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能在兩周後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引起一場龍捲風。”雖然“蝴蝶效應”並非一個生態學理論，但是作為“地球之肺”的亞馬孫雨林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生態學意義。亞馬孫雨林是世界上最大和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熱帶雨林，近年來氣候變化、森林火災、亂砍濫伐等因素令亞馬孫雨林承受著巨大的生態壓力。這也讓全球生態系統面臨巨大挑戰。

“當前，全球物種滅絕速度不斷加快，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構成重大風險。新冠肺炎疫情告訴我們，人與自然是命運共同體。我們要同心協力，抓緊行動，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共建萬物和諧的美麗家園。”2020年9月30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的講話中這樣説道。

面對全球環境風險挑戰，各國是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攜手合作方為正道。如今，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即將在雲南昆明召開。締約方將廣泛而深入地磋商探討，推動達成一個凝聚廣泛共識、既雄心勃勃又務實可行的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國際公約保護生物多樣性

國際社會早已意識到，生物資源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以及生物資源所面臨的威脅急需促進國家政府間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雙邊、多邊的國際、區域合作，長效保護生物多樣性不是單獨國家、地區或組織的力量可以完成的。

簽訂於1900年的《保護非洲野生動物、鳥類和魚類公約》是世界上最早的多邊協議之一，要求對珍稀和瀕臨滅絕的生物採用出口許可證制度。二戰後，國際社會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簽訂了更多協議與公約，如1946年的《國際捕鯨管制公約》、1950年的《國際鳥類保護公約》、1951年的《國際植物保護公約》、1959年的《東北大西洋漁業公約》、1968年的《養護自然和自然資源非洲公約》，等等。

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世界各國普遍開始重視環境問題和國內生態問題應對，並積極開展國際合作。1973年，為了確保野生動植物標本的國際貿易不會危害到這些物種的生存，各國簽訂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現有183個締約方），對盜獵、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如象牙的進出口做出嚴格約束甚至是禁止，在這一公約和各國通力合作下，許多珍稀瀕危物種如朱鹮、老虎、大猩猩等都實現了恢復性增長。

1992年是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的重要里程碑，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召開了由各國首腦參加的最大規模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一次對生物多樣性作全面闡述。包括中國在內的153個國家在裏約聯合國環法大會上簽署了該文件，此後共193個國家加入了《生物多樣性公約》。2002年COP6通過了公約第一個戰略計劃，確定了到2010年大幅降低生物多樣性喪失率目標。2010年COP10全面審議了2002—2010年的戰略計劃實施情況，通過了新的10年戰略計劃（2011—2020年），包括20個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

“生物多樣性的持續急劇喪失，給自然和人類社會帶來了持續嚴重的後果，對全球經濟、糧食和水的供給以及人類安全、健康和福祉産生了嚴重影響。”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執行秘書長克裏斯蒂安娜·帕爾默在第十四次締約方大會（COP14）上強調，保護生物多樣性各國必須“關聯”起來，“自然是動態的，相互關聯的，所以人們的應對也必須如此”。

不容忽視的國際組織力量

國際組織作為充滿蓬勃生機與希望的跨國保護力量，多年來一直活躍在生態環境保護與發展的前沿。這些組織在環保工作上都有各自著重關注的領域，大都以提供資訊與交流平臺、鼓勵志願服務、培養當地保護能力、資助建設合作項目等形式協助全球各地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成立於1948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歷史最為悠久的全球性非營利環保機構，是唯一作為聯合國大會具有永久觀察員地位的自然保護國際組織，現在有超過200個國家和政府機構會員、1200多個非政府機構會員。1961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成立，是最大的獨立性非政府環境保護組織之一，在全世界擁有超過500萬支援者和超過100個國家參與的項目網路。1895年，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成立，目前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南美洲及北美洲的64個國家開展工作。1973年1月，作為聯合國統籌全世界環保工作的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正式成立。1990年，世界銀行創建了全球環境基金（GEF），是由183個國家和地區組成的國際合作機構。

