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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者無疆,律師田文昌一直行走在路上,無論路途有多艱難,周圍有多少荊棘,他總是説“路在腳下,目標在前方”。

中國網 china.com.cn | 時間: 2010-06-13 10:07:14 | 文章來源: 今博法律網

行者無疆,律師田文昌一直行走在路上,無論路途有多艱難,他總是説“路在腳下,目標在前方”

  在國內,無論是愛他,還是恨他,你都無法改變他耿直的為人、做事的認真態度,以及近乎教科書式的良好職業操守。“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我只是律師職業群體中偶爾閃光的一分子,這輩子如果能為我所在的這個光榮群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那是我的榮幸。”言語中,這個被業內人士稱為“中國刑事辯護第一人”的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波瀾不驚。

  他,就是田文昌。

  提起田文昌,你不能不提及他歷時三年替當事人告倒天津大邱莊禹作敏的案例,還又不能回避他為瀋陽劉涌做辯護而遭受的種種非議,若干年後,已經從“名人效應”走出來的田文昌,一臉的平和,一杯香茶,配上柔和的男中音,向你講述他那厚厚的人生積澱。

  一個倔老頭

  田文昌是出了名的倔,即便是現在仍然沒有改變。

  從業這麼多年來,每年想找田文昌代理的案子有上千件,可一年之中田文昌能做最多的年份也只有幾十件,按説挑著案子做的他,有充分的選擇餘地,但他只認一個理:有沒有做的價值。

  “在正常情況下,我比較願意辦疑難案件,我還是擺脫不了學術情結,覺得有研究價值,做案子做到位,就忘記了艱辛、忘記了風險、忘記了金錢。”田文昌説。

  經歷過“文革”洗禮的他,有一個“做對社會有用的人”的純樸價值情結,但“文革”把他的青春無端地耗費了十年。

  “前三十年就這樣虛度了,心實有不甘。”在他三十歲生日的時候,他自斟自飲,自嘆人生蹉跎。

  三十三歲那一年,他以同等學歷破格考取了西北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那是我人生轉機的起點。”田文昌感嘆。

  一方面在慶倖自己找到方向感的同時,另一方面田文昌又嘆惜時間的緊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促使我不斷向前,要做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的人。”

  法律使田文昌找到了突破口,成為他證明自己、回報社會的有力武器,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有一件很事能説明這一點。

  當年轟動一時的禹作敏案,被害人的兒子來找田文昌,請求為他父親申冤。

  “當時沒有人敢接,我也是有所考慮。那禹作敏勢力太大了,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第一個典型,但是我當時就覺得不做心裏接受不了,這種惡行必須得被揭露出來,我知道這個案子的風險,一個是政治風險——否定改革,後來禹作敏發了很多材料,我看了,就説我告他的目的不在於他,目的指向的是中國的農村的改革開放,大帽子已經給我扣上了;再有一個就是家人的生命危險。”往事歷歷在目,但田文昌表示自己最愧對的是家人,“那段時間,我早已將自己的安全置之於身外,唯有一點就是擔心家人的安全,讓他們為我而提心吊膽,心裏很內疚!”

  “只要是他認準了的事,做就要做到底,你擔心也沒有用。”愛人對田文昌評價時,心疼又有著幾許無奈。

  類似的這些事,在田文昌身上,在京都律師事務所每年都有發生好幾件。

  早在1992年,河北承德企業家商祿被指控貪污詐騙判處18年有期徒刑,田文昌為其作無罪辯護,“這都是別人不願意啃的硬骨頭。”田文昌説。

  當年商祿已經60多歲,財力和精力都支撐不下去的時候,田文昌鼓勵他一定要打下去:“你不打我幫你打。”憑著這股韌勁,田為商祿的無罪辯護成功。

  “從1999年起,在田律師的支援下,我們所投入了三名律師,法律援助河北省承德市大石廟鎮陳國清等四名農民四次被判死刑這麼一個搶劫案子,從接手這個案子到最後,單是京都律師事務所找專家論證給有關方面送的複印案卷材料就高達2米以上,更別説投入了,所裏當時的一個原則是,一定要把這個案子打到底,最後的結果是柳暗花明。”京都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律師説。

