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老奔著三甲醫院，這次通過我爸爸的病，我覺得二級醫院的醫術不比三甲醫院差。”清華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玉泉醫院）病患家屬馬駿對中國網記者説，“現在有病了我就來這兒，需要開藥我就去社區醫院，很方便。”
馬駿的父親今年已經93歲，2015年1月4日突然消化道大出血，被120送進一家三甲醫院做緊急治療，但該院病床緊張，她加錢租了個床位，位於急診室的走廊裏。因為“穿堂風”，她的父親突發高燒轉而肺炎，“勸你把你爸轉到二級醫院去，那裏照顧能比我們這兒強，這兒真住不上。”當時的主治醫生對馬駿説。
這種情況並非個例。一位腎結石病患的家屬魏倫全對記者説：“最初，我帶我媽媽去三甲醫院看病，但排隊等待時間太長，就來了這兒，特別快就好了。從我掛號到安排手術，總共也就1個多小時。術後輸液期間，護士和大夫隨時過來詢問情況。”
“分級診療，就是普通的病在社區診所、基層醫院就診，而大型的三甲醫院‘主攻’疑難重症。這樣，患者的就醫條件能夠改善，得到的醫療服務也能夠更好。”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原副院長丁潔説。
2017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7年將分級診療試點和家庭簽約服務擴大到85%以上地市。
“看病難”難在三甲醫院
根據《醫院分級管理辦法（試行草案）》、《三級綜合醫院評審標準（2011年版）》、《二級綜合醫院評審標準（2012年版）》等相關文件，我國將醫院按功能、任務不同劃分為一、二、三級。根據2011年《醫院評審暫行辦法》等文件，醫院評審週期為4年，根據評審結果確定為甲等、乙等、不合格。
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網站《三級醫院醫療服務能力標準（綜合醫院）》（徵求意見稿）中的描述，“三級綜合醫院的主要功能是向幾個地區提供高水準的臨床專科醫療服務，解決急危重症及疑難複雜疾病診療，接受二級醫院轉診，對下級醫院進行業務技術指導和培訓人才；完成培養各種高級醫療專業人才的教學和承擔省以上臨床科研項目的任務等。”
“看病難主要在三級醫院。病人都是希望到更高、更大的醫院去看病，很多普通的疾病都擠到三級醫院去了。”清華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玉泉醫院）院長張玉琪對記者説。
國家衛計委于2017年2月24日發佈的《2016年11月底全國醫療衛生機構數》中統計，截至2016年11月底，全國醫院共計2.9萬所，其中三級醫院2202所，二級醫院7851所，一級醫院9071所。
而國家衛計委發佈的《2016年1-11月全國醫療服務情況》則顯示，2016年1到11月，全國醫院總診療人數29億人次，其中三級醫院總診療人數14.2億人次，二級醫院總診療人數11億人次，一級醫院總診療人數1.9億人次，未定級醫院總診療人數1.9億人次。
上述資料顯示，三級醫院承擔了近一半的診療工作。“大醫院一號難求，小醫院門可羅雀”的問題仍然存在。
“如果所有患者都蜂擁到大醫院，我們再建多少個三甲醫院，才能解決13億人的健康問題？”丁潔曾發出這樣的疑問。
一位從湖南到北京三甲醫院復查的張女士對記者説：“2015年，我在地方醫院檢查身體，醫生説我是疑似癌症，要給我做手術，但我拒絕了，這手術必須到大醫院做啊！”
即使大醫院看病難、掛號難、花費大、異地轉診難，張女士稱也願意到大醫院看病。“雖然在地方醫院這些檢查1天就夠了，但地方醫院的醫生水準、醫療設備遠不及三甲醫院，又沒有病歷存檔，還是到三甲醫院心理踏實。”張女士説。
分級診療並非一帆風順
基層醫院醫療設備、醫療能力上的“短板”以及百姓對基層醫院醫生的不認可，“有病首選大醫院”等固有思維等問題成為分級診療推行路上的障礙。
“讓病人去社區醫院看病，他覺得心裏不踏實，小醫院會不會看錯了？漏診了？誤診了等等，有很多顧慮。”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醫院副院長陳鑫説。
“對於絕大多數不需要看專家號的，像感冒咳嗽你去看專家號，你是把優質資源借用了。”陳鑫説。
“得了病以後要把病人分流，不要一下子都集中到大醫院。家庭醫生、社區醫院能解決的就解決，如果能力不及再轉到大醫院。各級醫院承載不同的功能，承擔不同的責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黨委書記劉玉村告訴記者。
基層醫院醫療水準的提高，基層醫生薪酬問題的解決，是推進分級診療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我們需要培養全科醫生，把全科醫生培養制度落實到位，使得社區醫生看常見病的水準與三級醫院在同一起跑線上，老百姓就踏實了。”陳鑫説。
劉玉村認為全科醫生比在大醫院裏做專科醫生還要難，“他面對的人群複雜，來的病又是突如其來，這對他的要求就更高。”
“好醫生都不願意待在社區，收入偏低。”陳鑫説，“如果將社區醫生的收入與大醫院醫生收入放在一個水準上，基層醫院的醫療技術水準也會有所保證，老百姓也可以放心了。”
“醫療資源的分配，局部還要更加合理化，醫療資源不要浪費。分級診療在具體落實上面，有很多細節的東西需要去關注。” 陳鑫説，“醫療資源的配置，人才的培養，是綜合的過程。”
各地分級診療實踐加速
近年來，各地開展了不同形式的分級診療實踐。
北京主要以“醫聯體”模式推動分級診療落地。2017年1月,北京市政府公佈了“醫聯體”項目相關數據。
截至2016年12月底，北京市已建立53個區域“醫聯體”，由50家核心醫院（三級醫院）和558家合作醫療機構（二級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組成，這其中有270余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約佔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總數的81%，基本實現了服務人群的覆蓋。
上海市是全國率先開展家庭醫生制度改革的地區，推行“1+1+1”就醫模式和分級診療制度，居民在自願選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醫生簽約的基礎上，再選擇一家區級醫療機構、一家市級醫療機構進行簽約。
遼寧省衛計委于2016年1月發佈了《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實施意見》，鼓勵居民自願與醫生簽訂服務協議。
背景資料：八年磨一劍 分級診療發展之路
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意見》提出，逐步建立分級診療和雙向轉診制度，為群眾提供便捷、低成本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分級診療制度被列入新醫療改革的行列。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完善合理分級診療模式，建立社區醫生和居民契約服務關係。分級診療制度成為國家深化改革的重大課題。
2014年3月5日，全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提出，健全分級診療體系，加強全科醫生培養，推進醫師多點執業，讓群眾能夠就近享受優質醫療服務。分級診療制度進入兩會。
2015年9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制定《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對分級診療做了明確、具體的要求。
2016年5月25日，國務院醫改辦等7部門聯合製定《關於印發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指導意見的通知》，促進分級診療向前推進。
2016年12月27日，《“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中提出，推動形成“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就醫新秩序。到2017年，分級診療政策體系逐步完善，85%以上的城市開展試點。到2020年，分級診療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國情的分級診療制度。
2017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分級診療制度的實施與落實。
(文字/吳佳潼 魏婧 趙曉雯 策劃/魏婧 王懷榮 攝像/陳維松 王懷榮 焦源源 趙超 攝影/焦源源 剪輯/王懷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