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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了楊斌案之後,田文昌就搬到了外面的酒店裏,且“一兩天換一個酒店”,以避開“上百個中外記者的圍追堵截”。

中國網 china.com.cn | 時間: 2010-06-17 15:41:26 | 文章來源: 網易

田文昌:中國很多企業家都是舍命不捨財

核心提示:田文昌,曾經為遼寧“黑老大”劉涌辯護而遭到罵聲一片,後來又曾為禹作敏、楊斌、商祿、朱佩金等敏感人物辯護 “現階段,中國的企業家中,不少人有一個特點,舍命不捨財。這有時是導致其落難的致命原因。再有,很多人太信任人際關係而太漠視法律。”

被拘捕前,顧雛軍曾三次到京都律師事務所找田文昌,希望田能夠到證監會為之緩頰。“他想得很天真。當時調查已近尾聲,別説我不是官員,我就是官員也做不到。”田勸顧雛軍破財免災,勇於放棄經濟利益,但顧未能做到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德隆身上。唐萬新被捕後,唐萬里來到事務所,欲聘田文昌為辯護律師。田跟唐萬里講,“假如不通過重組及時挽回影響,單純的辯護作用就會小得多。”此事再無下文

楊斌案

田文昌(資料圖)楊斌,歐亞實業原董事長,2002年10月被捕。2003年7月14日,因虛報註冊資本罪、非法佔用農用地罪、合同詐騙罪、對單位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偽造金融票證罪被判入獄18年。2003年9月7日,遼寧省高院維持原判

2003年5月,楊斌案開庭前一個多月,田文昌接受了他的委託。此前的半年時間裏,歐亞實業的人及其説項者不斷地被田婉拒。

田不願意接的原因是案子“敏感”。2002年,因為代理劉涌案,田文昌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人家以為我盡找敏感案子做,實際上很多都是不小心陷進去了。全國各地太多的敏感案子都從我手裏過過,很多都是我不接才轉到別處去的。劉涌案也是接了以後才知道這麼麻煩。”

楊斌方面的努力有了結果,時距劉涌一審被判死刑剛好一年。田不願意透露該案律師費的具體數目,但表示與外界盛傳的“160萬”相去甚遠。

這一次田仍然低估了案件的敏感程度。時值“非典”(其時孫大午的辯護律師許志永和張星水即將赴徐水艱難地取證),田文昌及其同事進駐荷蘭村。很快,田就搬到了外面的酒店裏,且“一兩天換一個酒店”,以避開“上百個中外記者的圍追堵截”。

楊斌給田文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接觸的企業家裏,沒幾個比得上楊斌。”因為“非典”,田與楊的見面都是在看守所的院子裏。看守所位於遼寧本溪,樓房很破舊,而關押楊斌的房間裝修得很漂亮,因為荷蘭使館的人要來看他。

田曾多次會見過楊斌,每次都要幾個小時。楊斌煙癮極大,田文昌清楚記得他曾一連抽掉四包香煙,而完成這件罕見的事楊斌只需要點一次火。後來,楊斌向田文昌提出要在法庭上抽煙,理由是自己有病,不抽煙“可能導致庭審進行不下去”。“我知道肯定不能准許,”田文昌説,“但是還得轉達啊。”

這件事或許能印證楊斌留給田文昌的印象之一:很自信。在田文昌眼裏,楊斌“才華橫溢,思維敏捷,煽動力極強”。田對楊的總體評價是:一個缺陷型天才。“他有時候像個小孩兒,一笑,傻乎乎的,甚至在法庭上也如此。”據説,看守所新關進來一個16歲的小夥子,楊斌與之齟齬,繼而相搏,把小夥子揍了一頓。其時楊斌40歲。

楊斌被指控的罪名之一是虛假出資。一審法庭辨論中,田文昌指出,“在控方所舉出的證據當中,並沒有可以反映被告投入資金的總額與註冊資金總額之間差額的數字。荷蘭村項目的資金含量是有目共睹的、人所共知的,這些項目資金從何而來?投入的總量是多少?大家記得在法庭調查中我問過楊斌,大家都聽到了楊斌的回答。按照他的説法,他投入資金的總量,遠遠大於註冊資金。現在我沒有調查,我沒有充分的條件去詳細調查這些數字,但是我至少可以提出來,控方沒有拿出證據來證明楊斌投入的資金總量小于他的註冊資金總量。荷蘭村項目當時的評估值是三十幾億人民幣,那麼,在此情況下如何認定他是虛假出資?”

