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新聞5月27日訊 5月27日，由中華美國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共同舉辦的《２０１６年大選與美國內外政策走向》發佈會在京舉行。歐洲研究所所長、中華美國學會會長黃平，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鄭秉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王浩，作者代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研究院美國研究所付隨鑫，作者代表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陳積敏等出席並致辭。
《２０１６年大選與美國內外政策走向》黃 平 鄭秉文 主編 倪 峰 副主編
2016年11月28日至29日，由中華美國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及四川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2016年大選與美國內外政策向”學術研討會及中華美國學會年會。《2016年大選與美國內外政策走向》是中華美國學會年會的論文選，一年一本，每年一個主題。去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叫《21世紀的美國與世界》，圍繞習主席訪美與中美關係、美國研究與中美關係等問題進行了研討。今年是第二本。主要內容是美國政治與2016年大選、大選後美國外交戰略走向、美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等。年會論文選是全國美國研究的一個學術平臺和中華美國學會的學術載體。
《２０１６年大選與美國內外政策走向》前言
２０１６年的中華美國學會年會由四川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承辦，各路學者雲整合都，圍繞一個主題展開： 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當選後的美國。無疑，這個話題既是主題，也是熱點；既引發爭論，也有待觀察；既與美國下一步如何變有關，也與中美關係今後怎樣走相連。兩天的會，發言者眾，討論聲嘩，給與會者的時間太少，很多人沒搶到發言。
美國２０１６年大選的結果，那時已經揭曉。此前多數人、多數媒體、多數機構都沒有預料到，已成為了一段世界性的“歷史”。有説飛出了一隻黑天鵝的，有説衝進來一匹黑馬的，還有説誰當選也跳不出美國的基本格局的，甚至説世界進入新一輪不確定的……
這本文選只是對這次年會熱烈討論、爭論的一個初步匯集，很多鮮活的東西並沒有都反映出來，即使是那組筆談，也把當時學者們的風采遺漏太多，這不是編輯之過，而是由現場語言向書面文字轉換時的“天然流失”。雖有遺憾，但也無奈。
回想起來，我們的年會，可以説開得正是時候。但如果是討論大選後的美國內政、外交和中美關係，也可以説，又開得太早了！當選後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他的團隊，到我們開會時也才入住白宮。通常情況下還要給新任總統１００天，何況這次也確非“通常情況”。這次的美國大選的確非常特別，結果的確很出人意料。儘管與會者、發言者眾並非沒有事先預料過誰將當選之人，連我自己也在２０１６英國退歐公投前夕説過、寫過“今年最大的不確定性，不是英國退出歐盟與否，而是誰將在美國當選”，但畢竟，預言特朗普將當選者不是主流，他們事先的説法也並未引起學界的重視。
這些，現在看都不重要了。最要緊的是究竟美國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以及背後的一整套制度設計，是不是出現了人們説的缺陷？為什麼沒有被普遍看好的人和他所在的黨，不僅拿下了總統寶座，連參眾兩院也都拿下了？美國社會是不是出現了撕裂乃至分裂？美國國內外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層面的變化，反映到選舉和選舉結果上，是不是已經是結果，儘管這樣的結果又一定會———並已經開始———影響到美國國內外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是什麼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變遷導致了這樣的結果？是一次偶然、一次事件、一次非有意的結果，還是反映了（或預示了）美國之變、時代之變、世界之變、人心之變？
在這裡，與其把文集中各位與會者的高見再來一次未必準確的總結更未必精煉的概括，不如把今天我們怎樣看待急速變化中的美國、我們怎樣看待急速變化中的世界、怎樣看待我們看待美國和世界的急速變化的我們自己，這樣的問題也一併提出來，供大家思考，更請大家批判。
我認為，今天，不僅美國，也不僅西方，世界各地都正在見證著經濟大變化，政治大動蕩，關係大重組。經濟大變化，從“冷戰” 結束後新一輪的全球化就開始了，到了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金融風暴以及它所引發的經濟危機，就已經很明顯了；政治大動蕩，其實在美國大選前的英國退歐公投、歐洲難民潮、中東之亂局、“９·１１” 的衝擊，大選前後各國各地都紛紛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出現的逆全球化和保守主義思潮，都可以看見端倪；關係大重組， 也是在這個時期， 原有的同盟結構要麼瓦解，要麼不靈，新的夥伴關係和合作框架、地區組織，到處開始出現。
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到新世紀以來，我們不僅在美國見證了從冷戰結束到一超獨霸、從“９·１１” 到單邊主義先發制人，從次貸危機、雷曼兄弟倒閉到華爾街金融風暴，從茶黨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到兩級分化、兩黨極化，從桑德斯現象到特朗普當選…… 而且，也在歐洲見證著從希臘債務問題到歐元區危機、從克裏米亞歸屬問題到烏克蘭危機、從經久不衰的非法移民問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難民危機、從英國的脫歐公投到歐洲各國正在或將要舉行的大選…… 如果再加上中東之亂局、非洲之困局、拉美的“陷阱”，亞洲的興起和各類可能的衝突，在它們背後，其實是結構變遷、科技革命、能源之爭、地區糾紛、宗教衝突，而這些，又無不以變化、變遷、變動為最基本的特徵。
在歐美，乃至在整個世界，更深刻的變化，其實早就開始發生著了：人口結構的老齡化或人口構成的多樣性，經濟的多元化或空心化及所導致的就業不足與福利不夠，貧富差異的日益懸殊和外顯化，本地人外來人的矛盾或移民帶來的各類族裔矛盾所導致的“我們是誰” 的認同危機，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孰輕孰重，沿海和大城市帶與內地和小城鎮居民在一系列基本問題上的差異與分歧，代際之間在生活方式和價值上的不同模式和追求，資源、能源的短缺，糧食、淡水的匱乏，氣候的變化和生態環境的危機，這些都不僅僅是在誰當選、什麼政策、如何推行這樣的政策層面上就能解決的深層次經濟政治社會難題。
甚至，我們是不是可以説，變化，已經成了常態；風險，正隨時與我們相伴；危機，也常常説來就來；不確定性，更是成了當今世界最基本的關鍵詞；最後，社會科學（國際問題研究、國際關係研究也屬於它的一部分）１８—１９世紀以來所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確定性，已經變得如此不確定，我們因此是否真的迎來了———或正迎來、將迎來———一場範式轉換的科學革命？現代性，曾讓“所有凝固之物都融化為了一縷青煙”，而今天的全球化，是一場顛覆現代性的後現代革命嗎？後工業、後國家、後冷戰、後“９·１１”、後金融危機…… 在這些“後” 的後面，又是什麼在驅使各國和整個世界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變遷和走勢呢？而在美國，無論怎樣看待特朗普的當選、無論怎樣研判和估量美國的硬實力軟實力或綜合實力的變化，面對如此罕見的大選和隱含的政治分裂、社會撕裂和上下割裂， 不得不承認， 本次大選過程中所具有的“戲劇性”，不僅黑天鵝一隻一隻的出現， 而且媒體的一次一次誤判（和誤導！），不過是這種大變化大動蕩大重組的外在表現和具體個案罷了。
美國研究、國際關係研究、世界政治研究，特別是研究中國與美國、中國與國際關係、中國與世界政治， 也因此變得更有難度、更加迷人、也更有意義。
中華美國學會會長 黃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