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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全球化”:逆週期的全球化再升級

夏國涵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一,全球化的歷史邏輯鏈

異於“西方中心論”語境下的“全球化”概念,本文認為“全球化”的發源是文明體間長距離的非戰交流,它有三個基本要素:首先,主體是文明體,即需要同時滿足城邦(聚居生活)、文字(非語言)、冶金術(工程)、禮儀(社會秩序)四個條件;其次,兩個或多個發生關係的文明體之間的地理距離必須遠大於各自文明的控制範圍;最後,這種交流應是非戰爭的,即主要形式為商貿、文化、聯姻、移民等。

根據上述概念,最早的“全球化”是“歐亞化”,即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中東的阿拉伯人作為東西方貿易的仲介收取“貿易稅”;至奧斯曼帝國崛起,突厥人斷絕了歐亞之間傳統的陸上商貿通路,由此誘發歐洲人開闢海上貿易航路的需求,大航海時代也由此開始——東向即海上絲綢之路,西向發現了美洲,南向繞行非洲直達印度,北向則沒有結果(進入北極圈)——這次探索使得世界地圖終於完整,也標誌著全球化在歐亞化基礎上完成了一次地理範圍上的升級;工業革命伴隨著歐洲重商主義,借大航海的東風拉開了大殖民時代的序幕,全球化借引入工業化和殖民化(勞動力、土地、市場、原材料)完成了又一次進階;從“梅特涅均勢”開始,歐洲人開啟了對全球化制度性的探索(殖民宗主國如何分配殖民利益以取得歐洲本土和平),一戰後的國聯和共産國際都是全球化制度化的嘗試,但結果並不好;二戰後在美蘇主導下終於建立了第一套比較成功的全球化制度框架,即聯合國、IMF、關貿總協定(今天的WTO)、世界銀行,但在冷戰背景下實際存在兩套區域化體系,即美國主導北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和蘇聯主導的華約/經互會計劃經濟體系,再加上中、印等游離于兩大體系外的國家群(多為“不結盟運動”成員),可以説冷戰中的全球化是分裂的;隨著柏林墻倒塌、蘇聯體系解體,美國則壟斷了全球化的最終裁判權,第三世界國家開始歸附美國體系,形成了全球化在“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的統一;但是2008年經濟危機至今,西方出現了普遍的保守主義和“逆全球化”傾向,這暗示全球化即將迎來一次新的調整,因為太多國家在美國聯盟體系外發展和崛起(美國有三套聯盟體系:北約歐洲聯盟體系、美國-以色列中東聯盟體系和美-日、美-韓東亞聯盟體系),而幾乎所有資源國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離開全球化就意味著未來發展前景走向“安樂死”。所以本文判斷,全球化符合歷史趨勢,不會逆轉,但會波折和調整,每次波折後會自我升級,目前這次全球化調整的時點也符合“康得拉季耶夫長波理論”的過渡曲線。

二,上一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特點與問題

1,海權延伸,陸權阻滯: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歐洲開闢了全球航運和港口鏈,進而在此基礎上輻射到各個沿海地區,使得各國沿海港口城市群迅速崛起。上一輪全球化的基礎是“海運”,但本質上卻是“未完全全球化”,它的負面效果是使得沿海和內陸地區的發展程度差距越拉越大,蓄積社會矛盾,其反彈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東西海岸受益於上一波海洋全球化的經濟發達地區,如紐約、加利福尼亞等地,大都支援自由派的希拉裏,而中部內陸地區經濟落後,幾乎全部支援保守派的特朗普。

2,中心-邊緣模型分工體系:

