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身在中國的斯洛伐克妹子在過去三年，人類一直與新冠肺炎病毒進行著鬥爭。
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曾嘗試過某種形式的封鎖，通過管控人的流動來抑制病毒的傳播。但西方人不願意犧牲自己的自由，並不斷抱怨、抗議任何他們認為正在影響個人自由和經濟發展的新冠防控措施。於是，他們犧牲了數百萬人的生命換來了現在的生活。綜合種種考慮，西方政府把走出疫情的希望建築在疫苗接種上，他們早早宣佈不會與新冠病毒作戰，而是選擇與之共存。
就在最近，中國也決定調整過去三年來一直堅持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這一轉變的主要原因是現在流行的新冠病毒變異株奧密克戎在形成高傳染性的同時不那麼致命了。
鋻於中國與日俱增的國際影響力，這一決策引發了世界其他國家的廣泛關注。
新冠感染成為了“乙類乙管”傳染病
與病毒共存的生活
當新冠肺炎病毒于2020年首次在歐洲傳播時，唯一能描述它的詞就是“末日降臨”：醫院裏擠滿了生病和奄奄一息的人，醫護人員疲憊地應付著醫療擠兌的局面，政府無助地試圖阻止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人們大量囤積各種食品和藥品以求自救……
當這個世界正在與新冠病毒交戰並節節敗退的時刻，中國政府決定暫停與外界的交通和流動，以此保護中國人民，挽救他們的生命。那時正是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至暗時刻。我記得在歐洲最嚴重的新冠肺炎爆發期時，我和媽媽通了電話，她告訴我，她很高興我在中國，因為這裡似乎是世界上唯一安全的地方。
隨著新冠病毒的演變，歐洲人對它的看法也在逐漸轉變。一年前，奧密克戎變種在歐洲肆虐，情況就像它現在在中國蔓延一樣緊急。新聞報道中充斥著諸如“歐洲半數地區將在數周內感染奧密克戎”之類的標題。但在那個時候，人們並沒有真正感到害怕，因為他們知道奧密克戎導致嚴重健康問題或死亡的可能性很小。這似乎預示著人類與新冠病毒共存的生活將成為某種新常態：新冠肺炎病毒不會消失，人們必須習慣它，因為別無他法。
於是，大多數歐洲國家決定廢除所有針對新冠肺炎的防控措施，讓時鐘倒回前疫情時代。很快，疫情倖存者的生活確實回歸平常。而歐洲著名的文化活動——威尼斯狂歡節、慕尼黑十月狂歡節、格拉斯頓伯裏音樂節……也悉數回歸。
威尼斯狂歡節
歐洲這樣對待奧密克戎，有4個主要原因：
奧密克戎被證明不那麼危險；
人們受到群體免疫的保護（當然，這建立在大量人口染病的代價之上）；
疫苗接種率相對較高；
人們不再願意接受嚴格的限制，並要求政府取消這些限制。
我的家人成功抵禦了席捲歐洲的所有新冠肺炎病毒的侵襲，對此我們深感慶倖。
我沒那麼幸運。我住在杭州，在最近所有限制措施解除後，我看著認識的人一個接一個地被感染，直到輪到我。一週前我得了新冠肺炎，經歷了發高燒、頭痛、喉嚨痛的窘境，不過今天一切都恢復了正常。我的朋友也被感染了，但他們現在都很好，而且都恢復了工作，沒有任何健康問題。我認為中國等到現在才放鬆管控是正確的，因為今天的新冠肺炎病毒不像兩年前那麼危險，大多數感染後的人在家裏恢復得相對較快。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看到的身邊的情況。
居民排隊做核酸的場景 新華社發（儲焱攝）
誰在全球散播恐慌？
儘管歐洲人已經學會了如何與新冠肺炎一起生活，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相信它已經消失了。只是人們意識到，以目前的科技水準，無論政府實施多少次封鎖，個人接種多少次疫苗都無法根除新冠肺炎，所以他們必須學會忍受它。
那麼，已經經歷了這一過程的歐洲人對中國選擇逐步“放開”的政策有什麼看法呢？
