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辯律師田文昌

學術著作

律師業發展與司法活動的科學觀

                 ——我不是包青天

田文昌 全國律協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

各位同行,大家好,很高興能夠在這裡再次跟大家探討,也很抱歉來晚了。遲來的會見雖然晚了一點,但是也頗有感觸,更有感觸的是,幾年前有過這樣一次論壇,正當我在臺上演講的時候,有一個律師接到外地律師的電話,説那個演講人是田文昌嗎?因為聽説他已經出家了。為什麼那個時候正好是對我來講已經是烏雲壓城的時期,所以大家都很關心,我也很感謝同行對我的關心和關注。今天演講的題目,我臨時確定了一個題目,叫做《律師業發展與司法活動的科學觀》大家聽了可能有一點茫然,為什麼我講這麼一個題目呢?突然談起科學問題了,這是有感而發,因為這幾天我連續的參加了幾個會,兩周前在濟南參加了《中國的審判理論研究會》,接著27號的下午在最高法院參加了幾位院長、副院長召集的一個小型的座談會,然後我參加了最高法院的(會議),他們派了車把我送到機場,27號在海口又開了一個中國審判雜誌的年會。這三個會談的都是審判工作的改革問題,都是落實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問題,在這三個會上,我有一種感受,大家都在研究現在我們整個司法裏面的一種研究討論甚至調整,大家都很有感觸,提出了很多看法。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既然我們研究科學發展觀,什麼叫科學呢?科學發展觀與我們司法活動有什麼關係?於是我提出了一個概念,我認為研究這個話題很切中要害,很好,為什麼呢?什麼是科學,我覺得科學解決規律,研究規律,遵循規律,我們的司法活動有沒有規律?如果我們能夠解釋、研究司法活動的規律,遵循他的規律進行司法活動,包括我們的律師辯護代理活動,我覺得就是科學,如果違背了這個科學就是反科學。所以,我突然發現,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多加研究,恐怕對我們律師業的發展,包括司法整體環境的改善都是很有益的。比如説怎麼理解司法活動的科學化,它的內涵太寬了。第一,我沒有那麼多時間,第二我也沒有那麼深的研究,我們只能淺嘗輒止,點一點題,大家作為一個啟發,我提這個問題只是拋磚引玉,大家想一想,我們的司法認識怎麼樣來認識,是不是科學的發展,我們的司法的目標問題,到底怎麼樣來確定,我們的司法活動中控辯三方的關係問題如何理順,是不是也涉及到我們的司法活動科學化的問題。這個問題説起來是很多很多,比如剛才衛東教授講到一個律師法的問題,這個涉及的內容很多,大家知道律師法的出臺很不容易,是利用了一個比較好的機會在我們大家很多人的努力下衝破了一些障礙,但是它畢竟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律師法涉及到什麼問題呢?我舉幾個主要的例子。

比如説它的定位問題,律師的定位問題在律師法當中得到了一種確認,實際上律師定位問題爭論了多少年,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05年還是04年的時候,面對面採訪我的時候,王志問了我一句話,當時突然問起來,説律師的職責是什麼?我説律師的職責是依照法律最大限度維護委託人的合法權益,他説當職業道德和社會道德發生衝突的時候,還是如此嗎?我説必須如此,否則他就不是律師,我覺得這句話出口以後,引起了一些波瀾,也引起了一些批評,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認為,律師的職責是維護法律,維護正義的,這是第一位的,你怎麼説第一位是維護委託人的利益呢?這提出了一個指責。經過了一段爭論以後,律師法把它明確寫下來了,就是我們新律師法第一句話就是維護委託人的利益,這個論證的變化非同小可,這是一個重大原則性的問題,這個問題説明什麼?它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司法活動的內在的規律有關係呢?司法活動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活動?律師的權力來源到底是從哪兒來的呢?涉及到一個基本的內在問題,權利來源和律師的行為方式問題,律師的行為方式通過維護委託人合法權益的方式去追求和實現正義。