上一輪全球化形成了一套“世界分工體系”,極大地整合了全球産業鏈效率。但問題在於,全球分工參與者的內部變化趨勢被忽略了,即新興國家憑藉後發優勢,其發展速度會普遍快於先發國家,雖然後發國家在現代化資本積累初期會甘於做代工(如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但當其發展到某個階段,隨著內部生産消費結構升級,後發國家必然開始追求趕超先發國家(同時也會激發地緣政治野心),並開始自己的全球化佈局,有型的表像就是‘對外投資大於吸引外資’,這種變化將提高維持現有全球化結構的成本,破壞舊有世界分工體系的穩定性。從殖民時代開始,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以部分國家的犧牲為代價的,其根本原因是資源有限性和分配不公,上輪全球化模型中由於發達國家掌握了資本和核心技術,在中心-邊緣模型分工體系下,它們攫取了大量的非對稱利益。

3,文明壓制: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由西方發達國家引導的,這個國家群的主體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基於“一神教”的特性,基督教文明(尤其是新教文明)擁有相當強的征服性和排他性,所以上一輪貿易、資本的全球化也帶來了西方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全球化,其表徵就是推廣“普世價值”和輸出“民主革命”。這本質上屬於亨廷頓“文明衝突論”背景下的一種文明壓制現象,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的擴散化就是這種矛盾下的産物之一,而基於文明/宗教價值觀的矛盾在現有制度安排下幾乎是不可調和的。

4,資本、貿易自由化,人口、科技壁壘化:

上一輪全球化進程中,構成全球化的四個要素——資本、貿易、人口和科技——並未全部“自由化”。事實是,目前只形成了資本和貿易的自由化,在成就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現代化的同時,也導致發達國家出現産業空心化和資本金融化。直接的結果是: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急劇增大,傳統産業工人失業率上升。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仍然通過嚴格的移民政策和技術壁壘(如“巴黎統籌委員會”)來控制人口結構和新技術擴散,以保持“先發優勢”。全球化四要素的自由化程度不同引發國家間矛盾,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政府-輿論-資本三者之間舊有的平衡性又被打破(三者本來應是互相制衡關係,但過去三十餘年來,輿論被資本控制,變成只監督政府而放任資本,而政府監管資本的權利也被大大限縮),導致資本勢力一家獨大,政府變成資本的傀儡,其典型表像就是美國奧巴馬政府主導的TPP協定中的投資者-國家仲裁機制:即ISDS(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機制,其本質是試圖引導資本力量淩駕於主權國家政府。

5,霸權化和圈子化

當前國際體系存在法理代表性問題,即發達國家(OCED、G7、UE等)掌握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發展中國家則通常集體失語。以美國聯盟體系為軸心的世界秩序有著天然的全球治理層面的“特裏芬難題”,即美國安全聯盟體系和整體國際體系間的利益矛盾無法平衡,當而這出現衝突時,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國選擇盟友利益還是全局利益是兩難。美國無法對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型經濟體(有的擁有核武器)提供“美日同盟”或北約式的軍事保護承諾,導致這些區域強國必需做到安全自主化,後者決定了大國們的“對外戰略獨立”,不可能完全臣服於美國領導。綜上,基於傳統安全邏輯的“多極化”是必然趨勢,所謂“美國的相對衰落”指的實際上是“政治領導力”,而非絕對實力。

傳統全球化理論認為,區域一體化是全球化的初級階段,全球化是區域一體化的終極階段。但在實際操作中,凡是區域一體化程度高的超國家組織會自然出現一種“圈子化”的內化性,從而抵觸進一步全球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歐盟,在本輪世界經濟危機之前,歐盟80%以上的“外貿”都是在成員國之間進行的,這種“自閉”當然不利於全球化的發展。

三,“共生全球化”:一次逆週期的全球化升級

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存在的問題,本文提出一個新的全球化升級概念:“共生全球化”,其邏輯緣起于中國“大同世界”的傳統政治理想,核心理念一一對應解決上文矛盾:

1,“海陸平權”

