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 記憶（7）】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與國統區的風雨如晦相比，此時的解放區卻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頒布和土地革命的興起，使得在封建土地制度壓迫下的農民，真正獲得了當家做主的地位；整黨運動的開展，使中國共産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得到加強，共産黨真正成為民主的典範；與此同時，共産黨的軍隊與國民黨軍隊的委靡不振、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比……在著名的“窯洞對”中，黃炎培直率地希望共産黨能夠找到一條新路，不再重蹈歷史上“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的覆轍。毛澤東當即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47年6月30日夜，晉冀魯豫野戰軍發起魯西南戰役，一舉突破國民黨黃河防線

1946年6月，國民黨在完成內戰準備後，悍然向共産黨領導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共産黨領導人民以革命戰爭迎擊反革命戰爭，制定了粉碎國民黨強大軍事進攻的各項方針政策，經過一年多的作戰，人民軍隊先後挫敗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1947年6月，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揭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半年間，人民解放軍在內線和外線的攻勢作戰，形成人民解放戰爭全國規模的戰略進攻的總態勢，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已經打到國民黨統治區域，國民黨軍隊不得不由戰略進攻轉為“全面防禦”。毛澤東豪邁地説：“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

在人民解放戰爭勝利推進的同時，共産黨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政策，像一個巨大的磁場把各民主黨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團結起來，並促使他們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轉變。共産黨在解放區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鞏固了工農聯盟；在國統區實行正確的政策，依靠工人階級,團結民族資産階級和城市小資産階級以及一切反對美蔣的人民，形成反對美蔣的第二條戰線；堅持團結和爭取各民主黨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尊重並照顧他們的利益,在共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結成同盟；並且努力爭取國民黨中的愛國分子，孤立敵人，從而最大限度地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抗戰時期，成倣吾任華北聯合大學校長

1939年7月7日，正是抗日戰爭爆發兩週年紀念日。這天，也是華北聯合大學正式成立並舉行開學典禮的日子，成倣吾校長邀請毛澤東作報告。那時華北聯大經中共中央決定遷到敵後根據地去辦校，不日即將出發。所以毛澤東講話的主要內容，就是號召大家“深入敵後，動員群眾，堅持抗戰到底”。毛澤東講演時談笑風生地引用古典小説《封神演義》裏的一個故事説，當年姜子牙（姜太公）下崑崙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革命中心的團結。這次講演後幾個月，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産黨人〉發刊詞》一文中，把“三個法寶”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産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在這裡，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擺在“三個法寶”的首位，可見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的重要地位。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統一戰線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21年到1927年，統一戰線産生並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二個階段是1927年到1937年，是土地革命時期的統一戰線。第三個階段是1937年到1945年，中國共産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戰爭勝利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使命隨之完結。隨著蔣介石集團破壞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成為全國人民共同的敵人，各階級、階層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結成統一戰線，為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鬥爭，形成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正如毛澤東所説，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而朋友有多種情況，有的朋友志同道合，有的朋友逐漸認識、了解、相契，有的朋友則需要做工作、爭取由對手轉變而成。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人，對共産黨、國民黨都心存疑慮，幻想在國共兩大政治勢力之外，走所謂“中間路線”。抗戰勝利後的一段時間“中間路線”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盛行一時。“中間路線”在政治上主張實行多黨的議會制、內閣制，要求走中國的改良道路，在經濟上反對共産黨的土地改革，提出在確保私有制的基礎上,建立“新式”、“改良”的資本主義經濟。可見，“中間路線”實際上是資産階級共和國的藍圖。然而，資産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1946年10月，蔣介石發表文告，提出要共産黨接受明顯違背政協決議的“和平談判”八項條件，其中第七項實際是想以國民黨經過軍事進攻後所佔各地為既成事實，作為談判依據。第八條規定“共産黨同意以上各點後，即下令停止軍事衝突。在下令同時，共産黨應宣佈參加國民大會，並提出其代表名單”。共産黨代表針鋒相對提出兩點聲明：第一，政府須承認恢復本年1月13日停戰生效時雙方軍隊駐守之位置，為一切軍事商談之原則；第二，政府須承認政協所有協議，為一切政治商談之原則。

10月17日，國民黨又派吳鐵城、邵力子到上海會同雷震與民盟代表座談，再次表示希望民盟代表多向共産黨代表勸駕。17日至22日，每天都召開三四個座談會，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答應同去南京，“作最後一次和談”。21日，各方面代表到南京，周恩來説：“我們共産黨代表早知道這是蔣介石的假和平，我們本來不要到南京來，不過我們怕朋友們受欺騙，並且怕朋友們失望，所以陪著來了。”而正當談判進行之時，國民黨又攻佔安東，同時關內大軍進攻煙臺，中國共産黨代表團震怒，民盟梁漱溟、黃炎培兩代表向中國共産黨代表團極力勸留，並表示：“民盟今後將加強同共産黨的合作，第三方面今後有任何重要主張和行動，民盟必須事先同共産黨協商並徵求同意，以防止蔣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名義，孤立共方，欺騙人民。”

