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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修憲看中國制度和中國道路

參考消息網3月19日報道 三月伊始,中國又進入了兩會季,引來全世界的矚目。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的兩會不僅成為中國討論國之大事並形成廣泛共識的最高殿堂,也成為向國內外展示中國制度和中國道路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而今年的兩會又因修憲等重要事項而格外引人注目。

這次修憲的特殊意義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引起了海內外媒體的熱議。一些西方媒體在報道中故意就涉及黨的領導和國家主席任期的內容大做文章。西方一些人對中國的誤判持續了數十年之久。其實,中國崛起及其制度演變有其內在的邏輯,西方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正讀也好,誤讀也好,反讀也好,都不可能改變這種邏輯。

今年人大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一條中增寫了“中國共産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對於這個修訂,有必要了解一下“八二憲法”産生的歷史背景。1982年起草現行憲法的時候,整個國家剛剛經歷過文革混亂,國門也才打開不久。許多人一下子看到西方的發達和我們的差距,於是一些人認為西方的制度代表了人類的未來。所以當時不少人認為新憲法中不宜提黨的領導。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堅持沒有黨的領導,中國就會天下大亂,就會葬送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所以他堅持憲法中必須明確寫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改革開放取得了許多成績,但不少國人,包括相當數量的黨員幹部,還是缺乏制度自信,不願提黨的領導。社會上對黨不信任者有之,謾罵者有之。當人們指出謾罵共産黨屬於違憲,謾罵者卻振振有詞地説:黨的領導只載于憲法序言,並沒有出現在憲法正文中,憲法序言屬於政治宣示,不具“可訴性”,所以談不上違憲。換言之,他們認為序言與正文中的內容不具備同等的法律效力,甚至認為憲法序言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無視了中國憲法及其法律效力的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但這種誤讀並未因此而完全消退。在這個意義上,這次憲法修正中明確把黨的領導寫入憲法正文第一條,從而徹底杜絕這種誤讀。它既反映了中國政治制度“最本質的特徵”這一事實,也展現了我們今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巨大成功基礎上所確立的制度自信。

過去三十來年,我們目睹了蘇聯解體、南斯拉伕崩潰及其對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和災難;目睹了一場又一場顏色革命帶來的社會分裂、政治動蕩和經濟凋敝;目睹了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一些過去還算和平,甚至較為繁榮的國度隨著西方勢力的捲入而瞬間陷入戰亂殺戮,變得滿目瘡痍。我們也看到西方國家自身一個接一個地陷入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政治危機而難以自拔,西方和西方模式走衰的大勢看來已無法逆轉。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準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過去五年中,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大步邁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臺的中心。這種鮮明的對照使中國社會形成一種基本共識: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維護了國家的獨立、穩定、團結,使中華民族得以在這個充滿挑戰和動蕩的世界上脫穎而出,迅速崛起,走向全面復興。今天我們把黨的領導寫入憲法第一條,對於鞏固制度自信,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具有深遠的意義。

我們還要看到,中國共産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共産黨這個“黨”和美國民主黨、共和黨的“黨”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西方的政黨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中國共産黨是遵循中國自己政治傳統的“整體利益黨”,代表整個國家絕大多數人的整體和長遠利益。

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綿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結合,其治國理政的傳統歷來是統一的執政團體,否則國家就會陷入四分五裂,戰亂不已的局面。中國共産黨還是這種政治傳統的延續和發展。從21世紀的國際競爭來看,一個國家是否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政治力量是這個國家是否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一直更看好中國模式。

關於國家主席任職規定的調整也引起了廣泛關注。自1993年江澤民總書記時期開始的實踐證明,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由同一位領導人擔任是一個好做法,它保證了中國的穩定、團結和崛起。但是,在中國共産黨章程中,黨的總書記也好,軍委主席也好,均沒有規定只能連任兩屆。這次在憲法修改中對相關內容做了相應的調整,這樣三者就統一起來了,可謂名正言順。但這不是領導終身制,我們的黨章中有明確的規定,不搞領導終身制,出於年齡和健康原因,還規定了幹部的退休制度。實際上,這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普遍做法,即四年或五年為一個任期,但對於可以連任多少次,一般沒有硬性的規定,像德國的默克爾總理,現在已經進入了第四個任期。

西方歷史上情況更是如此。上世紀30年代,為擺脫嚴重經濟危機而推動“新政”的美國羅斯福總統連任兩任,隨後又帶領美國應對二戰再蟬聯兩任,至今被多數美國人推為最偉大的美國總統之一。德國二戰後恢復重建時,阿登納擔任德國總理長達14年(1949-1963),被公認為醫治戰爭創傷,創造德國經濟奇跡的領袖人物,甚至被推為德國歷史上最傑出的總理。西方這些領袖人物長時段的任職有以下三個特點,即關鍵時刻、優秀領袖、合法合規,具體地説就是發生在國家命運轉折的關鍵時刻、具有使命擔當而且政績被百姓廣泛認可的優秀領導人,同時也符合本國的法律規定。

