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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田文昌”辯護——劉涌案中他沒錯

中國網 china.com.cn | 時間: 2010-06-17 15:56:03 | 文章來源: 人民網

爭鳴:劉涌案中,律師田文昌沒有錯

  劉涌案一波三折、撲朔迷離,最高院果斷出擊,快刀斬亂麻。有人説此案畫上了句號,其實不然,該案還會長期地爭下去,它必須接受歷史的檢驗。這種爭論是有益的。

  我對劉涌案的觀點是,一,劉涌罪不可恕,當殺;二,專家意見書干擾獨立審判,當批;三,田文昌律師恪守盡職,沒錯。 其中就專家意見書問題,我也曾在法律寫作社區指名道性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説田文昌律師沒錯基於兩個方面,一是為劉涌(壞人)辯護沒有錯,二是我本人對田文昌在劉涌案中的不凡表現很欽佩。

  《憲法》第125條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這是法律給犯罪人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刑訴法》第35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這是法律賦予律師為犯罪人辯護的責任;《刑訴法》第34條又規定,“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這是規定法院有幫助犯罪人獲得律師為其辯護的法律義務。如果信這三條,不該責難田文昌。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儘管律師的出現是法治的體現,但律師不是執法機關,沒有任何可以直接憑藉的權力;律師不是天使,也不代表正義。律師作為民間服務生,在心目中委託人的利益應該是第一位的。即便當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衝突時,當事人的利益還是第一。律師不能出賣當事人的利益,這是律師的基本行為準則,也是律師的職業道德。如果律師拿了當事人的服務費,又以法律的名譽回頭來咬當事人一口,那是十足的偽君子。 這就是説,由律師的地位所定,他只能為當事人説好話,不能在其他方面寄予律師過高的期望值。

  説人説,律師就是為了錢,也不儘然。我們不會忘記,在聞名中外的禹作敏案中,被害人劉玉田的兒子劉庭惠跑到北京告狀,當時沒有律師敢接此案,最後找到田文昌哭訴。儘管大邱莊裏面的恐怖早有耳聞,田文昌毅然接案。其間,禹作敏不只一次地派出百號人馬進京抓人,而劉庭惠就藏在田文昌處。從1990年到1993年,田文昌冒著生命危險利用三年時間為被害人控告禹作敏。試想,田文昌是為了劉庭惠的錢嗎的?當然,律師服務都不收錢,只有餓死。

  據2003年10月11日紅網的一篇文章,劉涌案中的《專家法律意見書》是由田文昌律師組織發起的。在此期間,他也曾上書中央和遼寧省委尋求幫助。對此,不少人頗有微詞。我卻以為,果真如此,恰恰表明瞭田文昌律師的恪守盡職。這正如世界上一位知名學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大律師德肖維茨所強調:“就一個辯方律師的倫理而言,他應當盡力用所有合法的與合乎倫理的手段,讓被告獲得無罪判決,而不能有其他的打算。”可見,作為一位受顧於人的律師來講,田文昌並無不妥。倘若劉涌案的二審改判與《專家法律意見書》或行政干預司法有一小點關係的話,那是法學專家們一個小小的悲哀,是司法體制的一個小小缺陷,也是律師的小小成功;倘若二審改判與《意見書》或行政干預司法有很大關係,那是律師的最大成功。因為,田文昌的舉止既不違法,又合乎作為一般人的起碼倫理,同時也不違背《律師法》、《刑訴法》的基本精神。既要能夠週旋于法律之間,又不去硬碰硬地跟法律過不去,這才算一位合格的律師。再説,儘管我國的法律不是對抗制度,實際上律師的不少業務是對抗性質。依我看,訴訟中的田文昌絕對優秀,當行出色。

  誠然,在法治狀態下,由於律師的作用,也可能出現正義得不到聲張、違法行為得不到追究的情形,但任何一種法律或法律制度,只能夠實現相對的合理。這正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或實現法治過程中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上面這些話可能有人接受不了。不要緊,奈著性子辯證地想一想,是不是這個理兒?在國家獨立審判體制尚未完全形成、審判監督制約機制還未完全到位、律師的執業環境尚未得到實質性改善、法官與律師的合作關係尚未真正形成的複雜背景下,中國律師的地位十分尷尬。每年都有律師因為履行職務而獲罪,而且其中的背景十分微妙。如今,刑事案件很少有律師問津。説律師難做,不是三、五百萬字能夠囊括的。中國律師業的發展離不開全社會的支援,應該以積極的態度去評價中國律師的歷史作用。對於律師隊伍出現的問題,不要孤立地去看待。畢竟,要實現社會的公正需要律師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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