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記憶（25）】北上，北上

導讀

在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之時，大多數民主人士還在南方。上海，遠東最繁華的都市，居住著宋慶齡、張瀾等著名民主人士；香港，美麗的維多利亞港灣，成為民主人士的政治避難所。

在周恩來的親自部署下，潘漢年、方方、連貫、夏衍等人，避開國民黨特務和港英政府的眼線，成功地護送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一路向北，“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捲南溟下北溟。”北上途中，民主人士豪情滿懷，逸興橫飛……

然而，國內局勢，風波詭譎，民主人士安全到達解放區，並非易事。馮玉祥將軍從美國經蘇聯回國，在黑海因輪船失火不幸罹難；楊傑將軍在香港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民盟成員黃競武犧牲在共和國誕生的前夜……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國民黨在潰敗之際，大肆迫害民主人士，卻再也擋不住大廈將傾的命運。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一個獨立、統一、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已噴薄而出！

1948年秋，解放戰爭進入最後的戰略決戰階段，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各戰場上陸續取得決定性勝利。從這時開始，籌備新政協就成了中國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戮力進行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

籌備新政協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將在解放區以外，尤其是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安全、及時地護送到解放區。從1948年秋開始，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來親自指揮，主要由中共中央華南局和香港工委具體負責，開始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

從1948年8月起，在中國革命勝利形勢激勵下，在中國共産黨誠摯態度、正確政策的感召下，在中共中央和地下黨組織的關懷幫助下，遠在香港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置個人生死於不顧，為籌備新政協、共商建國大計，紛紛踏上了到解放區去的征程。整個邀請和護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的工作，前後持續了將近一年時間，大致分北線和南線分批分次進行。

北線主要是護送平、津、滬的民主人士到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具體有兩條路徑：一是從北平經石家莊到李家莊。他們大多經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設在滄州機務段內、對外稱作和平教會的交通站到泊鎮辦事處，再到達李家莊；另一條是從上海或香港經山東解放區到李家莊。

1948年秋，中共地下黨組織即開始組織北平民主人士到李家莊。當時，這些民主人士從平津滬等國統區大城市前往解放區，路途雖沒有香港那麼遙遠，但同樣要冒很大的風險。為此，中共地下黨做了週密的安排，確保了護送工作的順利成功進行。到9月底，從北平、上海到李家莊的民主人士有：符定一、吳晗、劉清揚、周建人、韓兆鶚等。到1949年1月中旬，又陸續到達李家莊的民主人士有：翦伯讚、楚圖南、田漢、胡愈之、費孝通、張東蓀、雷潔瓊、嚴景耀、沈茲九、王蘊和、嚴信民、楊剛、袁震、張曼筠、安娥、周穎等。其中費孝通、張東蓀和雷潔瓊、嚴景耀夫婦是在中共北平地下黨的安排下，從北平西郊八大處乘坐大卡車出發，由八名解放軍戰士護送到西柏坡。這些民主人士到達李家莊後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解放區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接待。

南線主要是把匯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地護送到東北解放區，該線路人數最多，也最艱巨。為了安全、保密、不引人注目地護送民主人士到東北解放區，中共中央東北局、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做了大量準備工作，中共中央東北局還在丹東、大連組成專門班子，負責接待安排，並護送到哈爾濱，最終分四批成功地將民主人士護送到東北解放區。

1948年，知名民主人士（左起）郭沫若、譚平山、蔡廷鍇、沈鈞儒、何香凝、馬敘倫在香港留影。

1948年10月，首批抵達東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受到中國共産黨和各界人士的歡迎。

1948年11月，第二批民主人士抵達瀋陽車站時，與前來歡迎的有關人士合影。

第一批民主人士有沈鈞儒、譚平山等十幾人，由中共派章漢夫陪同，于9月12日晚在香港登上蘇聯“波爾塔瓦號”輪船，13日正式出境啟航，經台灣海峽北上，經過艱難的航程，于9月27日到達朝鮮的羅津港。據錢之光回憶：船在經過台灣海峽時遇到了強颱風，失去了控制，被衝到澎湖列島附近，經過全體船員的努力，才擺脫了觸礁的危險。當時在船上的民主黨派領導人仍鎮定自若，有的還和往常一樣，做著健身體操。

中共中央對首批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非常重視，周恩來于9月18日專門致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批來東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近日內抵朝鮮羅津，請張聞天、高崇民、朱學范分別代表東北局、行政委員會、全國總工會前往迎接（兩天后，中共中央同意東北局建議，決定改派離羅津較近的李富春、朱理治前往迎接）。第一批民主人士在羅津登岸稍事休息後，即乘火車于9月29日抵達哈爾濱，入住東北行政委員會招待所（原馬迪爾賓館），受到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李富春、蔡暢、李立三等人的歡迎。1948年10月3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又聯名致電沈鈞儒一行，對他們這次北上的安全抵達表示慰問和歡迎。

