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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創新,就該摒棄“計劃思維依賴”

“大家翻翻科學史,人類的重大科學發現都不是‘計劃’出來的。”在近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針對科研管理中習慣於給科研人員“下計劃”、“定指標”的現象,李克強總理的表述,引發廣泛解讀。

重大科學創新都不是“計劃”出來的,這是個科學常識,也指出了我國現行科技創新體系中存在的問題——最突出的,正是寓于“下計劃”、“定指標”之中的對科研創新工作的行政化思維管理。

我國當下已成為世所罕見的科研論文數量大國,但絕大多數論文是在低層次地簡單重復,科研成果總體上是跟蹤性質的,原始性創新研究較少,“重大科學發現”甚至“能夠影響人類未來”的研究更是十分有限,也與此不無關係。

“計劃”涉及科研人員勞動監督問題,但科研人員的科研活動特點與農業勞動很相似,具有分散且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等特點。重大關鍵性突破,通常是某個科學家的“靈光一現”或“突發奇想”,正如李克強總理説的,“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連他自己也‘計劃’不出來啊!”

對科研人員科研活動的監督、管理成本不低,但如果“管死”,那顯然不是社會合意的結果。要釋放更大的創新活力,就必須讓“産權激勵”替代“計劃”,從而實現由“束縛活力”向“激發活力”的轉變。

從創新經濟學視角看,“計劃”是一套封閉性、條塊分割的制度,而“開放性”是科學創新的生命線。“計劃”更適合微觀層面的簡單、重復性勞動,而完全不適用科學創新這樣複雜性、不確定性勞動。對於科研,“計劃思維”缺乏經濟動力,無法激活科學家的內在積極性。

不單是科研,在經濟領域的“雙創”中,也要避免太依靠“計劃思維”。經濟發展可以有前瞻性預測和必要調控,但不能依賴行政包辦式指令安排。經濟發展,本質就是經濟資源的配置過程,創新則是植入新的發展函數。所以,不能總沿襲那種“不找市場找市長”的模式,秉持用行政手段干預微觀市場行為的慣性,搞指令性經濟。

如今,市場經濟已被證明是最具效率的經濟運作載體,也該成為創新型發展的基石。

市場經濟的表現就是充分競爭、産權明晰。拿科研來説,“計劃思維”下,當前對科研人員的考核實際上是工資合約和分成合約的混合體。而經濟學家認為,“計劃”下的分成合約和固定工資合約,在農業經濟組織等場景中並不合適,理論上最沒有效率,“地租合約”則好得多。

“地租合約”實質上就是“産權激勵”。對於科研人員,就完全可實行“産權激勵”制度,激勵其積極性:可以讓科研成果的所有權歸國家或單位,但使用權、收益權,以及基於這兩項權利的轉讓權歸屬科學家(部分或全部)。

現實中,搞創新就該摒棄“計劃思維依賴”,多運用市場經濟思維,多通過明晰産權等手段去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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