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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向善要靠法規與倫理約束

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日前閉幕,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值得繼續思考的前沿觀點。比如,網際網路大佬馬化騰提出的“科技向善”。簡而言之,意在倡導人類善用科技、避免濫用、杜絕惡用,引導技術和産品放大人性之善。而放眼全球,很多國家以及科技領軍企業都在談論科技倫理,提倡科技應該努力去解決自身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

雖然有識之士早就對科技的二重性發出警告,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科技倫理的建構與科技法規的配套遠遠滯後於科技發展。只要環顧一下生活日常,我們就能明顯體察到科技的負外部性。資訊推送一味迎合受眾的喜好,讓人在虛幻的滿足中深陷“資訊繭房”的桎梏;即時通訊模糊著工作與生活的界限,讓人在倍感便利的同時焦躁不已;處處留痕的背後是數據權屬的曖昧不清,讓人不安於隱私洩露卻無可奈何……可以説,技術成為當代社會的最大變數,但現行的社會治理沒有靈活到足以“包羅萬象”。人們正被動地接受科技發展帶來的負外部性,並在亡羊補牢中奔忙不已,一場關於科技的倫理革命、法規革命確實很有必要。

從長遠看,回答好科技如何糾偏、怎樣向善的問題,更是一種未雨綢繆。想必很多人都有過這種體驗:手中的線越放越長,人對風箏的駕馭感就越來越弱。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人類生活,如果説過去的科技還是精英化的,那麼在當下以及更遠的未來,則是大眾化的、普及化的。

這意味著,科技將觸及更多未知領域,諸多可預見、不可預見的風險正在加速集聚。比如,臉書人工智慧研究所的一個項目中,兩個聊天機器人竟然自行發展出了人類無法讀懂的語言。比如,有科學家預言一百年內人類就可以向“神人”邁進,而就在去年,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誕生了。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其負外部性正加速溢出,甚至超出了人類可控的範圍。如果不能防患未然,我們就無異於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鑒古知今,察往知來。引導科技向善,我們必須弄清科技是如何“作惡”的。技術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原罪”一説,如今顯現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當一種新技術、新業態萌芽時,本身自然存在不完善之處,但各路人馬在利益的驅使下一味地搶佔先機,甚至亂加利用,勢必催生一系列亂象。而監管舉措的出臺、法律法規的制定、社會共識的達成等,往往帶有一定的滯後性,這在無形中加劇著技術的野蠻生長。就拿20世紀的科技發明來説,從核武器到塑膠袋,很多都是毀譽參半。這正反映出科技改變人類社會的深刻之處,一旦“韁繩”套得太晚,這匹“野馬”就要橫衝直撞,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負面影響。

科學的意義,永遠在於展現其天使的一面而非魔鬼的一面,在於為人所用,而非讓人類自毀長城。其間的尺度,完全存乎人心。在面對科技時,我們不能不保持敬畏;在利用科技時,我們既需大智大勇又需至纖至悉。也正是因為要管住“人”,所以科技向善不能空談,必須以科技倫理尤其是嚴苛規則來捍衛。

不妨拿跟你我關聯度很高的網路隱私洩露來説,歐盟于2016年與時俱進地通過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效力層級更高,保護力度更大。一旦觸碰紅線,企業將收穫高達其全球年收入的4%或2000萬歐元的罰款。谷歌曾因將用戶“同意”選項設定為“全局默認設置”,被處以5000萬歐元的天價罰款。説到底,人是科技的尺度,價值觀決定著科技的方向。未來新技術還會層出不窮,社會治理面臨的挑戰勢必越來越多。只有完善規則、管好人心,我們才能充分享受科技紅利。

如果説科技決定了一個時代的起跑速度,那麼價值觀則決定了它最終能跑多遠。永遠不要淪為技術的囚徒,始終恪守著法律法規、公序良俗,堅信“技術為體、文化為魂”,人類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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