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 記憶（19）】各民主黨派以各種方式熱烈響應“五一口號”

導讀

“五一口號”應時而生，一經見報，猶如一道耀眼的霞光劃破長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群情激昂：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聯合致電毛澤東；此後，致公黨、臺盟、民進、民盟、農工黨、民革、民建、九三學社、民聯、民促、救國會等黨派紛紛發表聲明；海外的華人華僑、在港的人民團體也發表通電、宣言……熱烈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以此為標誌，吹響了共産黨與民主黨派團結一心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號角，揭開了雙方親密合作、建設新中國的新篇章！

“五一口號”發佈後，在國內外立即引起廣泛影響。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更是群情激奮、熱情高昂，他們通過多年的親身經歷，對比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從內心深處真切地感受到了共産黨著手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的決心，感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産黨領導人真誠團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攜手共建新中國的決心。他們紛紛發表通電、決議和聲明，表示願意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積極參與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康樂的國家。

當時，各民主黨派還處於國統區，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打擊和迫害，其行動受到很大限制。響應“五一口號”，自然不能在十分公開的場合進行。但他們克服種種困難，以堅定的信念，採取不同的方式熱烈響應，並對新政協會議召開的地點、時間和相關事宜進行廣泛和深入的討論。

“五一口號”隨著新華社的電波傳向世界，也傳到了香港。香港是個自由港，也是個政治舞臺。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在這裡成立興中會總部，策劃襲取廣州；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中國共産黨把香港作為秘密通道，領導廣西左右江起義的鄧小平五次經由香港；抗日戰爭期間，白求恩等外國志願者進內地支援抗戰經由香港，宋慶齡等海內外著名人士的“保衛中國同盟”設立在香港。1946年中國內戰爆發，內地商賈紛紛逃往香港，許多民主人士也避難至此。

一時間，香港成了中國的“政治熱土”，除國共兩黨外，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等民主黨派領袖人物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大多聚集於此。各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經常聚會，談論國家政局。

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移居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袖人物，重視這裡的統戰工作。周恩來特調潘漢年從上海局到香港分局。

潘漢年，1906年出生於江蘇宜興，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27年在上海同魯迅等聯名發起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赴中央蘇區，任中央局宣傳部部長等職。後來，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中央當即決定改組特科領導，由陳雲、康生、潘漢年三人負責特科工作，潘漢年任特科情報科科長，很快完成從文化人到情報人的轉變，不久又實際負責特科的全部工作，顯示出特有的情報工作能力。1933年，李濟深、蔡廷鍇領導十九路軍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與中共合作，周恩來就指定潘漢年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同十九路軍代表談判。潘漢年從此又進入統戰工作領域。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後，中共中央指派陳雲和潘漢年去白區傳達會議精神，並設法恢復中央與上海及共産國際的聯絡。幾番傳奇經歷，潘漢年終於到達莫斯科，又受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委託，與國民黨談判合作抗日。在完成談判任務的同時，潘漢年還與宋慶齡等民主人士聯繫，廣交朋友。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潘漢年同時負責統戰與情報工作，兩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深得周恩來器重。

潘漢年從上海到香港後，與香港分局書記方方密切合作，成立了以連貫為書記的統戰工作委員會。他們向各民主黨派駐港機構倡議舉辦“雙週座談會”，得到了民主黨派人士的支援。

“雙週座談會”由各民主黨派輪流主持，往往是一週在天后廟道4號4樓連貫家中舉行，一週在羅便臣道92號李濟深家中舉行。有著中共背景的香港《華商報》通過電訊獲得“五一口號”，立即在報紙顯著位置刊登。雖然《香港時報》《大公報》《星島日報》等視若無睹，但“五一口號”還是不脛而走。

聚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袖人物、無黨派民主人士情緒十分高漲，雙週座談會變成連日座談，5月1日、5月2日兩天，連續進行討論，12位民主黨派領袖積極發言。他們指出，“五一口號”最引起全國人民和民主黨派重視和興奮的是第5條，即“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共“五一口號”堅持黨派協商、聯合政府，足見共産黨不搞一黨專政之誠意，應該在海內外立即發起新政協運動，號召人民起來擁護新政協！

經過雙週座談會的激烈討論，與會12人當即商定，立即聯名響應中共“五一口號”，共同促進完成大業，並推舉馬敘倫起草復電。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沈鈞儒，中國民主促進會負責人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負責人陳其尤，中國農工民主黨負責人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負責人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負責人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負責人譚平山，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代表各自的黨派向全國同胞發出聯合通電，並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兩電文説：

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並轉全國同胞公鑒：

南京反動政府，竊權賣國，史無先例：近年與美帝互相勾結，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國命所繫者，無不俯首聽命。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撕毀五大協議，遂使內戰延綿，生靈涂炭。今更偽裝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忘國之大仇，同意培植日本侵略勢力，使之復活。吾國目前已等於美帝之附庸，全體同胞恐亦將為未來世界大戰之犧牲品。同人等日深焦慮，力圖對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中國共産黨“五一”勞動節號召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電達中共表示同意外，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用特奉達，至希速予策進，並盼賜教。

中國共産黨毛澤東先生，並轉解放區全體同胞鑒：

南京獨裁者竊權賣國，史無先例。近復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欲以偽裝民主，欺蒙世界。人民雖未可欺，名器不可假借。當此解放軍隊所至，漿食集于道途，國土重光，大計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勝欽企。除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外，特此奉達，即希賜教。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發出通電，積極擁護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