  “案子做到一定程度,什麼利益呀,風險呀,名聲啊,都忘了,只剩下一個信念:只能做好,不能做壞!”表面看似平靜的田文昌還是壓不住心裏的那份激情。

  為律師正名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出名之後十多年,田文昌一直扮演是“為民請命”的律師角色,進入二十一世紀,他似乎又由青天大律師變成了專為“壞人”辯護的“幫兇”。

  2003年4月,代理原雲南省省長李嘉廷受賄案。

  2003年6月,代理福布斯富豪楊斌合同詐騙、偽造金融票證案。

  2003年8月,代理瀋陽黑社會頭目劉涌案。

  一時間,田文昌又一次站在了民眾與媒體的風口浪尖。

  “在任何一種行為,甚至被追訴的行為,在法庭宣告他有罪之前,都是無罪的,而律師的職責,就是在法庭宣告以前所進行的,法庭宣告之後你的職責就完了,所以律師的職責就是在訴訟過程當中所完成的,那麼在這個時候,武斷的判定誰是貪官誰不是貪官,誰腐敗誰不腐敗,這是對法律程式的不了解,或者是對律師工作性質的不了解。”提及很多年前的辯論,田文昌不由地提高了他的聲音,“在律師的眼裏,只有當事人,而沒有‘好人’、‘壞人’之分,維護委託人的利益是律師的基本職責。”

  這個基本觀點,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被法學家張思之先生重點強調過。

  時光追溯到對“四人幫”進行公審的那段記憶,當時國家指派張思之為“四人幫”之一江青進行辯護,一開始張思之也不理解:為什麼要替一個千人恨、萬人罵的歷史罪人辯護?

  雖然帶著抵觸的情緒,但張思之還是接受了任務,事情的發生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江青拒絕讓人替她辯護,在此情況之下,張思之順水推舟,不辯護更好。

  法律對江青等人作了公證的判決,但也給張思之留下了遺憾,思維局限受制于對“當事人”概念的狹窄理解。

“為當事人辯護是律師工作的基本職責。”張思之事後總結。

  距張思之總結十幾年之後,田文昌的上述辯護工作在當時還是有很多人不理解,這其中包括一些搞法律工作的人,

  “在具體的案例中,律師維護委託人的利益,特別是維護‘壞人’的利益很容易惹人非議,這實際上是一個很大誤區,律師的職責定位就要求他忠實地依照法律維護委託人的利益,做到了這一點,才能維護正義。”讓田文昌欣慰的是,這場爭論帶來的好處之一就是讓普通老百姓進一步認識了律師工作的性質,也讓律師同行認清了自己的職業定位。

  律師學院夢

  近幾年,田文昌似乎漸漸淡出了公眾的視野。

  “但我並沒有因此而閒下來。”現在的田文昌,時不時地還會接一些案子,但大部分工作時間都是在路上度過,“到各地講學,與同行交流,參加一些重要的學術交流活動和立法、司法改革的會議。”近些年來僅國際人權對話會議,田文昌就參加過不下二十次。

  不僅如此,田文昌還會抽出相當的時間來做學術研究。

  “這是一項充滿挑戰的事,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希望國家的司法體制改革能有一個階段性成果,作為一名律師,我希望看到律師群體能有一個高素質的職業形象展示在公眾的面前。”説到這,田文昌長舒一口氣。

  現在田文昌最大的願望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辦成一所律師學院。

  從事過法學教育又有著豐富律師職業經驗的他,深感律師行業發展中的一些問題。

  “年輕律師入行,起步階段的技能培訓很重要。”到國外訪問過的他,對一些國家的律師培訓體系印象頗深,“他們從律師的著裝、如何跟當事人溝通、如何與對方代理律師交換證據、出庭時的語音語調、詢問、辯論的技巧,甚至律師的職業規劃,都會有一個明確的指引。”

