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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海洋觀嬗變對歷史進程的影響

發佈時間: 201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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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愛好讀書,善於思考,十分重視歷史的鏡鑒意義,“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他指出:歷史是前人各種知識、經驗和智慧總匯的“百科全書”。歷史,“訴説著過去、定義著現在、引導著未來。”人們總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發展。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研究海洋,必須了解人類海洋觀嬗變對歷史進程的影響。

一,海洋是“共有物”為人類原始海洋觀

人類居住的地球是一個水球,不僅海洋面積佔地球表面積的71%,而且海水的平均深度是3682米,土壤的平均厚度只有5米,適於耕種的沃土平均土層只有幾十釐米。所以,地球的主體是海洋,維持人類生存和決定人類命運的不是陸地而是海洋。海洋誕生了原始生命,是一切生命的基本支援系統,保障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海洋與人類文明的産生和發展密切相關。

人類仰望大海,親近海洋,在生活和生産交融中逐漸認識海洋,海洋觀念不斷更新。古老中國沿海居民,在靠海吃海的實踐中,悟出了海洋具有“舟楫之便,魚鹽之利”的用途,紛紛下海謀生,創造過海洋輝煌。古希臘人善於開拓、求索,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希臘文明,使希臘成為西方文明的旗幟和搖籃。

人類同海洋融合過程中,海洋觀念不斷發展變化。起源於2500多年前的古羅馬法及古代法學家認為:“海洋同陽光、空氣一樣,是大家的共有之物,供人類共同享用。”這是人類最早的海洋觀。當時人類過著靠海吃海的平靜日子,操弄舟楫,採鹽捕魚,並開始交換多餘物品,逐漸形成海上貿易。

2000多年前,地中海地區海上貿易開始盛行,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深受各國青睞,傳播到達歐洲,中國海民創建了海上絲綢之路,同沿途各國人民共同開闢了連通歐亞兩大洲的經濟帶,開創了海洋經濟全球化的漫長歷程。

然而,國家間自由貿易引發的利益衝突頻繁發生,出現了保護商業運輸的軍用船舶,開始將“共有物”變為國家“私産”,打破了人類共同擁有海洋的平靜,海上爭奪與戰爭時而發生。波斯和希臘間打響了大規模的波斯海上戰役,參戰艦船達數百艘,將平靜的海洋變成為血與火的戰場,國家吞併、政權更疊成為社會歷史常態,影響了人類文明和歷史進程。

二,“控制海洋”與“海洋自由”是國際博弈的主要形式

一些古代思想家、軍事家因征服、殺戮而興奮,用武力侵略獲得爆利而鼓舞,紛紛著書立説,創建海權理論,海洋學術空前活躍,一批思想家、哲學家、法學家、軍事家應運而生,相繼登上歷史舞臺。

修昔底德是最早注意到貿易和軍事聯繫的思想家,他的傳世經典《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幾乎涉及了希臘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影響到人類海洋觀的演變。他認為地中海克裏特島上諾薩斯王國的米諾斯國王是第一個組織海軍來保護商業航運,並利用海軍進行征服、擴張國土的成功國王。他進而提出:“海軍是海上強國勢力的來源,它們為國家取得收入,是帝國的基礎。”“為控制貿易市場和經濟利益,國家必須建設海上力量,以控制海洋通道的自由運用,並阻止他國利用海道。”

修昔底德初期的海權思想由西塞羅、色諾芬、狄米斯托利克等思想家歸結為“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著名論點,刺激一些國家大力發展海軍,爭奪、稱霸海洋形成世界潮流。海上戰爭逐步升級,將肉弱強食的“叢林法則”發揮到了極致,影響了世界秩序,動蕩了世界政治格局。於是,璀璨的地中海文明,將光明和財富帶給人類的同時,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將戰爭災難遍佈世界海洋,一些強國開始侵略、征服和殺戮,製造了海上強國此起彼落、興衰更疊的戰亂歷史,給人類帶來了來自海洋的深重災難。