聯名通電的12位民主人士中，有的出身行伍、身經百戰，有的著作等身、堪稱大家，還有的不愛紅裝、投身革命……在香港這個貌似平和實則險惡的政治舞臺上，他們時刻為天地立心、為民生立命。

　　李濟深

民革主席李濟深，軍人出身。黃埔軍校創立時，孫中山先生本來選中這位粵軍名將負責，後來又改為蔣介石擔任校長，李濟深任教育長。北伐軍中，蔣介石任總司令，李濟深任總參謀長。從北伐到抗戰，李濟深數次擔任蔣介石的副手，也數次舉旗反蔣。

　　何香凝

何香凝是12位領導人中的唯一女性。她與夫君廖仲愷，自創立興中會起，就深得孫中山先生的倚重。孫中山逝世、廖仲愷遇刺之後，何香凝與孫夫人宋慶齡一起，始終堅持聯合共産黨，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反動政策，是國民黨內著名的“左派”。內戰爆發後，何香凝又支援李濟深在香港創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蔡廷鍇

蔡廷鍇，曾經違反蔣介石軍令堅持淞滬抗戰，被譽為“抗日名將”，他還領導發動“福建事變”，始終是蔣介石的眼中釘。1946年，蔡廷鍇與國民黨內反蔣派在廣州組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被蔣介石查禁，被迫遷到香港活動。他還經常出資支援香港的民主黨派的一些活動。

　　1946年，郭沫若（中）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左）、李維漢（右）

郭沫若，雖是無黨派民主人士，卻是中國政壇不可缺少的人物。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單，郭沫若卻與共産黨立場一致，拒絕與會。郭沫若聲望很高，常常在各黨派之間穿針引線做協調工作。

　　沈鈞儒

“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沈老，個子不高、高額頭、長鬍鬚，他反對過袁世凱，反對過曹錕，反對過孫傳芳……加入同盟會、發起救國會……堪稱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

　　1950年1月，民進主要領導在北京總部合影

馬敘倫，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次長，曾擔任上海數十個黨派、團體組成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常務理事會主席。1945年在上海領導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1946年6月，馬敘倫在“下關事件”中首當其衝。

王紹鏊亦是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曾積極參加討袁護法運動、反對北洋軍閥活動，支援東北抗日聯軍和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1947年冬，他和馬敘倫等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安全抵達香港。

陳其尤，中國致公黨領導人。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國，作為海外華僑代表人物之一，為了革命，他有錢出錢，有力出力。1946年初，致公黨總部在香港恢復活動，陳其尤積極主張加入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並帶領著致公黨這個早先支援國民黨的民主黨派投入反蔣陣營。

譚平山是中國政壇宿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曾作為共産黨的重要幹部參加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是代理宣傳部長，他是組織部長。參與領導南昌起義後，譚平山被中共中央“左”傾領導人開除黨籍，後加入國民黨，曾受宋慶齡、鄧演達委託組織反蔣團體。1945年譚平山在重慶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聯合國民黨內部的民主派反蔣。

李章達、彭澤民，分別參加過武昌起義、討袁護法、南昌起義、福建事變……在大革命和抗戰時期多為形形色色的反動獨裁分子所不容。

這些民主人士與共産黨人或曾神交已久，或曾並肩戰鬥，或與毛澤東等有數面之緣，甚至有的早期曾加入過共産黨。此刻看到“五一口號”振奮人心的文字，他們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之心被凝聚到了一起！

一石激起千層浪！12位民主黨派領導人聯名通電一經發出，各民主黨派一呼百應，紛紛以各種方式發表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響應中國共産黨的“五一口號”，積極推進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

5月7日，臺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5月間，民進發表《中國民主促進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

民建因總部和領導人不在香港，未能列名參加聯名通電。5月14日，民建成員盛康年由香港帶著沈鈞儒給黃炎培的信，回到一片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陳述在港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國共産黨“五一口號”的立場和行動。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舉行理監事會，黃炎培、胡厥文、施復亮等出席。經過討論，通過響應“五一口號”的決議。

《人民日報》刊登的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擁護中共“五一口號”的通電和給毛澤東的復電

6月9日，致公黨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宣言》。

6月14日，民盟發佈《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

6月16日，農工黨發表反對美國扶日的《宣言》。

6月25日，民革經過多次充分討論，發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

九三學社公開響應“五一口號”的時間較晚。當時九三學社總社在國統區的北平，不便以團體的面目出現。北平解放前夕，九三學社于1949年1月26日公開在北平《新民報》上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暨毛澤東八項主張的宣言》。

此外，民聯、民促、救國會等黨派也發表聲明，積極響應中共“五一口號”。

民主黨派12人聯名響應和各民主黨派通電響應，立即引起在港的人民團體以及海外華人華僑的反響。他們積極行動起來，紛紛致電、發表聲明，熱烈擁護中共“五一口號”。

5月4日，陳嘉庚代表新加坡華僑致電毛澤東表示響應。

5月5日，馬來亞霹靂州僑團通電錶示支援。

5月間，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總會留香港理事郭沫若、馬敘倫、陳其瑗、沈志遠、翦伯讚、鄧初民、宋雲彬、狄白超、胡繩、千家駒、侯外廬等聯名發表響應聲明。

6月4日，在港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柳亞子、沈雁冰、章乃器、胡愈之、朱蘊山等125人發表聯合聲明。

６月間，留港的婦女界人士何香凝、劉王立明、于立群、李文宜、李健生、張曼筠等232人聯名發表響應宣言。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