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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京都所,人們還習慣地稱他為田老師。他的助手戲稱“田老師不務正業,整天參加各種研討會,立法諮詢會和到處演講。”

中國網 china.com.cn | 時間: 2010-06-13 11:52:40 | 文章來源: 法制網

刑辯律師渴望社會認可

———訪全國律師協會刑事辯護委員會主任田文昌

  □社會上對刑辯律師存在太多的誤解,刑事辯護的效力不高,所有這些困境根源就在於刑辯律師的地位沒有得到重視,社會對律師的職責定位的認識存在誤區

  □刑事辯護律師的辯護過程,恰好是弄清事實的過程,防止錯案,維護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其本身也是在促進社會和諧

  □如果控方指控就一定有罪,律師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同理,如果律師辯護後就必然無罪,那豈不真變成“天下無賊”了?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必勝”的心態都是一種誤區

  □“我一直都在呼籲,中國應該形成真正的法律共同體。刑辯律師與法官、檢察官何時有了平等的地位,刑辯律師的執業困境自然破解”

  剛見面,田文昌就對本報記者説:“你們報紙關於刑事辯護律師的系列報道非常不錯,將目前刑事辯護領域存在的問題比較系統地進行了分析,你們報道指出的刑事辯護‘兩低’是一個癥結,所有的問題最終都在這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了。”

  社會上對刑辯律師存在太多的誤解,刑事辯護的效力不高,所有這些困境在田文昌看來,根源就在於刑辯律師的地位沒有得到重視,社會對律師的職責定位的認識存在誤區。因而,在各種場合,這位律協刑辯委員會掌門人都在為擺正律師的職責定位不遺餘力地奔走呼號。

  在京都所,人們還習慣地稱他為田老師。他的助手戲稱“田老師不務正業,整天參加各種研討會,立法諮詢會和到處演講。”但是,他們深知田老師所作的這一切都與提高刑辯律師的正當地位緊緊相連。

  “沒有律師就沒有法治”

  商祿案,是田文昌律師早期辦過的很多知名案件中的一件。被告人商祿,時任中國北方塑膠編織工業集團總經理,1991年4月26日被河北省承德市雙橋區檢察院以貪污、挪用公款罪起訴。1991年6月29日,以這兩項罪名被判處刑罰。商祿上訴,承德市中院二審後發回重審,重審的結果是罪名變成四個,被雙橋區法院判處18年有期徒刑。

  1991年的夏天,商祿的一雙兒女敲開田文昌律師的家門,請求他為父親辯護。

  詳細詢問案情之後,田文昌有兩個感覺:指控被告沒有充分確實的證據;辦案人員嚴重違反刑事訴訴法的規則。他覺得這很有可能是一樁人為製造的冤假錯案。

  為了弄清事實,田文昌和另外一位律師十下承德,調查相關事宜、詢問證人、收集證據。經過田文昌律師1038天的取證、辯論、申訴之後,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審“商祿案”,作出終審判決:商祿無罪。

  作為刑辯律師的標誌性人物,田文昌告訴記者:“對於刑辯律師來説,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讓社會知道刑辯律師到底在起什麼作用,解決刑辯律師的定位正名問題。拿商祿案來説,由於檢察院的指控在辯護之前,所以人們容易先入為主地認為他是個貪官。但是最後的結果證明其無罪。刑事辯護律師的辯護過程,恰好是弄清事實的過程,防止錯案,維護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其本身也是在促進社會和諧。”

  田文昌説:“公權力是非常強大的,任何一個國家要想推行民主和法治,必須要對公權力進行制約。刑辯律師代表的是私權利,要對抗的就是對公權力的濫用。試想一下,在類似商祿這樣的案件中,沒有刑辯律師會怎樣?沒有律師就沒有法治。”

  田文昌強調,同樣,遭受司法不公的群體就會對社會産生不滿甚至敵對,刑辯律師在維護司法公正中所發揮的作用就是最大限度地消除社會的不和諧因素。

  獲得辯護是犯罪嫌疑人最基本的人權

  社會上對刑辯律師存在太多的誤解,就公眾的爭議,田文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與民事案件相比,刑事追究意味著剝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在聯合國人權公約中規定,獲得辯護是犯罪嫌疑人最基本的人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自訴案件的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第三十五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壞人’也有接受辯護的權利,律師依法辯護,是通過程式正義來實現司法公正維護正義。我們不能要求每個律師都只為弱勢群體辯護,也不能要求一個律師只接一種類型的案子。即便貪官、黑社會分子也有自己的權益需要維護,不能隨意處置。再説,他們一旦成為犯罪嫌疑人時就已經處於弱勢地位。”

  對刑辯律師的不理解,不僅僅限于老百姓。一次,田文昌律師到北大去講座,期間一個學生動情地站起來對他提問:“田老師我一直很敬重你,但這次你居然為劉涌這樣一個流氓辯護,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徹底倒掉了。”田文昌説:“對一個接受了法學專業訓練的學生竟然如此地不理解律師的職業使命我感到遺憾,也很自責,因為我是教師。”

  田文昌説:“律師中最有代表性的專業就是刑事辯護,歷史上刑辯律師出現的最早。之所以現在對刑辯律師有這麼多的非議和誤讀,跟我國法治發展的歷史太短有關係。20多年以來,律師的地位已有很大的改善,但還是不夠。”