  田文昌的一個遺憾是,在我們國家沒有一個成熟的律師培訓體系。

  基於這個遺憾,他萌發了辦律師學院的想法。

  在田文昌的設想中,未來的律師學院是一個不以贏利為目的、全新的教育體制、理論與實務高度結合、百花齊放的教學、科研、實習機構。

  但到目前為止,律師學院對田文昌來説仍然只是一個夢,過去幾年間,也有很多人有意找他合作,但由於辦學理念的不一致,往往不了了之。

  “這幾年,雖然我的想法愈來愈強烈,但由於沒有專門的時間來籌劃、落實這件事,事情就擱在這兒了,現在的我只能坐等機會。”按田文昌的設想,下一步他還是要抽出一定的時間來細琢磨這件事,爭取有所突破。

  對話田文昌

  記者:記得前幾年您曾經説過,未來的幾年,你可能會讓自己的工作節奏放緩一下,著書立説,做研究,講學,現在的您是一個什麼樣的工作狀態?

  田文昌(以下簡稱“田”):閒不下來,一是做事的慣性,二是各種社會活動多,特別是涉及到立法與司法改革的活動,任務下來了你不能不參加,除辦案外,根據我職業經驗的積累,一方面是針對這些問題在理論上加以探討,另一方面是提出一些立法與司法改革的具體建議。之所以想法多,主要是由於體會多,對於這一點我深有感觸。

  記者:提起田文昌,律師同行大都知道您,但提起其他做刑事辯護的律師,名字都很陌生,您覺得這是為什麼?

  田:不是説我水準有多麼高,但卻説明一個問題——受大環境的影響,做刑事辯護的律師越來越少,能在這條路上堅持的更不多,這條路,收益小、風險大。現在的律師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如果生存問題解決不了,你無論怎麼堅持都堅持不下去,所以他寧可做經濟、做民事、做金融,先把生存的問題解決了,再談其他的,不過往往剎不住車,既然做其他業務收益快,何樂而不為呢?由此迴圈往復,這是制約律師事業發展的瓶頸,如何解決,我們也在探尋。

  記者:有沒有想過,一個田文昌將來會帶出一批“田文昌”?

  田:這項工作我一直在做,現在京都所的一些核心、骨幹律師業務水準並不在我之下,把他們給帶出來是我田文昌的榮耀,更有可能是我們對未來律師發展的貢獻,從目前的狀況看,我對他們比較滿意,但還需要磨練。

  記者:從律師行業發展的角度來看,您覺得未來的律師職業群體還能做哪些能動性的工作?

  田:發現問題,以審慎、建設性的思維發現國家立法、司法方面的問題,進而提出合理的建議,以個案性分析推動整體立法、司法的進步,我覺得這是律師群體的職責所在。

  記者:您如何總結您的前半生?

  田:(思考片刻)可以説,前三十年是波折、坎坷、蹉跎歲月,後三十年是求索、拼搏、爭奪時光。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我們這一代人丟失的時間太多了,總是想要把它找回來。後三十年我才找到了自己事業發展的方向。現在的我,仍然在行進的路上。

  主持人點評:

  誰是中國的大律師?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許多人見到律師總是習慣性地稱呼為“大律師”。豈不知,作為一種頭銜,在中國內地還沒有真正能夠稱呼為“大律師”的律師。

  因為“大律師”只是英美法係國家對律師的一種職業分類。所謂“大律師”,也叫“訟務律師”或“訴訟律師”,更準確地説叫“出庭律師”。這是源自英國普通法制度的地區(包括澳洲和香港等地)的其中一種分類,另外一種律師則稱“事務律師”。只有“出庭律師”才能在法庭上為當事人進行辯護或訴訟。在我國香港的“事務律師”(俗稱“律師”)在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是沒有發言權的。如當事人需要在上述法院進行訴訟,就必須由“事務律師”轉聘“出庭律師”(也就是“大律師”)進行。所以,我們看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保留下來的法律制度中就有了“大律師”和“小律師”之分,只不過一般不稱“小律師”,而只是稱為“律師”。於是,連律師行業組織也有嚴格區分,既有“香港大律師公會”,也有“香港律師會”。