大家知道,我曾經説過幾句話,律師既不代表正義,也不代表邪惡,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的意思就是,給律師的職責定位下了一個結論性的説法,但是就在兩年前在雲南開會的時候,也是最高法院的一個會,也有律師參加,我在講到類似問題的時候,我還當場提出了,我説我這種觀點可能在我們律師界本身也會有人反對,結果話音剛落,就有兩位律師站起來激烈的批評我,他説不對,我們律師就代表了正義,就説我貶低了律師的身份,我説我只是説律師代表正義和追求正義是不是一回事情?我從來沒有説我們律師不追求正義,但是我從來堅決不承認我們律師代表正義,我的話在若干年前,我們的媒體把我打扮成正義的化身,我很難受的。那幾個案子出來以後,媒體鋪天蓋地説,我見到什麼就拍案而起,我眼淚就出來了,我拿著自己的存摺就跑去給當事人打官司了,我那時候還在教書,我根本就沒有存摺,所以導致了很多很尷尬的局面。

我説過我有一個非常尷尬的事,好多年前陳情山東,一個婦女找到我,到我家裏樓道裏蜷縮了兩天兩夜,我下飛機回來,我跟我夫人把她叫出來,她身體很虛弱,不吃不喝,我説了兩個小時才説明白,差了300多塊錢的案子非要我打,我後來説,錢我給你,不要打了,我給你補償這個錢,不行,兩句話,一個就是田教授救救我,第二句話,我知道公檢法都歸你管。百般無奈的情況下,我打110報警,大家想一下我的心態,人家來求我援助,我打110報警,我回去她就跟著,她如果死在我的門外,我説得清嗎?後來警察來了,先問我跟她什麼關係,我解釋了半天以後他才表示理解,後來説你把她帶走,然後又打電話回來,説她上了警車就撞頭,拿棍子敲車,只有你回來她才(肯停),我就陪她一起去了派出所,結果當天晚上我和我太太兩點半才回家,這就是律師職責定位錯誤的結果,我當的起包青天嗎?讓你當也當不起,我們要通過特有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也是科學理解司法活動內在規定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從規定上,從內在聯繫上理清這種關係,才能説清楚一些事情,再比如説法律保密業務,可能年輕人不知道,在十幾年前,作為律師的保密業務,爭論了好幾年,認為律師大義凜然,代表正義,揭發當事人的違法行為,這樣才是律師,否則就不是律師。剛才我們談到,代表的律師就是施洋大律師,我們都知道施洋大律師,施洋大律師在我們幾代人心中造成了一種誤解,我們認為律師就是施洋,不是施洋就不是律師,所以律師就是向施洋那樣的革命先烈、共産黨員正義的化身。所以,我們全社會從這種誤解中走出來,這樣律師才能正義,把律師的職責定位弄清楚。

再比如説,我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律師向被告人展示卷宗材料的問題,我們國內抓住幾個律師,因為給被告人看卷,三年前在司法部開會,最高院的領導都參加了,幾個學者也參加了,他們就談到,這個問題要解決,不解決這個問題不行,結果很多人都反對,被告人沒有閱卷權,我説我不講閱卷權,我講被告人對案件的知情權,我們在審判人,不讓他們了解案卷的材料和證據,被告審判活動的內在關係是什麼?我們開庭的時候要不要給被告和平正義呢?我不談理論上的東西,我談現實的問題,你們説不可以,那我來談現實的問題,我們那麼幾十本,上百本的卷宗,我憑嘴説,被告能記得住,聽的清嗎?經濟犯罪涉及到算帳的問題,誰的腦子是電腦,他聽你説就能把帳算清楚了,我們辨認一個簽字,不看能弄清楚了,我們很專業的問題不給他看,在法庭上還要給被告人辨認,偵查機關可以帶著卷宗給被告人一個一個人説,我們律師為什麼就不可以呢?如果這個都不可以的話,我們法庭開庭,我們研究的是節省訴訟資源,如果都不可以,我們的法庭開庭還能延長多少倍呢?我把一切問題都拿到法庭上一頁紙一頁紙的看,我們律師賠得起,法官賠得起嗎?我們從訴訟原理上來分析,應當如何處理問題,同權力來源上來分析,律師的權力是受被告人委託的,你背著被告人你自己去控方、審方來研究這些問題,對嗎?