  刑辯律師也為弱勢群體辯護

  田文昌的當事人中除了商人、高官等,更多的是普通身份以及弱勢群體的被告人。農村婦女崔清就是典型的案例。

  被告人崔清的丈夫經營了一個工程隊,後來演變成夫妻店。崔清因為家庭矛盾于1999年11月末離家出走,後提出離婚訴訟,並請求法庭依法分割家庭財産。不想,警方居然在離婚法庭上將崔清帶走。

  檢察院指控,崔清在1998年9月到2000年3月間,將公司的資金343萬餘元轉入個人賬戶和個人信用卡賬戶中並非法佔有。一審法院以侵佔罪判處崔清有期徒刑十五年。

  崔清在二審的時候找到田文昌。田文昌經多方查證,證明公司為夫妻二人共同經營,案件得以在二審時發回重審。

  接下來,市地稅局李某又主動向警方投案自首,交代説在1998年9月至2000年5月間,曾夥同崔清虛開增值稅發票,逃稅35萬多元。法院又作出判決,崔清因犯虛開增值稅發票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

  崔清再次上訴,案子第二次發回重審。不想這次二審重審,對崔清的刑罰竟由5年被加到10年。

  第三次二審的時候,田文昌提供了一項重要證據:在崔清被指控的開票時間中,最後兩次的時間是在她離家出走之後期間,這裡面存在明顯的時間和空間關繫上的不可能性。後崔清被證明無罪。

  “崔清在案件中受到極大的傷害,精神差點失常。”田文昌為了幫助這個弱女子,三年的時間中跑了十幾趟大連。

  建立法律共同體改善律師執業環境

  田文昌曾經在深圳某區法院遭遇過這樣一個年輕的法官。

  “法庭辯論時,我引用一個法律的規定,剛説了兩句半,這位法官就打斷我:‘法律規定不用你講,我們都懂法。’我接下來開始引用證據,沒講兩句,這位法官又打斷説:這個證據你不用講,法庭調查我們都聽見了。”田文昌説:“我問法官:‘作為律師,我講法律你都懂,我講證據你都聽見了,那麼我能講什麼?’”“那位法官説,你根本就不懂該講什麼,不該講什麼。”

  據記者了解,最高法院曾經對抗辯式的審判方式作過一個模擬法庭示範錄影,發到全國各級法院遵照執行,而這個庭審模式就是田文昌參加製作的。

  “令人悲哀的是,我勉強講完之後,法官問其他的律師還有沒有要發言的,當時的十幾位律師竟異口同聲地説:‘沒有了!’這讓我覺得既震驚又可悲,沒有一個人敢再站出來講!”

  田文昌這樣的律師在法庭也會受到如此的“禮遇”,其他的刑辯律師可想而知。“有的時候,法官就根本不讓律師説話!”田文昌説。

  “律師的地位遠遠還不能跟檢察官、法官平等。”田文昌説。

  在田文昌的一本書中對商祿案二審發回重審時候的狀況有過這樣的一段描寫:“這次審判人員更加堅定地站在公訴人一邊,拒不宣讀辯護人提供的證據,聽不進我們依理依法的辯護。控辯雙方‘抗議’聲一陣接一陣。每當我們為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而提出‘抗議’時,得到的大多是‘無效’二字,而公訴人提出所謂的‘抗議’時,卻幾乎全得到‘有效’二字。審判人員時時地打斷我們的發言。”

  “很多歐美國家,律師是法官的搖籃,法官從最優秀的律師中選任。法官會更加理解律師的思維方式,會分享共同的職業倫理和價值判斷。”田文昌説。

  在美國,擔任地方法院的法官(不包括治安法官),必須有不少於7年的出庭律師的經歷;擔任高等法院法官職業者,必須具有10年以上的出庭律師的經歷。法官最初時的平均年齡為47歲,高級法院的法官年齡一般都在60歲以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9個大法官,年齡最小的是55歲,最大的已經是80多歲了。

  “還有一次,在黑龍江的一個中級法院開庭,我剛説了一句律師經常在法庭上要講的‘提請法庭注意’,法官就很不滿意地打斷説:‘你什麼意思,法庭用你提請?’快要結束的時候,我説‘希望法庭能夠依法公正的作出判決’,法官更是非常生氣地打斷我:‘法庭不公正還叫法庭嗎?’我實在是哭笑不得。”

  田文昌説,許多檢察官認為,他們辛苦工作數月甚至一年,到了法庭上律師幾句話下來就辯無罪,心理上接受不了,其實是誤解律師的職責。道理很簡單,如果控方指控就一定有罪,律師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同理,如果律師辯護後就必然無罪,那豈不真變成“天下無賊”了?所以,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必勝”的心態都是一種誤區。

  “我一直都在呼籲,中國應該形成真正的法律共同體。刑辯律師與法官、檢察官何時有了平等的地位,刑辯律師的執業困境自然破解。”

  田文昌對記者説:“刑事辯護是準確公平地懲治犯罪所必要的手段。只有加強刑事辯護的作用,才能真正起到維護社會穩定、維護司法公正、制約制裁犯罪的準確和公正性的作用,進而起到維護和諧社會的作用。”

  沒有律師的參與,還有可能放過真正的罪犯。田文昌認為,在佘祥林案、杜培武一類錯案中,被冤判的背後是放縱了真正的罪犯,這種後果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司法的不公正,更嚴重的是,因此而逍遙法外的真正的罪犯又對社會形成重大隱患。

  “刑事辯護強調程式上的正義,是用程式正義維護實體正義。讓嫌疑人‘罰當其罪’,追求法律的公正並向社會證明法律的公正———這就是刑辯律師的作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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