位於南美洲亞馬孫盆地的亞馬孫雨林，佔地550萬平方公里，橫跨了9個國家。在這片看似寂靜的雨林中，每個角落都有生命的呼吸。色彩絢麗的鸚鵡發出鳴啼，樹懶在樹上發呆，水豚與鳥兒玩耍，美洲豹趴在地上打了一個哈欠⋯⋯這個生物天堂之美，讓時間都仿佛為之靜止。但從上個世紀60年代起，原本完整的生態雨林系統，變得千瘡百孔。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監測數據顯示，亞馬孫地區森林覆蓋率已從原來的80%減少到58%，導致動植物資源遭到破壞。為了保護這塊佔全球森林面積20%的雨林，亞馬孫流域國家正在積極實施保護行動，許多國際組織也參其中，併發揮出重要作用。WWF專門成立了亞馬孫項目，參與保護區項目建設，推動發展可持續森林經濟；全球環境基金（GEF）資助了亞馬孫可持續景觀計劃，支援巴西、秘魯和哥倫比亞等國的雨林保護與修復項目，幫助擴大保護區面積、技術培訓以及與環境相關的政策和激勵機制的制定等，並推動實現區域各國在雨林保護方面協調行動、共用經驗。

自1964年開始，IUCN開始編制瀕危物種紅色名錄，是全球動物、植物和真菌類物種保護現狀最為全面與權威的名錄。對於每個收錄的物種，紅色名錄都提供了種群及趨勢、地理分佈、棲息地、面臨的威脅等資訊，是全球生物多樣性重要的健康指標。IUCN紅色名錄將東北虎列為瀕危物種後，引起了國際多方關注。WWF與WCS等國際組織也參與到東北虎保護工作中來。在俄羅斯東北虎研究中心和WWF的支援下，俄羅斯政府利用衛星導航、紅外相機等設備對野生東北虎進行了覆蓋15萬平方公里棲息地普查，以便更好地掌握東北虎分佈情況，安排日常固定路線巡邏與機動巡邏，打擊、防止盜獵行為。

為生物保護貢獻中國力量 

中國是最早參與《生物多樣性公約》起草談判和最早批准加入該公約的國家之一，1994年原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發佈《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中國成為全世界最早發佈“行動計劃”的幾個國家之一。

2011年6月，國務院專門成立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統籌協調全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發佈實施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並指導“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十年中國行動”。專設委員會在國際上都為罕見，足見中國對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的重視程度，有專設委員會指導，頂層設計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形成合力，擁有了加速度。

許多受保護動物的棲息地位於國與國交界，或者具有跨國遷徙的習性，針對這些特徵，中國與相關國家開展了積極合作。2006年，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夥伴協定（EAAFP）正式成立，遷飛區國家政府代表、民間候鳥保護組織、國際大型非政府組織如WWF都是這一協定的成員，EAAFP協調整個遷飛區內部的跨國保護工作，確保整個遷飛線路上每個地區都把好自己這一關，環環相扣，為候鳥每年的遷徙保駕護航。為了更好地開展相關工作，我國也成立了北京林業大學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徙研究中心（CEAAF），作為中國秘書處協助該組織的科研與跨國平臺協調工作等。“目前，中國與澳大利亞、荷蘭、俄羅斯等遷飛區國家的研究機構聯合開展科研項目。去年我們與蒙古國的科研合作發現了具有重要生態意義的新濕地。”CEAAF的科學家賈亦飛介紹道。

1999年，藏羚羊保護及貿易控制國際研討會在青海西寧召開，中國、法國、印度、義大利、尼泊爾、英國、美國及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代表們深入討論，正式發佈《關於藏羚羊保護及貿易控制的西寧宣言》。國際間合作打擊盜獵藏羚羊、制止藏羚羊絨製品非法國際貿易活動的局面初步形成。原産國打擊盜獵與出口行為，轉机國和消費國如印度嚴禁任何藏羚羊絨及製品的進口、加工與買賣行為。斬斷藏羚羊的偷獵、運輸與銷售這條罪惡的産業鏈，使藏羚羊受威脅程度降級，是各國攜手合作成功保護公約物種的全球典範。經過20多年的努力，可可西裏的槍聲終於停止，重新成為藏羚羊的安全家園。

多年來，中國認真履行各類生態環境保護公約，同時牽頭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多邊合作機制，倡議成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已經與來自43個國家的150余家合作夥伴開展多邊合作活動。

文︱《中國報道》記者張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