法院的判決採納了田文昌的辯護意見,沒有認定對楊斌虛假出資罪的指控,但改變為“虛報註冊資本罪”。在二審中,田文昌對此提出異議:從形式上看,雖然不能否定公司在註冊時確有不實的成份,但“實際在荷蘭村運營的資金超過了7個億”,即“實際注入的資金額大於註冊資金的金額”,這一事實説明被告沒有虛報的必要性,因而也沒有“虛報的主觀故意”。更重要的是,由於公司項目運營良好,這種註冊行為並未造成任何危害後果,“相反,卻可以看到實實在在的荷蘭村項目在瀋陽的東北方拔地而起。”

“設立註冊資本金制度本來是為了打擊皮包公司,保護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但是目前的規定也有副作用。”田文昌説,“很多企業都有類似的情況,而受到追究的並非多數。可以借鑒國外用破産來控制企業,破産一次就很難抬頭了。”

楊斌與當地政府關係的密切程度從該案證人的身份及證詞中可見一斑,能夠“佔用”上千畝農地與此有關。“當然,”田文昌在辯護詞中寫道:“這並不表明辯護人認為這種做法合法,但是,要強調的是,出現這種做法是有原因的,不應該構成刑事違法。”

田文昌認為自己充分地表達了辯護意見,法庭效果很好,盡到了辯護人的職責。2003年9月7日,楊斌被二審判決入獄18年。判決後,田與楊見過一面,楊對田的辯護表示滿意。“就是聲音太小。”楊斌説。“開玩笑,”田文昌對《中國企業家》説,“我跟人吵架啊?我是在跟人講道理。心平氣和地探討是我的風格,但當事人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楊斌案二審之前20天,劉涌由死刑改判為死緩。4個月後,劉涌再次被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死刑。

怎麼看企業家

1992年,河北承德企業家商祿被指控貪污詐騙判處18年有期徒刑,田文昌為其作無罪辯護成功;1993年,黑龍江企業承包人朱佩金被控鉅額貪污詐騙行賄,田文昌把他從死亡邊緣拉回,朱無罪釋放。其時田文昌代理大邱莊被害人家屬控告禹作敏已是第三年,禹被判刑入獄,田文昌雖然沒有出庭,但功不可沒。

田文昌因此名聲鵲起。“這都是別人不願意啃的硬骨頭。”田文昌説。當年商祿已經60多歲,財力和精力都支撐不下去的時候,田鼓勵他一定要打下去:“你不打我幫你打。”“案子做到一定程度,什麼利益呀,風險呀,名聲啊,都忘了,只剩下一個信念:只能做好,不能做壞,這才能達到一種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比當事人還投入。”

商祿和朱佩金都是遭人陷害,時至今日,此類案件仍時有發生,田為此並不認為中國企業家所處環境有了根本的改善。“20幾年來,我們的法制環境、司法水準有提高,但離我們希望的公正化水準還差得遠。”

儘管為企業家辯護給田文昌帶來了名聲,田對企業家階層也十分關注,但他明確表示不喜歡這個階層中的某些人。“我是學者,跟他們在很多問題上看法不一致。我接觸到的企業家裏,不是每個人都能實實在在地談話,常常讓我有一種以實對虛的感覺,而對方卻視我的實在為呆氣。”商祿留給田的印象比較好,但已經去世了。“突然案件昭雪了,卻已經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一直沒起來。”

“現階段,中國的企業家中,不少人有一個特點,舍命不捨財。這有時是導致其落難的致命原因。再有,很多人太信任人際關係而太漠視法律。”被拘捕前,顧雛軍曾三次到京都律師事務所找田文昌,希望田能夠到證監會為之緩頰。“他想得很天真。當時調查已近尾聲,別説我不是官員,我就是官員也做不到。”田勸顧雛軍破財免災,勇於放棄經濟利益,儘快通過重組來緩解形勢,但是顧未能做到。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德隆身上。田曾向其高層建議加快重組挽回影響,未果。唐萬新被捕後,唐萬里來到事務所,欲聘田文昌為辯護律師。田文昌跟唐萬里講,這個事還是要綜合處理,要跟重組結合,重組的效果直接影響到犯罪責任的承擔。“假如不通過重組及時挽回影響,單純的辯護作用就會小得多。”此事再無下文。

“不捨財”當然也包括律師費。很多人捨不得花錢請律師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務,結果“一旦出事往往人財兩空甚至招致滅頂之災”。“也不僅僅是律師費,”田文昌説,“比如一些債務,能還的趕緊還了,一些該捨得利益要勇於捨棄,也能相應地減輕責任。不到最後一刻他們都捨不得。我試圖説服這些人,很少有成功的。”

企業家不懂法律,但有些人卻自信到固執的程度,田文昌十幾年前就有體會。當時他曾勸説一些南方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家通過産權界定明確企業性質:“在集體所有制的概念裏,沒有具體的財産關係體現,死後又不能繼承,所有權關係是模糊的,在經營過程中很容易産生侵佔的嫌疑。如果明確産權,哪怕90%貢獻給社會,只剩下10%是明確屬於你個人的,也是一種名正言順的所有權,可以避免後患。”被勸説者往往指著挂在墻上的與領導人的合影笑田多慮。“事實上很多人就是因為這種固執而出事,”田文昌説,“一旦出了事,什麼照片都不管用。”

田文昌最難容忍的是某些企業家在看守所裏還指揮律師。“有的在看守所關了一年多,又沒有資訊,還自以為高明地指揮律師幹這幹那,不能逆著他。”遇此情況,如果不能説服當事人改變態度,田文昌就會與之解除委託關係。田常常告誡律師,盲目遵從就是害你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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