針對上一輪全球化導致海陸地域發展嚴重不均的現象,新全球化會要求補足陸權,海陸並舉。在具體手段上,中國、日本和歐洲(德法)的高鐵科技已經提供了陸運技術支援。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就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如中巴經濟走廊未來會輻射伊朗、阿富汗和中亞五國,通過高鐵將內陸國家與大型港口相連,從而促進內陸發展。只有海陸平權的全球化才是完整的全球化。

2,“帕累托改進式發展”

經濟學上的“帕累托改進”原理,指在不損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基礎上改善一方或多方利益。這是“共生全球化”的核心理念,即“利用新科技革命和國際體系調整的契機改革現有分配機制,要求所有參與全球化的國家在以不傷害他國核心利益為前提的條件下實現自我發展和共同發展”。新全球化必然要求一個更加平衡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模型,以消除上一波全球化積累下的“全球治理赤字”,今後的博弈模型應更偏向“雙贏”而非“零和”。

3,“文明民主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的達沃斯論壇主旨發言上強調“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這種提法看似和美歐主張的平等包容的“政治正確”無甚區別,但實際上區別相當大:後者適用的範圍是在國家內部(即有序社會前提下),而西方國家在處理國際事務時的慣性思維前提是“國際體系無政府性”,即無序叢林法則,所以美歐處理國際事務的原則是以“西方普世價值”為單一文明體系去“同化”其他文明,和“世界文明多樣性”完全相反。新全球化的改良應儘量避免“文明衝突”,而強調“文明共生”。“共生”一如硬幣的兩面,“衝突”只是其中一面,是文明競爭的極端化表現,而“尊重和合作”是另一面,如何找到二者的平衡是未來的挑戰之一。

4,“全球化要素擴散效應”

新全球化在資本、貿易自由化的同時,必然提升科技、人口的自由流動性,預計民用普惠科技的技術自由化較容易達成,因為一方面網際網路使得新技術擴散週期持續縮短,另一方面隨著“共用邏輯”深化,會有越來越多的技術開發者主動公開技術。人口(部分)全球自由流動是最困難的,卻不是完全不可行,比如通過網路和技術手段可以首先達成認知全球化,再比如以大城市為單位元的人口全球自由流動會比以國家為單位元更容易達成。

5,“去霸權化”與“聯合領導”

如同網際網路天然具有“去中心化”屬性一樣,新全球化也天然具有“去霸權化”的屬性,當世界聚焦“中國會否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全球霸主”的時候,中國卻發出“不謀求稱霸”的聲音。個中原因其實不難理解:中國希望最終實現和平復興,途徑就是力圖有效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質是聯盟陷阱,盟國將盟主拖入直接衝突,所以中國堅持“結伴不結盟”原則;“金德爾伯格陷阱”本質上是無序體系下的權責對等,中國以特朗普上臺給世界帶來不確定性為契機,將自己塑造成“全球化的旗手”,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變化帶來一個相對確定的標的;中國在達沃斯論壇上強調維護“多邊主義”,這樣未來如果特朗普回歸雙邊主義的“美國優先”無法給其盟友和世界帶來好處,那麼中國的“一帶一路”和RCEP/FTAAP將會迅速填補國際體系變革過程中的全球治理權力真空,而這兩個計劃提倡的都是“共贏式的聯合領導”,尤其對於歐盟來説,當TTIP吹響喪鐘的時候歐盟大概率會轉向配合中國的“一帶一路”。

長歷史視角看,全球化進程是不可逆的,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中,以西方為首的全球化驅動力集團過度強調了全球化的益處,而刻意掩蓋了全球化的問題,導致全球化發展不平衡,問題積重難返,集中爆發,由此發達國家又矯枉過正,進而出現了“逆全球化”現象。這兩種面對全球化的態度都不正確,這次所謂“全球化危機”最有價值的意義在於引發了人們對全球化“雙面性”的思考,相信以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為起點,世界將開始冷靜下來,仔細思考如何應對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從而再次推動全球化的新發展。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72_1565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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