作為一種職業分類,儘管在中國內地的法律制度設計中無法見到,但這並不妨礙平民百姓對“大律師”的追崇和嚮往。

  田文昌律師正是這樣一位讓媒體追捧、令百姓追崇的“大律師”。

  認識田文昌律師已近二十年,對其學識和膽識、正直和耿直、本領和業績,我不敢説瞭如指掌,但絕對可以説是相當了解。在我看來,在我國15萬律師中,無論有多少“大律師”,他絕對是其中一員,是其中的名列前茅者,是其中不可忽視、不能不提、不可或缺的一員,是其中不能不了解、不能不關注、不能不佩服的一員。

  作為一位專家型的律師,他做了多少完全不必列舉了。在禹作敏一案中的曆盡艱險、為民請命,在商祿案件中的不畏艱難、力挽狂瀾,在劉涌案件中的據理力爭、依法力辯??可以説,一個律師究竟做了多少,應該是其本職範圍內必須知道、必須做到、必須做好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説:“案子做到一定程度,什麼利益呀,風險呀,名聲啊,都忘了,只剩下一個信念:只能做好,不能做壞,這才能達到一種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比當事人還投入!”顯然,田文昌律師不僅做到了,而且還做好了。為此,2007年5月在他自己曾經任教過的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紀念律師法實施十週年論壇”上(作為策劃,我當時還為其冠名為“鏘鏘七人行”大型對話活動),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會為他贈送了“正義之師”的牌匾。一是借此慶祝他進入幸福的甲子之年,

  二是以此感謝他對我國刑事辯護事業所做出的貢獻。

  作為一位學者型的律師,他不僅做得很好,而且還能夠説得很好。在他的律師生涯中,他經歷了從教授到律師的職業轉換過程,也經歷了既要説得好又要做得好的心理轉折過程。他曾經是一位優秀的教師,如果不從事專職律師,他將自然成為一位優秀的學者。但是因為他轉入了律師行業,他想成為純粹的專家教授之路就改變了方向。當教師時他是重在於“説”,投身專職律師之後,他就不僅要“説”,而且還要“做”。而當他擔當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成為律師行業的專業領袖之後,他不僅要帶領同業努力去“做”,而且還要為大家搭建去“説”的平臺。因為在現實中還有許許多多人不了解、不理解律師這個職業,所以,他説:“在具體的案例中,律師維護委託人的利益,特別是維護‘壞人’的利益很容易惹人非議,這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誤區,律師的職責定位就要求他忠實地依照法律維護委託人的利益,做到了這一點,才能維護正義。”於是,田文昌等許多學者型同行不斷地“説”,漸漸地就使更多的普通老百姓進一步認識了律師工作的性質,也讓律師同行認清了自己的職業定位。換言之,一個學者型律師所作的一切就是努力追求實現“為律師正名”的職業責任。

  作為一位思想型的律師,他不僅要求自己能夠做好,能夠説到,而且還要求自己能夠想透。據我了解,現在的田文昌律師,已經更多地將業務交給年輕人去做,然後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講學與研討活動中。同時,他在不斷地思考一些深層次的理論問題和前沿性的戰略問題。其中既有國家司法體制改革層面的熱點話題,也有中國律師行業發展方面的難點課題。從這個視角去看,他似乎又回歸了專家教授之列。於是,在修訂刑事訴訟法的進程中能看到他的身影,在深化法律共同體意識、優化律師職業環境的建言獻策中有他的聲音,在國家司法體制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業績中有他的思想。他想得很多,更想得很透,從而真正體現了一個專家型律師的職業風範,展現了一個學者型律師的理論高度,表現了一個思想型律師的寬闊視野。他自己有一句話説得好,“這是一項充滿挑戰的事,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希望國家的司法體制改革能有一個階段性成果,作為一名律師,我希望看到律師群體能有一個高素質的職業形象展示在公眾的面前,作為普通的公民,我更希望儘自己的微薄之力為國家的法治進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思路決定出路,思維決定行動,田文昌律師的思考正是一個思想型律師的應有境界。

  一個能夠做得好、説得到、想得透的律師,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大律師”。儘管我們沒有“大律師”這個制度表述,但我們卻有一批律師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深度思考對“大律師”這個稱呼注入了全新的內涵和社會的美好期望。

  田文昌律師就是其中對“大律師”進行了完美詮釋的“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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