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國華裔作家講述移民文化：吃美國食物變不成“美國人”
國《紐約時報》網站4月13日刊登華裔移民作家莉薩（Lisa Ko）的《“白人的”飲食對華裔移民孩子意味著什麼？》一文，文章記述了麗薩對於西餐和美國文化的思考，文章摘編如下：
叔叔在新澤西唯一一家像樣的中國餐館內隔著桌子指著我説道，“莉薩喜歡漢堡，對吧？”
我回答是或者不是都無關緊要，我是這個家族中出生在美國的第一個成員，所以這個決定老早就有人替我做了，他們料想我會背棄中國飲食而喜好美國食品——而我後來的確這樣。
我的父母是來自菲律賓的華人移民，他們並沒有被同化。當我和兄弟姐妹們央求著要吃大力水手炸雞而非鹹魚時，父親會搖著頭説：“你們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
1986年，我10歲，我們家正奔跑在成為十足的美國人的快車道上，我們的早餐是一大塊微波加熱的“薩拉-李牌”冷凍磅蛋糕，還有撕掉斯塑膠包裝後的玉米粒、馬鈴薯泥和奶油朱古力塊，零食是用微波爐加熱法式麵包披薩，我們會吃薯片，還有直接從罐子取出的檸檬茶粉。
在《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允許更多非歐洲人移民到美國之前，我的父母經歷了戰爭和獨裁統治。因為在童年嘗盡艱辛，他們出於過度補償的心理——同時伴隨一種負罪感——任由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我被鼓勵同化，卻也因此被指責。
由於父母是在曾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出生和長大，所以他們對美國食物和文化並不陌生。我母親很會做飯，但能負擔得起和享用美國方便食品，即美式富足，是能讓我們感覺自己躋身中産階級的方式。
對他們來説，“美國的”往往等同於“白人的”，但我的白人朋友們吃的根本不是電視廣告中的食物。他們在家裏吃無糖蘋果醬、烤雞胸肉和芹菜。偶爾才會從真正的餅乾罐裏拿一塊燕麥餅乾。在我的中學食堂裏，其他孩子吃花生果醬三明治和蘋果的時候，我在盡情享用塞滿了美國乾酪的熱狗。遇到餐廳功能表上有中餐的時候，端上來的往往是一份我都不知道是什麼的濕乎乎的麵條狀東西。
我的白人朋友家裏甚至沒有有線電視，但我父母説服了安裝有線電視的人，頻道全都免費。那是伊朗門事件曝光的年份，是“挑戰者”號爆炸和菲律賓發生“人民力量”革命的年份，但是在當時的黃金時段，播出的是《科斯比秀》、《家族風雲》和《錦繡豪門》，還有整天不斷的遊戲節目。
詹姆斯·鮑德溫曾經寫道，美國媒體的“主旨不是帶來困擾，而是安撫”。美國電影和電視節目會幫助維持一種天真的幻想，它可以掩蓋我們國家的暴力。希瑪曼達·恩戈齊· 阿迪奇提到過美國的“對慰藉的迷戀”；朱諾·迪亞斯説我們一心追求“令人安慰的敘述”，要維持美國例外論撫慰人心的神話，就必須保持其慰藉和天真的屬性，不管它有多麼虛假。
或許我的童年也是如此，畢竟，我的家人擁有在表面上置身於政治之外的條件，可以試圖將自己從精神和地理上與裏根年代造成的破壞拉開距離。
通過調高電視的音量，大吃特吃Velveeta奶酪和Steak-umms牛肉切片，我們在竭力掩蓋自己的恐懼、對留在菲律賓的親戚們的內疚感，以及我們的經濟隱憂和內心的不確定性。還有什麼比這種絕望的拒絕更“美國”的？我們不需要證明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早就是了。
最終，我大吃特吃的有著鮮艷喜氣包裝的東西，破壞了我的健康，令我出現食物過敏和慢性自身免疫問題。如今，吃一小塊披薩或一小把Doritos玉米片，就會讓我出數周的蕁麻疹。我時常羨慕那些想吃什麼就能吃什麼的人，儘管我羨慕的可能只是1986年的天真，一種從未真正存在過的天真，是羨慕我以前那樣直奔商場美食廣場上賣漢堡的攤位，多加奶酪，加洋蔥圈，就著一杯奶昔一起吃下，或者是吃一份微波一熱就可食用的方便晚餐，儘管這種食物吃的時候永遠不像它盒子上亮眼的包裝圖看起來那麼美味。
美國屬性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我的朋友洛麗過去經常在我們家吃午飯，她要求我母親做Spam午餐肉湯麵、Spam午餐肉米飯，或加大塊Spam午餐肉的卡夫芝士通心粉。但後來她不願意再吃這種東西，“我媽媽説Spam讓人倒胃口。”
洛麗回家之後，我母親翻著白眼説，“美國人一直都吃熱狗，熱狗跟Spam是一樣的東西。”我父親也説：“Spam是美國食品。”
這話有幾分真。在各個戰時佔領期，美國軍隊曾把Spam帶到關島、南韓、日本和菲律賓去，它們成了世界上食用Spam最多的一些地方。在菲律賓，吃Spam沒什麼好丟人的，但我們家把這種美國食品又帶回了美國，現在我們被告知，這種東西不能吃。
有關移民的一種佔據主導地位的敘事描繪了兩種文化通過食物相融合的美好景象，就好比我母親會往我們的感恩節火雞裏塞糯米。但是在現實中，同化來得更暴烈，歷史更複雜，文化則沒有那麼截然不同。我曾大口吞下在我眼中屬於美國常態的食物，但我依然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國人。或許根本就沒有美國常態這種東西，或許美國常態本身只是一種表演。
資料圖片：漢堡 新華社記者王建威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