這時“國大”日期快到了，梁漱溟急於搞出一個折中方案，他提出一個原則，即國民黨的八條和共産黨的兩條都不管，由第三方面提出折中方案，其條文一是要把國民黨的作為儘量納入政協決議的軌道，二是雙方在厲害所關的問題上互相讓步。民盟內有人不同意他的想法，認為做不到，梁漱溟堅持認為，“在這種時候，我們只有第三方面的力量來説服不肯接受本方案的任何一方。我們第三方面的作用就在這裡。要不然，我們就只有撒手不幹。”梁漱溟的折中方案包括停戰問題、全國地方政權問題和國民大會問題。由於求和平心切，還詳細規定：“共産黨在東北的駐軍地點為齊齊哈爾、北安和佳木斯三地。”“蔣介石政府得派縣長同警察接收共産黨所在的沿鐵沿線的各縣地方行政工作。”在討論時，民盟內部就有人認為，這個方案太傾向於蔣介石的八點，並不折中。

　　1946年10月17日，國共雙方代表和第三方面人士在上海吳鐵城公館前合影

10月28日上午，第三方面最後一次召開會議，與會者簽名通過了“折中方案”。最後，會議決定將方案分送國民黨和共産黨。當梁漱溟、李璜、莫德惠三人將方案交給中國共産黨代表團時，周恩來以非常沉重的語氣斥責前來報告的梁漱溟等不守信義、落井下石。周恩來説：“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説了，我聽著心都碎了！你們擬定出這種方案，這種做法，還能算是我們的朋友嗎？我們不是有約在先，政治上新的重要舉動，彼此要互相通氣，互相關照嗎？為什麼決定分交這樣重要的方案之前，你們不同我們打個招呼？這是怎麼搞的嘛，究竟是為什麼？”這時，梁漱溟“大吃一驚”，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莫德惠內疚得流淚，李璜靈機一動，説還有辦法把方案收回。黃炎培等人到來後，周恩來、董必武又對他們進行了嚴肅批評，指出這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何去何從，請他們自己選擇。黃、梁等人經過商量後，分別到國民黨政府代表孫科和美國代表馬歇爾處收回了這一方案。事後， 梁漱溟為此事深感內疚，並提出引咎辭職。周恩來誠意相勸：“事情已經得到挽回，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退出和談，實屬不必，我們已是多年的朋友了，望梁先生三思。”民盟同人也都勸留，可梁漱溟執意離去，從此逐步脫離民盟。

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內政部發言人指責民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著令“嚴加取締，以遏亂蔭”，圖為當時報紙報道的消息

1947年10月,國民黨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民革、民促、農工黨、民建、九三學社、民進等民主黨派也被迫轉入地下活動。此後，民盟成員的絕大多數人在共産黨的幫助教育和人民革命戰爭的鼓舞下，拋棄了對美蔣的幻想，把希望寄託在共産黨身上，開始了新的鬥爭。事實證明，主張在中國實行“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的道路之外，另走“第三條道路”是一種幻想，在中國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為此，中國共産黨在團結爭取他們的同時，對他們的這一錯誤傾向進行了批評，使他們在與中國共産黨合作奮鬥的革命實踐中受到鍛鍊和教育，並且不斷進步。

隨著形勢的發展，需要共産黨人站出來，明確自己的主張。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會議，毛澤東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科學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形勢，明確指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已經處於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捩點，並全面闡明瞭處在偉大轉折時期的共産黨為奪取全國勝利在各方面應該採取的綱領和政策，提出了共産黨最基本的政治綱領：“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主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指出，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個綱領與抗戰時期形成的民族統一戰線有根本不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以共産黨為領導核心的聯合一切民主和進步力量、徹底消滅蔣介石集團的統一戰線。

在軍事方面，毛澤東總結人民戰爭，特別是十八個月以來解放戰爭的經驗，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在經濟方面，毛澤東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和“保護民族工商業者”。他深刻地分析了民族資産階級和官僚資産階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地位和性質上的區別。毛澤東進一步闡明瞭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出了“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的土地改革總路線。

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是中國共産黨在打倒蔣介石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整個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綱領性文件，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中共中央在楊家溝召開的這次會議，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不久，毛澤東所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公開發表。國民黨統治區各階層中的積極分子和進步人士通過多種途徑閱讀、傳播這個報告，更加了解中國共産黨的政治主張，認清了革命勝利發展的前途，更加把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産黨身上。

　　1948年毛澤東在西柏坡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迅猛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空前壯大，中國共産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得到充分體現。1948年1月，毛澤東在《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強調“共産黨的領導權問題現在要公開講”，他説：“領導的階級和政黨，要實現自己對於被領導的階級、階層、政黨和人民團體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甲）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的鬥爭，並取得勝利；（乙）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毛澤東強調，共産黨要實現對民主黨派的領導，也必須具備這兩個條件。正是由於一方面勝利地率領同盟者向著共同敵人進行著堅決的鬥爭，一方面充分照顧同盟者的利益，同時對他們進行必要的政治教育，中國共産黨不僅實現了對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産階級的領導，而且實現了對民族資産階級的領導。中國共産黨成為眾望所歸、匯納百川的領導中國革命事業的核心力量。

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始終以中國共産黨為核心，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作用。中國共産黨是統一戰線的組織者，也是統一戰線的核心和支柱，沒有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就不會有廣大而鞏固的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廣大，也比任何時期都要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以中國共産黨為領導核心，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包括城市小資産階級、民族資産階級、開明紳士及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宗教界人士、海外華僑等在內的極其廣泛的統一戰線。毛澤東説：“從表面上看來，現在時期，比較抗日時期，我們的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似乎是縮小了。但是在實際上，只是在現在時期，只是在蔣介石出賣民族利益給美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國內戰爭之後，只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集團的罪惡已經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之後，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才是真正地擴大了。”毛澤東還説:“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這個統一戰線還必須是在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下。沒有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會勝利的。”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