1609年,荷蘭著名法學家格老秀斯出版了《海洋自由論》,認為“海洋是不可佔領的,應向所有國家開放,供他們自由使用。”“各國擁有自由航行和海外貿易的天賦權利。”顯然,海洋自由論挑戰海洋強國稱霸海洋的殖民、擴張行為,回歸到“海洋是人類共有物”的原始海洋觀。千百年來,世界上海洋爭奪與戰爭從未停歇,“海洋自由”和“控制海洋”成為大國博弈的主要表達形式。格老秀斯為代表的閃耀著國際法思想光芒的真知灼見,蘊涵著海洋是人類共同財産、各國應當互相合作、和平使用海洋的思想,奠定了現代國際法的基礎,至今仍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19世紀末,美國海軍上校馬漢的《海權論》出臺,它繼承了“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的古代海權思想,進一步總結歷史,提出了“所有國家的興衰,決定因素在於對海洋控制”的系統理論。馬漢《海權論》的核心觀點就是:利用強大艦隊,通過戰爭手段,達到稱霸海洋的戰略目的。它順應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海洋擴張時勢潮流,適應了美、英、德、法、日等西方國家海洋擴張戰略的需要. 激發了“鋼鐵時代”歐洲海軍的強烈復蘇,推進了西方國家利用海軍征服世界的歷史。並促進美國海軍迅速崛起,把勢力範圍擴展到了西太平洋,造就美國成為海洋新霸主,馬漢被吹捧為“海權鼻祖”。

然而,馬漢的《海權論》不是海洋“聖經”,只是在特定時代、特定國家的歷史産物。隨著時間推移,《海權論》與海洋形勢發展形勢漸行漸遠,必然被歷史淘汰。正如英國軍事家評論:“海軍主義者也許是過分誇大了少數西方國家在一個十分有限的歷史時期曾經有過而在以後可能不再出現的獨一無二的經驗”,“用簡單的征服殖民地的方法奪取領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而海權的某些好處也隨之消失了。海權的一般作用隨著形勢的自然發展,正從故意拔高的頂峰降了下來。”

中國外長王毅在今年“兩會”記者會上回答記者講:“中國人的海洋觀推崇鄭和,看重的是海洋合作;而有些人信奉的是馬漢,熱衷控制海權。”這裡,鄭和的“和”及馬漢的“霸”,形成鮮明對比。我們必須擯棄馬漢時代的《海權論》,給新時代的海權觀賦予新的內涵。

回顧海洋史,海洋一直是各國爭奪、衝突的重要場所,也是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場。一些海洋國家因控制、稱霸海洋而興盛,又從海洋拼搏中衰敗,演繹著爭鋒稱雄、此起彼落的亂世格局,這便是製造“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依據。平靜的海洋淪為血與火的戰場,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血腥災難。

伊比利亞半島輝煌一世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小國,演繹了“向海擴張,由海退縮”的歷史過程,被迫退回到它出發征戰的本土。歷史昭示,雖然依靠窮兵黷武一時控制海洋,獲取鉅額財富,一時支撐繁榮富國。但把國家的發展押在侵佔和搶奪別國主權和財富上,最終必然導致內外交困,無可挽回地急劇衰敗,決定了他們必然回到們遠征出發地的宿命。

然而,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了平等和主權原則,但將國家主權絕對化,製造了國際間“零和博弈”、爭奪不息的困境。從150多年前《日內瓦公約》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到70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確以“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為”、“促成國際合作”為宗旨,但未能制止世界上軍備競賽和武力威脅,冷戰思維依然存在,讓世界處於“核恐怖陰影”和冷戰對抗威脅狀態,當今世界仍然很不太平。

如何實現人類的普世願望,遵循國際法重塑海洋新秩序,摒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繼續爭霸海洋,真正實現“和平使用海洋”,開創一個由各國共同管理海洋、共用海洋資源的新局面,這是人類當前面臨而必須處理的最大課題。人類應該鏡鑒歷史,找出根本解決之道。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新年賀詞中説:“我真誠希望,國際社會攜起手來,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把我們這個星球建設得更加和平、更加繁榮。”中國創導各國“共建一個和平、合作、和諧的海洋”,便是當今最新的海洋觀和共同的行動綱領。

