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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公平而有品質的教育:從“減負”説起

——中國網觀點中國2018全國兩會系列評論之三十七

范永茂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指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教育,既承載著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主要夢想,也是現在我國社會中新的社會矛盾的主要發生領域。

今年全國“兩會”上,教育部長陳寶生在面對中外記者時,坦言正面對一個重要考題,就是如何解決好教育面臨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各種問題,讓每一個孩子都能享有優質又公平的教育。

這其中,陳部長在回答一位記者關於給學生“減負”的問題時説要從學校減、校外減、校外評價減、家長和社會減。的確,這幾年給中小學生課業減負是社會的一大呼聲期盼,也是教育行政部門一直努力做的。

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學生們的課業負擔非但沒有減下來,反而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反應越來越強烈。表面看,學生們在學校的課業少了、時間短了,他們在學校內的負擔的減少卻被課外翻倍的課業所抵消。

在學生家長普遍的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心理驅動下,在校外形形色色培訓機構的雞湯式的誘惑下,“三點半”現象突出,學生走出學校校門,又進入各種培訓校門。此種情況下,不僅加劇了學生負擔,還破壞了教育基本權利的公平獲得性,更帶來了大量教育灰色産業甚至教育腐敗和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

減負不成的“三點半”現象從根本上是教育優質資源和教育産品供給結構出現了嚴重錯位。本來最優質的教育資源的供給地方和最公平的教育機構都是在學校,即便農村的教育資源相對城市要少,落後地區的教育水準比發達地區要低,但是還是有基本的秩序可以遵循,還是有儘量公平的機會給學生們。

那非正常的校外授課則游離在基本教育産品的供給秩序之外,它們佔據了大量優質的教育資源,卻不是按照公平的方式(價高者得)供給。這種教育供給側的結構性和秩序性失衡除了會影響教育這個領域外,還是其他社會矛盾的潛在因素。

坦白講,我們現在的優質教育資源和産品的供給相比群眾的需求是遠遠不足的,在加大供給力度增加相關投入注重內涵式發展的同時,改善供給分配結構使得教育更公平的需求也是迫切的。

要求家長打消焦慮的心理,一夜間關停校外五花八門的培訓機構是不現實的,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對於教育行政部門來説,追求公平而有品質的教育也並不一定意味著整體性的格局發生改變,而是體現為在基本發展格局既定的前提下某一具體政策方面的創新或演進。

由於教育資源具有公共産品性質,所以政府確定的管理制度是推動或阻礙各利益相關者利益實現或利益增長(“帕累托改進”)的突出因素。

那麼,如何發揮看得見的手管理引導教育資源的分配和走向是教育行政部門可以考慮的,也是可以行動的。

此外,如何建立支援改革良好的、合作性的行政和制度環境,包括破除戶籍制度、地區發展不均衡等外部因素所帶來的不公平也是不能忽略的。

所以要解決好影響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深層次體制性因素,包括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依據“差別原則”和“補償原則”來促進教育機會平等,即保障弱勢群體、偏遠地區和社會底層人群的受教育權,給予他們享受優質教育的機會。

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都要發揮。為提高改革方案制定和執行的有效性,中央政府有必要建立一系列保障和激勵機制,將政策推進的不確定性降到最低。

目前,教育部將有些政策的改革權力下放到地方,初衷是為了因地制宜,但不可避免地産生了地方保護主義和地域歧視,因此應由中央總體負責方案設計,統籌各方訴求。這樣才能跳出地方利益的局限,盡可能地消除地方保護主義,保障最大程度的公平。

中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也是一個急劇的社會轉型期,社會利益群體迅速分化與整合,並且不同利益群體對公平和優質的教育的期望與需要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因此,尋找各種利益相關方的合作之路的關鍵在於設計一種創新的制度,建立起一種利益均衡機制,在滿足利益相關者個人理性的基礎上能夠達到集體的理性,並在這種機制下進行有序的博弈。(責任編輯毅鷗)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37_1812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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