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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西方炒作所謂中俄“銳實力”把把脈

陳向陽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所副所長、研究員

近來,西方主流媒體(英國《經濟學人》、美國《外交》等)與所謂的“非政府組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自由之家等)“不約而同”地一唱一和,競相炒作中俄兩國以所謂的“銳實力”對外施加影響,誣衊中俄干涉別國乃至西方發達國家的“內政”,在國際輿論場上掀起了一股“中俄使用銳實力論”的歪風,對此須予以重視並有效因應。

本質並不複雜,動機絕不簡單

其實,西方所謂的“銳實力”不過就是包括人文交流與發展模式等在內的“軟實力”,只是因為中俄兩國的軟實力及其運用在某種程度上趕上甚至超過了其始作俑者的西方大國,使得後者越來越感到“不適應”、“不舒服”、“不習慣”,便炮製杜撰出所謂的“銳實力”,並專門用在中俄這兩個“走自己的路”的新興大國身上,聳人聽聞地説什麼中俄兩國發展與運用軟實力具有“攻擊破壞性”、“目標精準性”、“戰略謀劃性”。

必須指出的是,西方的這一新論調是以中俄所謂的“威權國家”抗衡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為其“前提假設”,反映了西方對外仍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劃線,唯我獨尊、“唯我獨優越”、有色眼鏡、冷戰思維的固有心態,及其一貫抹黑醜化中俄新興大國的政治偏見、文化歧視與雙重標準。西方對自己用“軟實力”,對中俄卻用“銳實力”,這一刻意區隔,可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也再次凸顯了其挖空心思“遣詞造句”、給別國尤其是對手“貼標簽、戴帽子”的話語霸權。

背景深刻,影響深遠

西方近來炒作所謂中俄“銳實力”,背景主要有二:

一是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大國與新興大國力量對比此消彼長、“新升西降”,西方對國際秩序的所謂“主導權”難以為繼,由此引發西方尤其是精英界深度的“戰略焦慮”;

二是近年來新興大國軟實力、發展模式、國際話語權顯著增強,包括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力、塑造力、引領力增大,乃至對陷入困境的西方社會內部也開始産生影響,由此引發西方精英界的失落感、危機感、不安感,導致其強烈不滿和強力反彈。

西方炒作所謂中俄“銳實力”,影響亦主要有二:

一是國際尤其是西方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制度之爭、模式之爭、軟實力之爭將有增無減,中西意識形態較量趨於激烈,某種程度、某種形態的“新冷戰”不可不防;

二是西方對中俄兩國的形象抹黑、輿論醜化、政治打壓、外交圍堵將有增無減,美國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末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即為明證,而中國對外尤其是對西方國家的投資與人文交流阻力增大。

從容應對,精準反制

首先,穩步拓展並優化細化中國的“軟實力”,對外運用軟實力注意方式方法和對方感受,講究策略,善於採取“巧實力”的形式,防止鋒芒畢露、盛氣淩人、授人以柄;

其次,針對西方炒作“銳實力”聚焦于中俄兩國,以及日前美國特朗普政府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俄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維護並加強中俄戰略協作、戰略互信和“戰術溝通”,共同提倡發展模式的多樣化,協調應對西方大國的抹黑攻訐。

再次,有的放矢、主動發聲、激濁揚清,有效有力反制反擊包括“中國銳實力論”在內的新版“中國威脅論”,不斷做大做強國際社會正面涉華輿論,包括:

一是以中國堅持並擴大對外開放和龐大進口為例,唱響“中國發展機遇論”,反駁“中國發展威脅論”;

二是以“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共商共建共用”並給沿線國家帶來實惠,中國致力於地區和平穩定,以及“中國發展道路”給世界有關國家帶來新的選項為例,唱響“中國強大的貢獻論”,批駁“國強必霸論”、“中國霸權論”;

三是以中國繼續積極參與《巴黎協定》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以及積極解決朝核危機等為例,唱響“中國負責論”,揭批美國的極端自私和不負責任;

四是以中國推動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型國際關係”為例,唱響國際社會“共贏論”,批駁“零和論”;

五是以“中國發展道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包容靈活、對外開放、不斷完善為例,堅決批駁西方強加的所謂“中國威權論”、“中國模式威脅論”;

六是以中國主辦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致力於治國理政經驗交流互鑒、取長補短為例,批駁“中國輸出模式論”;

七是以中國在繼續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同時致力於與所在國家加深相互了解為例,批駁“莫須有”的“中國對外滲透和干涉別國內政論”;

八是以201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十週年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為例,通過對比個別西方大國經濟政策的自我中心、倒行逆施和中國的兼善天下、進步擔當,進一步揭露西方大國的自私自利、不負責任、巧取豪奪。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_176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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