三,國際海洋法回歸“人類共同財産”的歷史原點

縱觀世界歷史,理念引領行動,方向決定出路,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點評當前世界變化特點,“數百年來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範圍等方式爭奪利益和霸權,逐步向各國以制度規則協調關係和利益的方式演進。”世界殖民體系瓦解,傳統的大國爭鋒、武力爭奪瓜分海洋的形式已經成為歷史,新興國家獨立和日漸壯大,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國際社會正向國際制度規則交鋒來實現利益分配,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捩點上。

基於海洋是世界大通道和人類尚未開發的最大資源寶庫,海洋事業決定著一些國家的興衰強弱,海洋必然成為國際競爭、爭奪的主要領域。尤其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施“由海向陸”戰略,繼續推行海洋霸權,海洋成為製造事端、引發國際干預戰爭的重要場所,戰爭威脅主要來自海洋。人類如何降低、消弭來自海洋的戰爭威脅,實現和平、公平地開發深海資源,以滿足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是“海洋世紀”人類面臨的關鍵性課題。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聯合國召開了“第三次海洋法會議”,通過了一部影響人類發展進程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公約》)。它集中了人類的智慧和創建和平海洋的願望,基本反映了世界發展潮流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儘管《公約》並不完善,大國利益和強權影響顯見,尚有一些不確定性的爭議條文,正被一些國家操弄製造不安定的海洋局面。但國際社會公認為《公約》正將改變著世界秩序,有利於各國一起共同營造“和平之海、友誼之洋”。

《公約》將世界海洋35%的面積歸屬沿海國管轄,而將65%的海洋主體定為國際海域,這是世界海洋歷史上第一次以和平方式、共同協商來實現的世界上最大範圍、也是最後的海洋大分割,並規定世界各國將用和平、合作的方式從事海洋活動和開發海洋資源,從法律層次上終結了一些海洋強國推行戰爭來爭奪、瓜分海洋和稱霸海洋的歷史。

《公約》傑出的革命性的重大貢獻,未雨綢繆,將佔世界海洋面積65%的國際海底區域及其所有資源法定為 “人類的共同繼承財産,並由聯合國組成的“國際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類的利益,按照利益共用、用於和平目的、為人類可持續發展三個基本原則進行海底資源的勘、開發和實施國際利益的公平分配。由此宣告一個嶄新的全球化生産和財政系統在海洋上誕生,創建了海洋新制度、新秩序,將更新人類的生存和生産方式,從法律範疇將海洋回歸到“大家共有物” 的歷史原點,將人類海洋觀提升到了最高境界,是現代海洋法律發展的里程碑。

海洋在歷史上創造了人類文明,為人類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提供物質基礎。今天《公約》將國際海底及其所有資源規定為“人類的共同繼承財産”,擔當著全球化的引領、示範作用,為促進海洋事業健康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其積極意義無論如何高度評價都不會過分。

習近平總書記創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同《公約》確立的海洋是“人類的共同財産”的法律制度深度融合。海洋“共同財産”制度是國際化的法律基礎,“命運共同體”是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珠聯璧合開創一個由各國共建、共管、共用海洋資源的新時代,人類見到了來自海洋的希望曙光。

作者:陸儒德,大連艦艇學院原系主任、教授。當海軍50多年,擔任我國第一代導彈艦艇教學,參與駕駛我國第一艘國産萬噸輪首航國外,在我國首次南極考察中榮立集體一等功,授予全國“航海終身貢獻獎”。退休後出版了十幾部海洋專著,有的填補了中國海洋史的空白、入選“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工程、翻譯成英文版參加國際書展。在全國作學術、科普報告千余場,發表文章400多篇。我國知名海洋學者和軍事評論員。本文節選自《中國海洋發展戰略研究》,由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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