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阿聯酋特派記者 任皓宇 環球時報記者 陳子帥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李靜】“地區調解人”“中東地區的對話倡導者”“（調解是卡達）最有價值的技能之一”……在成功斡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達成臨時停火協議後，卡達在國際衝突中的調解作用受到廣泛關注。多家媒體注意到，這個海灣國家的調解行動已經不限于中東地區，而是擴展到非洲以及拉美。它還為美國和阿富汗塔利班等組織提供秘密溝通渠道。這讓人不禁會問，卡達為何能屢次在棘手的談判中發揮關鍵作用？“調解人”這個角色給卡達帶來了哪些利益與風險？

巴以臨時停火，多年來眾多成功調解案例中的一個

11月22日下午，也就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宣佈將臨時停火後，在卡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位於多哈的一間辦公室內，以色列情報和特勤局（摩薩德）局長巴爾內亞、埃及代表團官員，與卡達官員就臨時停火協議的具體細節啟動新一輪談判。與此同時，在另一間辦公室，卡達官員也在給哈馬斯代表打電話，後者一直留在他們位於多哈其他地方的辦公室內。

這是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描述的當時卡達如何在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進行調解。《華爾街日報》等媒體稱，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幾個小時後，卡達就開始了為期7周的艱苦調解。卡達官員連夜工作，幫助敲定了臨時停火協議的最後關鍵細節。了解談判情況的消息人士稱，為了專注于斡旋以色列與哈馬斯達成臨時停火協議這一工作，穆罕默德取消了訪問俄羅斯和英國的計劃。卡達官員的工作也有了成果。該國外交部表示，哈馬斯和以色列的談判一直持續到11月23日淩晨，就第二天實施臨時停火協議的計劃達成一致。

在卡達的調解下，哈馬斯與以色列從11月24日7時到12月1日7時停火。據《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在此期間，哈馬斯釋放了105名被扣押人員，以色列釋放了240名被關押的巴勒斯坦人，更多的人道主義援助被允許進入加沙。

除了斡旋實現巴以臨時停火外，消息人士還對CNN透露，卡達11月初在美國的協調下，幫助以色列、哈馬斯和埃及達成協定，將外國公民和受重傷的巴勒斯坦平民從加沙地帶送到埃及。該消息人士補充説，這一協議與交換被扣押人員的談判是分開的。拉法口岸加沙一側的官員稱，當時至少有110名持外國護照的人離開了加沙。

卡達在此次巴以衝突中進行斡旋，讓各國媒體關注到了多哈在外交調解方面的作用。《華爾街日報》評論稱，在加沙地帶的外交活動鞏固了卡達的“調解人角色”。CNN援引比利時智庫國際危機研究組織東北非項目主任希爾特曼的話稱，調解是卡達“最有價值的技能之一”。英國《衛報》則表示，卡達把自己打造成“中東地區的對話倡導者”。

雖然受到稱讚，但此次巴以臨時停火只是多年來卡達眾多成功調解案例中的一例。據多家媒體梳理，2009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加沙地帶爆發衝突時，卡達均對衝突各方進行調解，促使巴勒斯坦各方與以色列之間達成停火協議。2012年，哈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加快民族和解步伐的協議也是在多哈簽署的。此外，卡達還曾在多哈為葉門政府與胡塞武裝主持多次調解談判，並促使雙方在2008年簽署了一份包含實施和解協議措施的文件。同一年，在黎巴嫩遭遇持續18個月的政治危機後，黎衝突各方在多哈經卡達調解達成協定。

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國，卡達利用其與各方的聯繫，斡旋達成一些交換協議，確保一些被武裝組織扣押的人質獲釋。2014年3月，被敘利亞反叛武裝扣押的13名希臘東正教修女獲釋並返回敘利亞。2014年8月被極端組織“支援陣線”綁架的16名黎巴嫩士兵，也于2015年12月被釋放。

卡達不僅為中東地區提供調解，還為非洲地區發生矛盾和衝突的各方進行斡旋。2011年7月，非洲聯盟與聯合國在多哈就達爾富爾問題舉行和談。在包括卡達在內的多方的調解下，蘇丹政府和“解放與正義運動”代表簽署《多哈文件》。2016年，厄利垂亞政府在卡達的調停下，釋放了4名吉布地戰俘。

在卡達的調解案例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為美國與阿富汗塔利班進行的斡旋。2019年5月，卡達為上述雙方主持了多輪會談。這些會談讓美國和阿富汗塔利班于2020年2月簽署協議，在美國逐步從阿富汗撤軍和交換囚犯的問題上達成共識。2022年6月，卡達主持了伊朗和美國之間關於重啟伊核協議的談判。在多哈的斡旋下，伊朗和美國達成換囚協議，並於今年9月執行該協議。卡達智庫全球事務中東委員會（MECGA）學者曼利等人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網站發文，稱卡達今年6月主持了委內瑞拉和美國之間的秘密會談。文章表示，卡達多次協助美國進行敏感談判。

外交政策+財富管理、投資能力及商業關係的副産品

卡達人口約為276萬，其中卡達籍公民近30萬。《華爾街日報》等媒體稱，人口較少的卡達，看起來並不是衝突各方優先選擇的調解人。不過，在本世紀頭十年後期，這個海灣國家已經成為調解各方衝突的中心。

