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早晨八點，北京市西南約15公里處，豐台區永定河上，來參觀盧溝橋的遊客已經排起了長隊。
天氣悶熱，一絲風也沒有，空氣有點稠乎乎的。家住盧溝橋西頭的鄭福來老人頭頂遮陽帽，緩緩從家裏走出來。作為盧溝橋抗戰史的義務講解員，到現在鄭福來已經堅持了66年。
“我七歲那年想上私塾，家裏給我買了一個書包，黃色的，上面繡倆黑字就是‘書包’。那時候非常高興。”鄭福來講述起80年前的過往，任何細節都不放過。
盧溝橋售票員、景區裏的小販、附近的攝影愛好者都知道他，“我們都很支援他的工作，有人義務講解這段歷史。讓天南海北的遊客，新一代的年輕人回顧歷史、緬懷歷史，很難得！”附近的鄰居對記者説。
一生未離盧溝橋
1931年生於盧溝橋畔，1937年親歷“七七事變”，1950年土改成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支部書記，1952年當選為盧溝橋鎮第一任鎮長……鄭福來從出生開始，就沒離開這個地區，大部分時間在這裡工作。
“7月7日那天天還沒亮，槍炮聲就響了，過後才知道，第一炮就把縣政府大廳打塌了，炸死兩三個人。”鄭福來對中國網記者説。
原本準備去上學的鄭福來，生活節奏被炮彈打亂，幾天后，他帶著妹妹隨著母親，逃難去了保定。
保定很快被日本人佔領，人生地不熟的一家人最終決定回家，“逃難的時候我母親説你攥住了，如果你要撒了手，丟了就再也找不著我了，”鄭福來回憶説，他牢牢抓著母親的後衣襟，手指頭把衣布都抓透了。
“逃難歸來的途中，鐵路兩旁堆滿了屍體，橫躺豎臥著，有被捅死的，有被搶打死的。”據鄭福來回憶，他的姨家挨著鐵路邊上，上她們家得爬坡，這一趟將近走了90多裏地。
到達目的地時，鄭福來兩腿痛得已經不聽使喚，腳後跟被磨破，血沾到襪子上，襪子上的血又沾到鞋幫上，根本脫不下來。
再回故里，鄭福來發現早已物是人非，到親戚家逃難的父親和奶奶沒見著，岱王廟旁飄揚的紅綢子沒見著，取而代之的是站崗的日本人。
“亡國奴沒尊嚴，受盡敵人的擺布，”鄭福來説，“我是盧溝橋人，不忘過去咱們中國受欺辱的歷史，中國人應該要有根，要做有根有魂的中國人。”
曾經的文藝青年到義務講解員
從1951年鄭福來接待美國友好人士、著名記者作愛潑斯坦開始，鄭福來就與義務講解盧溝橋事變的歷史，結下不解之緣。
“我從來沒有阻止過他，夏天天熱，會讓他傍晚再去盧溝橋。”鄭福來的老伴李春生和中國網記者説。
李春生是河北保定人，1939年出生，比鄭福來小了八歲。“我們認識兩周就結婚了，按現在時髦的説法，算是閃婚吧，”李春生對記者説。
家裏的電視機裝了兩個音響，這是鄭福來強烈堅持買的。“他喜歡唱歌，愛唱鄧麗君的歌，他還老説自己是當歌手的料，”李春生説。
“大橋七七遭劫難，亡國之苦倍悽慘……”平日裏，鄭福來會自己做兩首打油詩，或者抄一些詩集。
“他的詩集我全看過，”鄭福來的妹妹鄭淑蘭説，“我56年才出生，比大哥小了整整25歲，過往的歷史都是他告訴我的。”
在鄭福來的家中，保存著一位中國台灣中學教師的手寫來信。這位老師將對鄭福來的拜訪寫成了書，書名叫《老人與橋》，記錄鄭福來老人與盧溝橋的故事。
鄭福來退休後，有了更多的時間去做盧溝橋歷史的義務講解工作。至今，鄭福來已經接待過70多個國家的外賓和數以萬計的參觀者，去軍營、學校、政府機構和企事業單位做過講解，但從不收錢。
曾經有一名遊客，在鄭福來講解完後塞給他100元錢，鄭福來當場退回給了這名遊客，“我是義務講解員，我從精神上認為這是一種責任，要自覺。”
中日青年都應正視歷史
日本文部科學省2017年3月24日發表教科書檢定結果，2018年開始使用的教科書裏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載沒有明確死難人數。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當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敦促日本政府本著對本國人民、對歷史、對鄰國負責任的態度，以正確的歷史觀教育國民，不要以錯誤的歷史觀誤導下一代。
中日友好人士山口直彥曾在2000年隨中日青年交流項目訪問中國的時候，去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之後他還去了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以及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看到紀念館裏的陳列，我的心感到疼痛，我覺得這樣的事情必須不能再發生，”山口直彥告訴中國網記者説，“我自己是學生時代參加了中日青年交流項目，從中學習到了很多，那是一次有意義的經歷。”
“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我跟日本來的朋友一直講這個，日本的侵略罪行必須講，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必須説，我們是近鄰，中國有句老話，遠親不如近鄰，互通有無，”鄭福來説。
“歷史教育應該從年輕人開始，銘記先烈們的犧牲與奉獻，深化對民族國家的認同與熱愛，將來才能成為祖國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趙淑梅對中國網記者説。
“感覺來到盧溝橋，聽到鄭福來老人講解這段的歷史，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來自河北的張源今年15歲，和父母一起到盧溝橋旅遊。
“我有責任把這段歷史告訴晚輩。”鄭福來説。
（文字/王夢澤 趙曉雯 策劃/陳維松 黃富友 攝像/王夢澤 黃富友 趙超 吳疆 剪輯/黃富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