房,每月僅房租就有4000元的收入,而她當環衛工的收入僅千元左右。
怕子女變樣,自己做榜樣
但她沒想到,房子多了,也帶來“煩惱”。
從2008年開始,村裏開始拆遷還建。余友珍的私房第一批就還了14套房,每套平均面積80-120平方米,當時還建小區的房價每平米3000元左右。一夜之間,余友珍的房産價值超過了400萬。
余友珍注意到,一些一夜暴富的村民開始無所事事,有人賭博,有人吸毒。她擔心她的孩子也會因此而變樣,所以,一有機會就數落一兒一女:“都到外面去做事,別指望房子。”
余友珍説:“我就怕孩子們閒著,靠房子坐吃山空只會害了他們。”
就在元旦節前,她又嚇唬孩子們,沒得錢用了,要賣房子。兒子很驚訝,已經賣了幾套房子,那麼多錢怎麼一下子用完了。余友珍誆稱:“打牌輸了。”
余友珍沒覺得自己這樣做有什麼特別。她告訴記者,在東湖村,跟她相似的村民還有不少,有的人手裏有十幾套房子,仍然在東湖歡樂谷風景區當清潔工。她所在的清掃班,有3個環衛工來自附近的村子裏,每個人手裏都有5至7套還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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