據多家媒體分析，卡達之所以能成為“地區調解人”，首先與其外交政策相關。“調解是卡達外交政策的支柱，也是卡達在國際體系中獲得更高地位的關鍵戰略。”MECGA網站上的一篇文章這樣説。大約30年前，卡達開始將國際調解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卡達試圖通過解決地區爭端贏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信任，同時確保自己的安全。《衛報》稱，有觀察人士表示，卡達之所以扮演調解人的角色，是因為作為一個以天然氣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國家，它需要讓自己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保護自己免受其他國家的干涉。

雖然面積不大，但是卡達有成為衝突調解人的資本。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鄒志強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一方面，憑藉長期的對外援助和廣泛的國際關係網路，卡達與各方保持了良好關係，是美國的地區盟友，卻又不完全站在某一陣營，各方都能説得上話，這在複雜的、陣營化的中東地區屬於稀缺資源。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卡達並非大國，才能夠獲得各方的信任，不用擔心像大國那樣借調解獲得一些事務的主導權或控制權，加之可信的財力投入與擔保，卡達才能勝任諸多國際熱點衝突的調解人。

以此次對哈馬斯和以色列進行的調解為例來看卡達與各方的關係。2012年，卡達允許哈馬斯在多哈設立一個政治辦事處，該辦事處至今仍在運作。這使卡達在哈馬斯與以色列的衝突中可以成為調解人。根據CNN、路透社等媒體報道，卡達設立了一個專門負責維護與哈馬斯關係的政府部門。多哈為加沙公共部門提供援助，每月向當地提供的家庭津貼和電力燃料補貼等達到3000萬美元。與此同時，卡達與西方國家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生産國之一，它已成為西方重要的能源供應國，也是美國的主要武器買家。卡達境內的烏代德空軍基地是美國在中東的主要空軍基地。去年，拜登政府宣佈卡達是美國重要的非北約盟友。此外，卡達1996年與以色列建立了貿易關係（2009年，在“鑄鉛行動”之後，卡達切斷了與以色列的貿易關係）。從1995年到2000年，卡達允許以色列在多哈開設貿易辦事處。卡達半島電視臺是第一個在地圖上標注以色列並邀請其官員接受採訪的泛阿拉伯新聞媒體。

澳大利亞對話新聞網認為，卡達作為地區調解人的地位，是其財富管理、投資能力以及廣泛而複雜的商業關係的副産品。在每人平均收入方面，卡達現在是世界十大最富有的國家之一，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GDP）超過8.8萬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鋻於俄烏衝突凸顯了歐洲國家能源供應多樣化的必要性，卡達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卡達出口收入的85%來自碳氫化合物，多哈將由此産生的貿易順差投資于美國國債，增強了卡達與美國之間的經濟聯繫。此外，美國是卡達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者。2022年，美國對卡達的商品出口為37億美元，比2021年增長42.2%。

曼利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網站上發表的文章認為，未來，卡達有機會在拉美調解中脫穎而出，這是因為卡達通過投資與多方建立了長期關係。卡達已經與巴西和其他拉美國家簽署了經濟協議，重點是碳氫化合物和農業合作。最近，卡達還向阿根廷提供了7.75億美元貸款，供後者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

半島電視臺的建立也有助於卡達擔任衝突調解人。據《華爾街日報》分析，半島電視臺對中東地區進行批評性報道，雖然曾被爆引發英美等國的不滿，但卻幫助卡達塑造了獨立的形象。卡達相對低調的國家形象使其容易成為一個受信任的中間人，而該國的財富有助於其外交政策的實施。多哈為許多國家的發展項目提供資金，這有助於它為這些國家調解衝突。此外，卡達本國人口相對較少，這使得政府在制定和實施外交政策時相對自由，不必太擔心國內的反應。

“做這些事，你只能通過承擔高風險來獲得高收益”

鄒志強稱，通過擔任調解人，卡達獲得了遠超自身實力的國際聲望與影響力，在地區內獨樹一幟，不用完全依附於某一大國或某一陣營，更好地保障了自身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當然，這其中也蘊含著重大風險，處理不慎就可能造成現實的外交壓力甚至危機；各方關係需要長期維持，在各方之間必須長袖善舞，而斡旋調解角色只是在恰當的時機、各方需要的時候才會凸顯出來。卡達與阿富汗塔利班、哈馬斯的密切聯繫長期遭到西方和有關國家的非議與指責，支援穆斯林兄弟會以及與伊朗的聯繫也讓其承受巨大壓力，2017年卡達遭周邊阿拉伯國家集體斷交就是調解帶來風險的典型例子。

即使此次成功斡旋哈馬斯和以色列達成臨時停火協議，卡達的行動也並不是受到所有人的歡迎。《衛報》稱，美國右翼和以色列一些人對卡達收留哈馬斯人員表達不滿。在美國智庫中東研究所最近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曾直接與哈馬斯打交道的以色列談判專家巴斯金説，在他看來，卡達是一個“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

對一些國家政治人士的不滿，卡達官員表示，多年來，他們早已經習慣了自己的動機受到質疑。據《華爾街日報》此前報道，卡達外交部發言人安薩裏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表示，卡達的政治領導層願意承擔風險，與西方不願接觸的政黨和組織保持聯繫。他補充説：“做這些事，你只能通過承擔高風險來獲得高收益。”穆罕默德此前則表示，小國往往更容易受到地緣戰略競爭、緊張局勢加劇和經濟不安全的影響，因此必須保持靈活性，積極參與其中，“作為建設和平與穩定的積極參與者、對話的促進者以及全球衝突的積極調解者，小國領導人必須做好準備面對這些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