後來我帶來了這個問題在美國研討會上有美國的專家,有俄羅斯的專家,有南韓的專家,有台灣地區的專家,有我們大陸的專家,我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我了解國外的情況,最後得到的一致結論這是被告人的權力是律師的義務。你不去給人家看,沒有盡到你的義務,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是需要進一步解決的,然而這個問題雖然通過幾次研討會,在國內舉辦的研討會,我都一再的提出這個問題,都得到共識,在實踐上沒有明確,因為我們的法律鑒定30年,我們的司法水準整體還很差,所以有一些問題,在國外是一加一的發展,發達國家是一加一的問題,但是在我們國家還有爭論,所以我説這個問題寫在立法上,或者寫在司法解釋上,否則還會出現問題,比如我剛才講的律師職責定位問題,但是我在我們國家説就是大逆不道,很多人現在還不理解,這個也很正常,因為我們法制建設的歷史太短,有一個過程,但是在這個過程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讓更多人來理解和認識到這個問題,律師法確實有一個障礙,但是像我們衛東教授也講了,有很多的障礙,怎麼辦?所以他它要全方位的解決,我經常説一句話,律師法救不了律師,連律師自己都救不了律師,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我們努力的前提下,依靠呼籲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援,否則我們的律師太弱勢,太孤立。

比如説,我們再接著談司法活動規律的問題。我們談律師的定位之後,我們更重要要談到法官、檢察官的定位,控辯三方又是如何定位?我經常説大家可能都知道,研究研究律師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內部我是這樣説,我不敢説別人,實際上法官、檢察官是什麼?清楚了嗎?不清楚。我在法官的會議上講,國外的法官的培訓一個基本功是能夠做到在法庭上面無表情,他所有內心活動不能表露在面部上,以免給當事人産生影響或者壓力,而我們的法官往往參與的積極性過高,經常參與到控辯雙方的角色當中,這是一個基本功的訓練,基本功的後面是什麼?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職責定位是什麼,不知道自己做什麼。控方也是這樣,我就不具體講了。法官和律師的關係又是如何呢?我們的法官從來沒有把我們律師跟公訴人平等看待,我在法官會上我也講過,我一生經歷過兩次,我當這麼多年律師我經歷過兩次在開庭中休息的時候審判長説,律師你們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吃盒飯,我説這一句話我感激涕零。因為你把我當成公訴人一樣看待了,公訴人給你吃盒飯,一個不理我,一個挖苦我,你們律師有錢,你們下館子吃吧!

這是一件小小的現象,但反映了一個問題,他從來沒有把控辯雙方當成一對平等的主體,他躲著律師,他不敢見,導致什麼呢?我們表面上開會談到這個律師、法官的關係,這個限制那個又限制,這個限制把本來正常的關係扭曲了,變成了暗中勾結,把正常問題非正常了。我有很多學生從事法官,甚至是院長、廳長,平常還不錯,在法庭上有第三者,你冷若冰霜,之後又跟我表示歉意,下次來了之後請我吃飯。有必要這樣嗎?我們把它扭曲了,人為的扭曲了,為什麼還是對於司法活動內在的規律沒有搞清楚,我們一種頗有的認識,究竟是什麼關係?比如説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幾年前我在加拿大考察的時候,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體會,我問一個加拿大大法官一個問題,我説在中國,我們的法院是分庭的,我們的法官是有專業的,像律師一樣,可是你們的法官沒有分庭,9位大法官在審理重大案件的時候,同時出庭,都有平等的表決權,我這個問題有一點唐突,我的意思是水準不夠,因為你各有專長,我説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結果這位大法官説,你問得很對,我們不是全才,比如他是搞刑事的,他是搞其他的,他是民法的專家,我們都不是專長,但是有一條,我們不擔心這個問題,因為有律師,我們依靠的是律師,在一些重大案件當中,每一位律師他都是專家,他可以很充分的、深刻的表達與論證他的觀點,我們法官的職責就是分析判斷律師的論證,這樣我們就能夠做到公正的判斷。我很受啟發,我問的是控訴方的問題,我得到的回答很受我啟發,他這個回答吹捧反映法官和律師正泰的關係,律師和法官的朋友,是法官的助手,法官離不開律師,只有他分析律師有利的辯護,他才能做判斷,我説一個好的判決書上,有律師的一份功勞,可是我們的法官往往不希望這樣的助手,甚至是排斥這樣的朋友,正常嗎?也不正常。時間關係,我不多舉例子。