第一批民主人士順利出境到達解放區，使錢之光等備受鼓舞，擬定第二批民主人士在10月中旬出發。不料，所租的蘇聯船隻到香港時與一艘貨輪碰撞損壞，需要一段時間修理，後來租了一艘挪威貨輪，10月底第二批民主人士乘坐懸挂有挪威國旗的華中輪出境北上。這一批民主人士主要有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攜子周海嬰）、陳其尤、沙千里、宦鄉、曹孟君、韓練成、馮裕芳等，由連貫陪同，胡繩隨行。11月中旬在大連與丹東之間的大東溝拋錨下人，改乘小船上岸，東北局派負責同志前往迎接。此時得知瀋陽已解放，於是改乘火車經丹東于12月6日到達瀋陽。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主要有李濟深、茅盾夫婦、朱蘊山、章乃器、彭澤民、鄧初民、洪深、施復亮、梅龔彬、孫起孟、吳茂蓀、李民欣等，由李嘉仁陪同，加上中共隨行人員共30多人。周恩來事前給大連的馮鉉、劉昂的電報説：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與蘇聯駐大連的有關部門交涉，租用他們的輪船，而且這次一定要在大連港靠岸。到達後，要安排在大連最好的旅館，民主黨派領導人要住單間，確保安全；要舉行歡迎宴會，並請大連市委協助做好接待工作。還特地囑咐，北方天氣寒冷，要為他們準備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隨後，周恩來特地電示錢之光：已經走了兩批人員，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這次行動要更加謹慎，並提出了“保密、謹慎、週到、安全”的八字原則。果然，國民黨特務發現不少民主人士已不再露面後，加緊了監控，香港方面更加關注華潤公司，連政治部的負責人都以談業務為名來過華潤公司，氣氛陡然緊張了起來。為保險起見，錢之光把該批民主人士出境時間定在耶誕節的後一天，利用香港放假狂歡之機行動。12月26日，要走的民主人士先各自離家，或去親友處，或去旅館開個房間，然後分別由交通員送到蘇聯貨輪“阿爾丹”號上。

李濟深是各方矚目的人物，中共與他有密切聯繫，香港當局和他經常往來，美國方面也頻繁接觸。在國民黨軍事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一些人對李挑撥説：你不能去解放區，到那裏你就身不由己。一些人想利用他的聲望和影響謀劃“劃江而治”，白崇禧曾寫信給李濟深，讓一位國民黨大員趕到香港請李濟深回武漢“主持大計”。情況錯綜複雜，李濟深要想離開香港，確實困難重重。為此，何香凝在一次聚會後對李濟深説：“任公，你還是早走的好，一則是形勢的需要，二則為了任公你自身的安全。”為解除李濟深的後顧之憂，錢之光等對李濟深的家屬作了妥善安排，並組織民革中與他親近的人一同北上。

為迷惑外界，李濟深先參加一個午宴，由何香凝等作陪，宴畢，他與朱蘊山等帶著酒肴，坐上交通員掌舵的遊艇，裝作去海上游覽，在水面上游弋。入夜以後，神不知鬼不覺地登上“阿爾丹”號，並於次日淩晨安全出港。夏衍後來回憶，當時他們十分緊張地“在一家旅館守著一部電話機聽消息，直到聽到‘船開了，貨放在大副房間裏，英姑娘沒有來送行’這個謎語一般的電話，才松了一口氣”。

1949年1月1日，有記者就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去採訪李濟深，才發現人去樓空。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親自找民革副秘書長呂集義，責問：“李濟深先生的安全，我們是要負責的，他走了，你們為何事先不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有影響的人離開香港，連我們都不知道，叫我們怎麼交代？”於是島內謠言紛起，直到1月4日，美聯社播發了一條可靠消息：“李濟深已出境赴華北中。據説……經北韓赴哈爾濱，這是以前北上的其他民主人士所採取的途徑”。而此時李濟深等已過了台灣海峽了。

經過10多個晝夜的艱難航行，“阿爾丹”號在途中損壞了一個引擎，但仍于1949年1月7日安抵大連。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張聞天等專程前去迎接，同時還邀請已在解放區的朱學范一同前往。

