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 記憶（15）】“五一口號”初稿的起草

導讀

當歷史的腳步走到1948年上半年，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所面臨的“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已涇渭分明：國民黨的戰事已是強弩之末，蔣介石一意孤行的獨裁、專制統治行將被推翻；共産黨歷來倡導和致力於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新政權，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迅猛推進而提上議事日程；國民黨策劃和製造的“較場口慘案”、“下關慘案”、“李聞慘案”等一系列慘案，使民主黨派一些人士從“第三條道路”的幻夢中清醒過來，同共産黨團結合作，一起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成為各民主黨派的共同願望和自覺選擇。

毛澤東審時度勢，認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建立新中國的各項事宜，不但“業已成為必要”，而且“時機亦已成熟”。在1948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的4月30日，發佈了《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公開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

當時間推進到1948年上半年的時候，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人類歷史的發展，在很多情況下是一種必然與偶然交匯的結果。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起草與正式發佈，在時機成熟和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緣于廖承志的一封電報。

1948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快到了。按慣例，為紀念這一節日，每年的這個時候，中共中央都會通過新聞宣傳部門——新華社，對外作出專門決定，發表宣言、口號，舉行集會、遊行，刊發文章、社論。比如，1927年5月1日，中共五大為“五一”勞動節紀念分別發表《告世界無産階級書》《告中國民眾書》。1939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開展職工運動與“五一”工作的決定》，延安各界為此舉行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

革命戰爭迅猛發展形勢下的1948年“五一”勞動節，自然也不會例外。當時擔任新華社社長的是廖承志，正率隊駐紮在位於太行山深處涉縣的東西戌村。

　　任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

廖承志為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1908年出生於日本東京。在青年時代，廖承志在孫中山、宋慶齡和他的父母廖仲愷、何香凝的教育、影響下，積極投入大革命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在嶺南大學讀書時參加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並在革命實踐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8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30年國際工會派他赴莫斯科參加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1932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全國海員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加入紅軍，任川陜蘇區省委常委。1934年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1937年中共中央派他去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46年至新中國成立前，歷任中共南方局委員、晉冀魯豫中央宣傳部部長、新華社社長等職。廖承志天性活潑幽默，愛講笑話、喜畫漫畫。如此出身，如此經歷，如此性格，深得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高層領導的器重，在解放戰爭時期賦予了主管新華社、發佈新聞之大權。

作為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之際，想到的是請示中共中央。於是，他隨即給中央發來一個十分簡短的電報，詢問“五一”勞動節快到了，中央有什麼重要事情發佈。電文很快傳到了西柏坡，機要工作負責人羅青長隨即把來電送給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

廖承志的這封簡短來電，當即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將崩潰，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即將誕生。該是對外公佈共産黨人的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政權藍圖的時候了。

時機成熟！條件具備！恰逢重大節日！於是，中共中央立即著手起草“五一口號”。

當時的中共黨內，既有像毛澤東、劉少奇式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不乏像胡喬木式的理論功底厚實的理論工作者。因此，“五一口號”很快就起草完畢。

“五一口號”初稿一共24條，內容主要是在“五一”國際勞動節來臨之際，向各方面的致敬和問候，包括：向解放軍全體將士致敬！慶祝解放區和全國農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勝利！向解放區努力生産的職工、工程師、技師、勞動英雄、人民功臣、模範工作者致敬！向蔣管區為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奮鬥的職工們致敬！向援助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推動中國職工運動的世界各國工人階級致敬！號召解放區的後方工作人員、職工和經濟工作者以及蔣管區的職工用行動來援助解放軍，最終打敗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政府，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而努力！口號的最後兩條，即第23條是歡呼“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第24條是歡呼“中國共産黨萬歲!”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