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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日合作需持之以恒、積累共識

袁衝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

當地時間5月10日中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東京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紀念活動暨歡迎李克強總理訪日招待會併發表演講。新華社記者 龐興雷 攝

5月8日至11日,李克強總理訪問日本,並參加了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中國總理時隔近8年再次訪問日本,可以説是中日關係發展過程中的又一重要節點。但從另一方面看,相對於中日兩國的地理臨近與經貿關係的密切,兩國政治關係持續冷淡了相當長的時間,可以看出近年來的中日關係發展並不順利,兩國關係中較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或將持續存在。

此次訪問,中國向日本釋放了諸多善意,雙邊合作水準提升了一檔,顯示了中方對中日關係的重視,也説明中日兩國合作共贏的重要性。

在經濟上,中方對推動中日經濟合作態度積極,並向日方推出了利好政策,如同意給予日方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擴大進口日本大米等等,兩國就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加強在第三國的民間經濟合作也達成了共識,在社會保險、自由貿易等政策方面也在積累共識。中日本幣互換協議談判也達成了原則性共識,為中日兩國深化經濟合作拓寬了道路,其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在政治關係上,未來雙方高層交流的增加將改善兩國政治氛圍,也有助於推動雙邊具體合作。兩國就海空聯絡機制達成協定,並加強防衛部門間的交流,特別是加強校級軍官間的交流,有助於緩解兩國在安全上的緊張對立情緒,為未來合作培育共識。

中日關係“雨過天晴”,也將有助於東北亞地區的穩定與合作。

當前東北亞地區局勢可謂瞬息萬變,朝鮮調整政策後,相繼與中國、南韓及美國展開外交互動,地區局勢從數個月前的劍拔弩張向相對和緩的方向發展。中日作為東北亞地區前兩位的經濟大國,政治關係持續冷淡既不符合當前地區形勢發展的大勢,也對兩國利益不利。

中國向來對中日關係的發展持積極的姿態,只是由於近年來日本在對華認識與政策上出現了一系列偏差,才使得中日關係出現波折。從去年以來,安倍政府不斷就發展中日關係釋放積極信號,如在“一帶一路”倡議上調低了過去唱衰與抵制的基調,多次表達支援與參與的意願,並派代表團參與了去年5月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日方也利用中日執政黨交流的平臺,向中國傳遞希望改善關係的意願。2017年舉行了兩次執政黨交流會議,就推動雙邊關係發展形成了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據媒體報道,在去年8月15日,以及去年秋季和今年春季的靖國神社例行大祭期間,安倍內閣閣僚並未有人去參拜。儘管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實質立場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但也可以認為安倍政府為緩和與周邊國家關係的確採取了一些行動。

安倍政府對華政策的變化是其在形勢變化之下政策調整的必然結果。

首先,安倍的對華戰略外交作用未能收到成效。安倍在2012年底上臺後提出了“俯瞰地球儀的外交”,這實質上是之前“價值觀外交”的變種,其邏輯是將中國視為挑戰者乃至威脅,希望在國際社會散佈營造“中國威脅論”,拉攏盡可能多的國家來針對中國,從而形成日本在對華政策上的所謂優勢,最終壓迫中國讓步。這一方面顯示了日本在面對中國時的不自信,另一方面也顯示日本不甘心在地區格局中居於中國之下。

安倍上臺後前後出訪了七八十個國家,成為戰後出訪國家最多的日本首相。但其外交並未能如其所願,在國際社會並沒有形成反對中國的“大合唱”。日本曾經希望以“南海問題”為抓手,但最終中國與南海問題相關國家關係順利推進,日本繼續炒作此問題顯得與現實格格不入。安倍在世界各地“宣講”“中國威脅論”的收效也不大,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推動使得各國認識到了與中國合作帶來的機遇與發展潛力。

再次,安倍“戰略外交”的其他支點也遇到了不少麻煩。在日美關係上,安倍自詡為與特朗普私人關係最好的外國領導人,並對其與特朗普的“高爾夫外交”頗為自得。但日美關係發展顯然並未能像其與特朗普的私人關係那樣“看起來很好”。特朗普上臺後馬上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宣佈盟國應該承擔更多責任。這讓寄希望於“日美共同對抗中國”的安倍大失所望,或者説心急如焚。安倍在特朗普當選後尚未上臺之時就與其會見,勸其回心轉意,但沒有成功。

近期,在貿易問題上,特朗普將日本視作“佔了美國很長時間便宜”的國家,不但拒絕給予其鋼鐵及鋁産品關稅豁免,還強硬地要求進行日美雙邊貿易談判。在朝鮮問題上,美國迅速轉向與朝鮮對話,讓跟隨美國採取對朝鮮強硬政策的日本又一次産生了被“越頂”的感覺。3月底,日本外相甚至聲稱朝鮮正在進行下一輪核子試驗,試圖以虛假事實來帶動國際輿論的走向,維持對朝鮮強硬政策,避免日本在新一輪與朝鮮對話中被邊緣化。安倍也不斷表示要堅持對朝制裁,保持對朝壓力。日本在朝鮮半島局勢調整中試圖以拉升緊張態勢來凸顯自身存在,同時為其國內軍事能力建設營造氛圍。但這難以改變當前半島緩和的大勢。總體而言,日本對美國政策調整作為空間有限,這也讓安倍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國內批評。

另外,在對周邊國家外交上,安倍的“看點”外交舉措收效不大,面臨的質疑聲音增加。如在對俄羅斯外交上,所謂的用“新方式”解決日俄領土問題實際並未能受到太大成效。在對南韓外交上,在樸槿惠政府末期達成的日韓“慰安婦”問題協議實際上被文在寅政府擱置。

第三,安倍內閣面臨的執政挑戰不斷增加。9月份,自民黨將舉行總裁選舉,安倍能否順利當選,將直接關係到他能不能執政到2021年,其規劃中的修憲、東京奧運等問題能否在其手下順利實施。但“森友學園”、“加計學園”醜聞捲土重來,並牽扯到財務省文件造假、財務省事務次官性騷擾女記者、防衛省文件“丟失”等等政府部門的醜聞,讓安倍政府支援率下降,執政出現危機。

安倍政府雖有改善中日關係氛圍的意願,但當前中日關係中存在的敏感問題仍然存在,日本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並未有根本性轉變,兩國關係的發展可能會再度受其困擾。從當前日本的外交政策看,追隨美國,強化日美同盟仍是其國內的基本共識。改善對華關係符合安倍政府的現實需要,但其國內的政治精英們未必從內心接受中國的發展,主動尋求與中國的戰略契合。例如,日本仍將發展TPP作為其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方向,未來日本在推動東亞地區合作中能夠發揮何種作用,還要看日本對RCEP及中日韓經貿合作具體採取何種政策。

當前中日關係的轉圜,無疑將會使安倍在執政上加分,有助於其一掃近期陰霾的執政形象,提升支援率。同時,安倍也與中方就年內訪華達成共識,如其在9月總裁選前成行,也會形成短期效應,改善其執政形象。雖然我們常常講在中日關係中“以民促官”,“以經促政”,但實際上,政府間關係的調整變化在中日關係發展中起到了引導性的作用。

對於當前日本在發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姿態,中國已經予以積極回應,兩國關係有望在近期內形成良性互動,從而推動中日關係整體氛圍的改善。未來日方還應持之以恒,恪守其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及四點原則共識中的政治承諾,才能推動兩國關係穩定向前。(責任編輯 郭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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