李濟深等登岸後，被安排在大連最高級的大和飯店（大連當時是蘇軍管區）。當天中午，李富春、張聞天等以中共中央名義在關東酒樓設宴為李濟深等接風洗塵。因為當時天氣很冷，周恩來還安排送去了皮帽、皮靴、貉絨大衣等禦寒用品。李濟深等頗受感動，連聲稱道：“恩來先生想得真週到，吃、穿、住、行都給我們安排好了，名符其實雪中送炭！”隨後李濟深等便在中共安排下于1月10日到達瀋陽，與先期到達的沈鈞儒、馬敘倫等會合，一同進行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第三批民主人士成功北上後，由於美聯社播發的“可靠消息”，香港氣氛變得愈加緊張起來，港英當局加緊了對進出港水陸交通的控制，國民黨特務更是盯梢、恐嚇無所不用其極。故直到1949年3月14日，第四批民主人士才得以出境北上。該批有黃炎培夫婦、盛丕華及其子盛康年、姚維鈞、俞寰澄等，由劉恕護送。由於天津已經解放，所以船到天津他們便上岸，並於3月25日直接到達北平。董必武、李維漢、齊燕銘等前往車站迎接。

除以上眾所週知的四批外，當時經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還有很多批。其中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有：1949年2月28日，葉聖陶、馬寅初、王蕓生、沈體蘭、鄭振鐸、劉尊棋、傅彬然、陳叔通、包達三、張志讓、宋雲彬、徐鑄成、趙超構、吳全衡和柳亞子夫婦、曹禺夫婦等共27人，乘坐挂有葡萄牙國旗的華中輪由香港北上，3月5日到達山東煙臺，3月18日到達北平。

緊接著，李達、王亞南、郭大力、曾昭倫夫婦、嚴濟慈、黃鼎臣、史東山、白楊、舒繡文、姜椿芳、張瑞芳、于立群、臧克家、沈其震、朱智賢、張文元、陳邇冬、傅天仇、林礪儒、薛迪暢以及香港達德學院部分師生和華僑（在中共廣東區委和香港的民主人士的努力下，達德學院于1946年10月在香港成立。學院設立了董事會，李濟深為董事長，楊伯愷為秘書長，蔡廷鍇、丘哲、張文等23人為董事，聘請曾任廣州國民大學校長的陳其瑗擔任學院院長。達德學院以“研究高深的學術養成為人民服務之愛國人才”為宗旨。1949年2月23日，達德學院被港英當局政府下令撤消註冊，被迫停辦。此時學院領導與教員已經出境北上解放區。達德學院在存在的兩年半時間內，共招收三屆學生，培養近千人。學生畢業後大都陸續到粵贛湘等遊擊區和華北、華中游擊區以及解放區，參加解放戰爭和根據地建設），于1949年3月20日由馮乃超、狄超白、周而復、陽翰笙、黃藥眠、胡一聲等陪同，乘坐“寶通號”外輪北上，3月27日到達天津，隨後轉赴北平。

此外，規模較小的還有：1948年9月17日，王紹鏊、方與嚴、力揚等北上。1948年12月，千家駒、李章達、陳邵先、陳此生、陳其瑗、夏康達、林植夫、盧于道等北上。1949年2月，吳耀宗、謝雪紅、李純青、吳羹梅、楊美真等北上。1949年3月，何香凝、廖夢醒母女、薩空了、金仲華、歐陽予倩、馬思聰等北上。

在護送民主人士北上過程中，還有過其他方面的計劃和努力。比如，1948年秋，潘漢年曾找到薩空了商談，請他與港方當局交涉，希望開闢一條經歐洲進入解放區的途徑。薩空了找到香港大學校長施洛斯（D.T.Sloos）,説民主黨派負責人李濟深、沈鈞儒等要從香港去倫敦，再經蘇聯到達東北解放區。施洛斯將此事報告港督，港督再將此事報告倫敦。直到12月，倫敦方面才傳來意見，説不能發護照，但可以給個證明身份的文件，離開倫敦的時候，還可以保護。由於此時第三批民主人士已出境北上，遂沒有再走歐洲路線。

1949年1月，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在瀋陽觀看秧歌表演

1949年2月，奔赴解放區的部分民主人士在“華中”輪上合影。

除眾所週知的北線、南線外，有一部分民主人士，如朱學范、張瀾、宋慶齡，以及華僑代表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則是通過其他路線到達解放區的。

1947年底，朱學范從香港到巴黎參加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又到瑞士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出席會議的解放區工會代表劉寧一轉達了中共中央請朱學范去解放區的邀請。1948年2月28日，朱學范在劉寧一的陪同下，經布拉格、莫斯科，到達東北解放區哈爾濱，是較早進入解放區的民主人士之一。

1949年5月初，在上海的張瀾等突然被國民黨特務拘禁起來，直到5月底上海解放，張、羅才經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營救倖免于難，並於6月24日和史良、郭春濤、王葆真等一起由上海抵達北平，受到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李維漢及在北平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等人的熱烈歡迎。