我根大家所表達的一個想法就是:我們律師面臨這麼多的困境,我們面臨這麼多的困惑和不理解,我們千方百計、不遺餘力爭取我們自身的權力,但是正像律師法的突破一樣,律師法的突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得到實踐的驗證,我想到一個問題,我們律師不能單靠自己來取得這個權力,我們需要全社會的理解,如何取得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援呢?我想我們從更深層次上來思考,我們從揭示、研究、分析和運用司法活動規律的角度來深刻的論證司法規律是什麼,律師辯護代理的規律是什麼?我們如何從這個規律對這個規律的解釋和研究出發,向全社會來論證和宣傳這種規律之間內在的聯繫,讓大家真正的理解到律師究竟是做什麼的,他能夠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控辯雙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在什麼樣的框架下,什麼樣的情況下才能夠把我們的司法環境推向一個新的、得到改善的階段。否則,我們這些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們面臨的問題太多了。

比如説我們廣東律師都知道的馬克東案,多大的悲哀,馬克東這個人我同來不認識,從來沒有見過,但是對這個案件我格外的關注,當時我在國外,我回來以後,我親自組織了第三次的專家論證會,專家意見就是披露,專家意見是我親自起草的,因為這個問題很明顯,馬克東有問題,有錯誤,私自收費是有問題,但是他的性質是不一樣,只要他是真實的律師身份,他不管以什麼方式,提供了一點點律師的,以律師這種職業所能提供的服務,他就不可能詐騙。如果把律師收費也可以當成詐騙處理,那360行有過失而不及,如果我們律師頭上有懸著一把劍,怎麼能夠放得下心。但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到處呼籲,我親自找了最高法院的兩位以上的主管院長,我親自給他們遞了材料,我給律師協會講了律師,對全國律協的名義也發了材料,但是還沒有解決,我知道其中一個問題,有一個媒體發表了一個報道,標題是《馬克東收費100萬還不是詐騙》。這個標題很有誤導作用,老百姓不了解,一看收了100萬不是詐騙,那什麼才是詐騙?

所以很多都是誤導性的問題,這個又涉及到為什麼會出現很多類似這樣的情況?包括其他一系列的案件,全社會各階層缺乏對律師的理解,原來我強調,要研究律師是一個什麼東西,律師的職責定位,現在隨著我們科學發展觀的學習,我覺得有提高,我覺得從深層次上,從解釋研究分析律師發展的角度,來改善我們律師的環境,可能會更上升一個層次。我拋磚引玉,希望大家做出更深的研究,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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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介紹

最具爭議的律師——田文昌
  1947年出生,吉林人。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合夥人,法學碩士。1983年至1995年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曾任法律系副主任、研究生導師。1985年開始從事律師工作,1995年創辦京都律師事務所。

刑辯故事

  行者無疆,律師田文昌一直行走在路上,無論路途有多艱難,周圍有多少荊棘,他總是説“路在腳下,目標在前方”。

[詳細]

  在京都所,人們還習慣地稱他為田老師。他的助手戲稱“田老師不務正業,整天參加各種研討會,立法諮詢會和到處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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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了楊斌案之後,田文昌就搬到了外面的酒店裏,且“一兩天換一個酒店”,以避開“上百個中外記者的圍追堵截”。

[詳細]

 

  “律師不是正義的化身,但他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來維護正義。”這句話成了田文昌的標簽,與他代理的案件一樣引發了爭議。

[詳細]

  他是“中國刑事辯護第一人”,他曾被列為“中國四大腐敗幫兇律師”之首,如今另外三位都已經犯事進去了,惟獨他至今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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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文昌:劉涌改判有沒有其他的背景,這並不是我作為辯護律師所要了解的問題,我只是依照法律履行一個律師的辯護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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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辯風采

傳媒報道

刑辯案例

“大邱莊莊主”禹作敏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