無疑,中國今天正處在由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關鍵時刻。中國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接近實現自己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同時這也意味著國內外各種新舊矛盾和挑戰層出不窮,需要我們進行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也以自己的人格、眼光、擔當、魄力和才幹,以自己在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極為突出的成績,贏得了人民的普遍敬重和支援。中國的制度安排,包括憲法和法律制度,也一直在與時俱進,不僅使好人能脫穎而出,而且使他們能夠做好事,做大事,這實在是國之幸運。此外,與過去西方國家的情況不同,中國是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也就是近100個歐洲普通國家人口之和的規模(也可比較阿登納時期的西德,人口為3500萬到3600萬,羅斯福時期的美國,人口為1.3億到1.4億),其迅速崛起産生的規模效應震撼了世界。中國在改變自己的同時也在深刻地影響和改變這個世界。這一切對中國領導人的能力、素質和使命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從國際政治制度的比較來看,筆者認為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要有“上上策”,兩者的有機結合遠遠好于只有“下下策”的制度。所謂“下下策”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這包括防止壞人做壞事,包括基於年齡和健康的退休機制、包括集體領導制度等。所謂“上上策”就是既要能選出卓越的領導人,也要讓其多做好事和大事。在“上上策”與“下下策”的有機結合方面,中國進行的探索和實踐總體上是比較成功的,包括領導人有序選拔和有序接班的制度已基本形成,從而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像美國小布希總統在任期內可以隨意發動兩場愚蠢的戰爭,在中國今天的政治體制下是不可思議的。這本身也證明美國政治制度中“下下策”的制度安排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不僅無法選出優秀領導人,也無法有效地阻止差勁的領導人做壞事。

中西方制度比較

在中國兩會期間,特朗普總統在沒有取得內部共識的情況下就推出關於進口鋼鋁強行徵稅的措施,並威脅要對中國開展貿易戰,引來媒體的廣泛關注。其實,2017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突破5800億美元。如果像特朗普總統所説的,在兩國間打一場貿易戰的話,兩國都將深受其害。當然,美國也不可能贏得這樣的貿易戰,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必將受到嚴重傷害。

這背後也反映了兩種制度模式的差別。中國模式講的是經濟要“以人民為中心”,而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是“以選票為中心”,這只會使美國社會更加分裂。特朗普徵鋼鋁稅,一般估計直接受益的人連15萬都不到,而由於這一決策而導致鋼鋁價格上漲,間接受到不利影響的人數恐怕是十倍之多。既然這樣,為什麼特朗普還要堅持徵這個稅呢?

這正好反映了美國和不少西方國家民主制度面臨的困境:特朗普徵稅本質上是為了這個小群體的選票,他們是特朗普的鐵桿支援者。“以選票為中心”的經濟和經濟政策,其主要特點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坦率地説,這哪還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西方競選制度的設計很大程度上已經成了“遊戲民主”,競選雙方的差別就在於能否保住鐵桿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關鍵少數,你就可能贏得選舉。

此外,美國政壇亂象不斷,這個制裁方案在特朗普內閣內部都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就匆忙地推出來了,引來國際輿論的譁然,隨後又有內閣重要成員的離職。這種沒有內部共識就推出重大決策的做法,與中國人謀定而後動的決策思路和實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推出一個政策,如五年規劃及每年的計劃,前後都要進行廣泛的協商、磋商,通過民主集中制最終形成共識。中國兩會本身就是討論國之大事並形成共識的最高殿堂,是展示中國通過協商民主就各種重大問題達成最廣泛社會共識的最佳窗口。但特朗普匆匆推出這樣一個不具備內部共識的政策,而且美國的制度安排也無法阻止這種三流決策的出臺。這讓那些把美國政治制度吹得天花亂墜者陷於何等尷尬的境地呀!這種決策水準只會給美國自己帶來越來越多的麻煩,最終加速美國的走衰。

如果説西方政治制度過去在遇到嚴重危機的某些特定時刻,還能産生比較優秀的政治家來治國理政,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制度越來越難於産生具備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政治家,原因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日益僵化和退化。所謂“僵化”主要表現在民主被等同於“形式民主”(即僅關注“政體”和“程式正確”的民主),與“實質民主”(即“政道”,關注政治所要服務的崇高目的)無關。制度“僵化”一個主要原因是西方把“政體”及相關的“程式正確”抬高到了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結果導致任何實質性的改革都難以啟動。比如美國的許多改革需要修憲,但就修憲所需的程式安排,在現有美國政治生態中是不可能達成共識的。

所謂“退化”則主要表現為西方民主正日益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即民主等同於競選,競選等同於政治行銷,政治行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只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這種缺乏“選賢任能”理念的“遊戲民主”所産生的領導人幾乎總是能説會道者多,能幹者少。隨著新社交媒體的崛起,操縱民粹主義的政客也更容易獲得選票,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品質一路走低的一個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中國從“政道”出發,不斷地探索“政體”如何與時俱進,如何適應“政道”的要求,包括修憲和黨政機構的大規模改革,以適應變化了的內外環境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這種從“政道”出發,不斷探索合適的“政體”,既保持了制度連貫性又使其與時俱進,這才是人間正道。

西方一些人過去還敢説:只要制度好,選出一個傻瓜當政也沒有關係。今天敢講這樣話的人不多了。敢這樣説話的人大概在西方也要被多數人看作是傻瓜了。畢竟美國小布希總統執政無方八年,美國的國力就直線下降。畢竟希臘和冰島領導人執政無方,這兩個國家就走向了破産。在日益競爭的21世紀,在中國迅速崛起(包括中國“選賢任能”模式的崛起)的今天,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國家領導人素質好壞將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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