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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背景調查就可以阻止槍擊案嗎

近幾年美國密集發作的槍擊案揭示出,過去近10年的經濟困境、族裔衝突、反恐泥潭等困境,導致美國社會矛盾進入了多發期、易發期。

11月5日,美國得克薩斯州東南部的薩瑟蘭斯普林斯爆發教堂槍擊事件,包括槍手在內,造成了27人死、20人傷的悲劇。此次事件的發生地是一個五六百人社區中並不大的教堂,而其造成的傷亡水準卻足以列入歷史名單——該事件成美國歷史上第五傷亡慘重的槍擊事件。

事件發生後,希望找出真相的人們很快還原了26歲槍手德文帕特裏克凱利的人生軌跡和行兇動機,但結果卻直指形同虛設的“槍支管控”。

得州槍擊案,槽點不只在背景調查

按照公開資訊,凱利具有明顯的施暴傾向、曾接受精神病治療,多次具有家暴、控制和侵犯他人指控的劣跡,並於2014年被空軍除名。按照1968年出臺的《槍支管控法案》的規定,精神病史、案底或犯罪記錄、被軍隊除名,其中任何一項都足以阻止凱利“合法”購槍。但現實卻是,這些關鍵的排除性資訊並未被納入相關數據庫,也就無法實現“有效的背景調查”。

無疑,得州教堂槍擊案暴露出美國現有槍支管控,特別是背景調查環節上的重大缺失,但其中的槽點就僅此而已了嗎?

試想,如果凱利在高壓的背景調查下,不能到正規槍店購買槍支,他不是還可以到槍展上或網路上淘到想要的槍械嗎?即便無法再得到新的槍支,在槍支文化盛行的得克薩斯州,凱利從家人或朋友那裏要來槍支的難度也並不大吧?再試想,如此一個對社會、對宗教信仰具有明顯反感情緒的人,並且在案發前曾在網上承認特意買來小狗射殺來進行“瞄準練習”,為什麼還沒能引起警方的高度關注?如果將這些疑問嵌入的話,這次槍擊案所揭示出的問題,顯然並非執法和背景調查那麼簡單。

1775年萊剋星頓的槍聲註定了槍支文化與美國歷史的如影隨形,而從歐洲大陸傳來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理想,也落實為槍支所實現的“自我防衛”。進而,聯邦憲法第二修正案明確為“槍權”正名:“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於是,與國家歷史緊密纏繞的文化以及憲法級別的制度剛性,基本上斬斷了美國“禁槍”的任何想像。

而這半句話也存在著莫大的自由發揮空間:這裡的“人民”是否需要門檻或者需要怎樣的門檻?如何真正執行這些門檻?通過何種方式“擁有”和“攜帶”?關於“擁有”和“攜帶”的限制是否能徹底閉合而毫無漏洞?“武器”到底包括什麼?是否能真正將“武器”只限于“自我防衛”?

這些疑問不但構成了如今美國控槍實踐中的各種紛爭,也在現實中製造出一個個足夠致命的完美漏洞。又加之美國聯邦主義底色所造成的“短板效應”,任何一個州在控槍上的放鬆,都意味著整個國家的倒退。

“頑疾”+“新傷”,美國槍支管控陷僵局

槍支困境可謂是美國社會治理乃至政治層面的頑疾,但目前“頑疾”遇到了“新傷”,進而才變本加厲。

1982年以來,造成10人以上死亡的槍擊事件已有16起,其中有9起發生在2008年以後,即當下的所謂“後金融危機時代”。而且,目前美國歷史上最大傷亡前三位的槍擊案也扎堆在這個時間段中。

這種密集發作的症狀,只能揭示出一個現實,即過去近10年中的經濟困境、族裔衝突、反恐泥潭與國土安全隱患等等困境,導致美國社會層面的矛盾進入了多發期、易發期。似乎所有人都不滿,而那些最極端的人選擇了極端的表達。

現如今,關於槍支“舊傷新恨”的解決之道,最終都會歸結為美國兩黨之間關於到底“人”還是“槍”的問題的水火之爭。顯然,這種由於特殊利益驅動而將矛盾人為割裂的做法,只會陷入無解的僵局。

必須看到,“人的問題”,即作為根源的美國社會矛盾難以朝夕平息,那麼盡可能解決“槍的問題”顯然應被擺上國家的治理議程。但問題是,所有人都清楚需要做一些事情、甚至都清楚需要做什麼事情,但卻始終原地打轉,這顯然是對美國所謂“制度改良能力”、“治理更新能力”的最大否定。

在得州教堂槍擊案發生之後,擔任該州檢察官的共和黨人肯帕克斯頓曾公開建議:防止類似事件重演的唯一辦法,是人們去教堂時要更多攜帶槍支。帕克斯頓的説法,肯定代表著某些陣營的聲音,但一定不會是解決方案,而是下一個悲劇的開端。

刁大明(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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