毛澤東給宋慶齡的親筆信函

中共中央、毛澤東特別重視盛邀孫中山夫人、中國共産黨的親密朋友——宋慶齡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1949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電在上海的宋慶齡：“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宋慶齡看到毛澤東、周恩來發來的電文，心緒難以平靜。2月20日，她給中共中央的復信：“親愛的朋友們：請接受我對你們極友善的來信之深厚的感謝。我非常抱歉，由於有炎症及血壓高，正在診治中，不克即時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的。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將於不久的將來光榮地完成。”此時，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西郊香山的雙清別墅。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傳閱了宋慶齡致中共中央的復信。新政協籌備會召開前夕，6月19日，毛澤東再次親筆致函宋慶齡，誠邀其北上，信中説：“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頌大安！”並讓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的鄧穎超帶著這一信函專程前往上海，面呈宋慶齡。21日，當鄧穎超帶著毛澤東的親筆信即將出發時，周恩來沉吟一番，也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交夫人鄧穎超一併捎上。信中寫道：“慶齡先生：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6月28日，鄧穎超攜信專赴上海，面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無限誠意，1949年8月26日，宋慶齡由鄧穎超、廖夢醒陪同，乘專列離滬北上。28日安抵北平，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及李濟深、何香凝等親自到車站迎接。

周恩來給宋慶齡的親筆信函

毛澤東還十分重視團結海外華僑的力量。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致電南洋僑領陳嘉庚：“中國人民解放鬥爭日益接近全國勝利，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團結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力量，完成中國人民獨立解放事業。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碩望，眾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同時致電大洋彼岸的致公黨元老、美洲華僑領袖司徒美堂：“至盼先生摒擋公務早日回國，蒞臨解放區參加會議。”陳嘉庚、司徒美堂這兩位在海外享有聲望的華僑領袖，接電後都銘感毛澤東的盛意，毅然歸國赴會。陳嘉庚于1949年5月5日離開新加坡經香港北上回國，6月3日到達天津大沽口，4日到達北平。司徒美堂也遠涉重洋，于1949年9月4日到達北平。

華僑領袖司徒美堂與中國致公黨主席陳其尤合影

1949年6月，毛澤東與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交談。

在護送每一位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過程中，中共的同志都無微不至地關心和照顧，使北上的旅途上充滿了歡愉的氣氛，大家紛紛用詩文抒發自己對這次“光明行”的真誠歌頌。

當彭澤民得以重返久別20餘年的故土和解放區時，獲得解放、自由後的喜悅自豪之情溢於言表，賦詩寫道：“廿年空有還鄉夢，今日公車入國門，幾經羈縻終解脫，布衣今日也稱尊。”

柳亞子在北上途中賦詩云：“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捲南溟下北溟。”

李濟深則于1949年元旦在船上為同行的茅盾即興題詞道：“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

同船的朱蘊山在途中也吟詩多首，其中有“一頁展開新歷史，天旋地轉望延安”，“解放聲中到大連，自由樂土話翩翩”，“神州解放從今始，風雨難忘共一舟”等含義深長的佳句。

郭沫若在船上更是辦起了《波浪壁報》，刊載勝利消息，並賦詩云：“人海翻身日，宏濤天際來。才欣克遼沈，又聽下徐淮。指顧中原定，綢繆新政開。我今真解放，自愧乏人才。”

到1949年3月，整個接送工作基本完成，經香港進入東北、華北解放區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民主人士、科學家、作家及部分家屬等共計350人以上。周恩來稱讚錢之光等：“你們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務完成得很好。”

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後受到了中共領導人和解放區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接待。

1949年1月16日，周恩來在百忙之中從西柏坡乘吉普車到李家莊看望大家，並向他們通報了解放戰爭的進展和新政協的籌備情況。

1月20日，華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華北局在平山縣李家莊舉行盛大歡迎會，熱烈歡迎由國民黨統治區和海外到華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薄一波代表華北人民對剛來到解放區的民主人士表示歡迎。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民盟中央委員韓兆鶚等代表主客雙方致辭。

1月26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政務委員會、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及東北各界人民代表舉行盛大歡迎會，熱烈歡迎為參加新政協而先後到達東北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林楓致歡迎詞，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等先後在大會上發言，並宣讀了施復亮、孫起孟的書面發言，表明瞭到解放區的感受及參加建國工作的決心，並一致痛斥南京國民黨政府假和平的陰謀，一致主張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把革命進行到底。最後，中共中央東北局代表李富春講話。他説，今天的歡迎會，象徵著中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也象徵著全國勝利的快要到來。

中國共産黨將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民主人士邀請護送到解放區，體現了中共中央、毛澤東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顯示了中國共産黨人海納百川的政治胸懷。這數百位民主人士大多是“旗幟性人物”，對他們所聯繫的各社會界別的人們，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響。中國共産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擁有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基本群眾。把全國各方面的民主力量都融匯在一起，就使新政治協商會議具有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性質，它以雄辯的力量昭告天下：新政治協商會議從本質上區別於1946年國民黨召集的舊政協，由此産生的民主聯合政府，毋庸置疑將獲得全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支援和擁護。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