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當中國仍然堅持用動態清零的方式保護民眾的時候，大多數歐洲人覺得中國人很可憐。因為人們並不確切了解中國的情況，他們只是從西方媒體那裏得到資訊。而西方媒體往往以黑化和片面的視角描述中國的“可怕”，對待中國的防疫政策時，他們顯然不會忘記這套模式。
在西方媒體筆下，所有中國人都被關在家裏，他們沒有食物或醫療幫助，儘管他們很想出門，但根本沒有辦法走出自己的家，只能慢慢忍受著饑餓和病痛……我在中國已經4年了，我知道這不是事實，但大多數歐洲人從未去過中國，也不認識住在這裡的人，所以他們認為中國人在過去三年過著個人權益得不到保障、水深火熱的生活。
在過去的一年裏，每次我和家人聊天時，他們都會問我，是否可以離開家，是否可以在中國的商店購買到食物。如果我媽媽給我打電話時，我不接電話，她就會開始害怕，併發短信問我是否被關在隔離區……
事實上，我從未遇到過任何麻煩，我從未被隔離，也從未遇到過買不到東西的麻煩。對我來説，我在中國的新冠記憶可能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充滿了核酸檢測和掃描場所碼，但總體上是平和、安全的。
現在，當有消息稱中國正在取消大部分抗疫限制並嘗試逐步“放開”時，多數歐洲人感慨：“終於！中國人重獲自由了！”
但西方媒體顯然不會放過炒作這個新聞的機會。他們不再“敦促”中國停止防疫，而將矛頭指向了中國的“放開”。他們話鋒一轉，開始撰寫所謂的新聞和評論告訴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説：“中國遊客會來到你的國家，用新的致命新冠病毒感染你！”
這就是全球恐慌開始的時候。
美國、日本、法國、義大利等國家的政府和民眾擔憂地看著中國，他們害怕中國“培養”出現新的病毒變種，並將其傳播到世界各地。於是，他們一度表態要限制中國遊客，並對入境及過境的中國人進行核酸檢測和病毒測序。
12月28日，義大利對兩架載有中國遊客的航班進行了核酸檢測。他們發現來自中國的旅客有半數是新冠陽性後，很快宣佈對所有途徑中國的旅客進行強制性核酸檢測以及病毒測序。義大利還呼籲歐盟做同樣的事情。然而，在這一點上，只有一些歐洲國家跟進了同樣的步驟。到目前為止，歐盟好像正試圖保持“矛盾的理性”，一方面他們表示奧密克戎已經存在於歐洲，因此針對中國旅客進行新冠檢測毫無意義；而另一方面又在提著針對中國人的某些“強烈建議”。
不過，多數歐洲人卻希望中國遊客接受檢測，甚至不被允許來歐洲。這背後的原因可能與你想像的不同。
明明習慣了和病毒共存，歐洲人為什麼害怕中國人？
正如我上文所説，大多數歐洲人不再恐懼新冠病毒，很多人都接種了疫苗，而且經過群體免疫，他們已經逐漸習慣與病毒共存的生活。然而，歐洲人害怕的是如果出現新的變異病毒，政府又將針對病毒傳播進行封鎖，那麼喪失自由的日子將再度降臨。
西方媒體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他們宣稱新冠病毒正在中國變異，很快就會出現一種新的高危毒株。歐洲人被這套説辭嚇壞了。
可以説，針對中國的恐慌情緒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媒體的災難性報道挑起的。這些報道今天正在推動西方政府限制中國遊客（儘管目前人數不多，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其實都留在中國），並且正在讓西方普通民眾同意這些限制，以避免再次遭受病毒的衝擊。
儘管許多醫學專家公開表示，中國出現高危新毒株的可能性很小，但西方媒體不太會理會這些言論。不去描摹“恐怖的中國”，不去製造針對中國的聳人聽聞的報道，他們不就無利可圖了嗎？所以，他們繼續報道著中國調整防疫政策後疫情失控的情況，並用毫無根據的報告嚇唬整個世界。
有一句話最近被西方媒體和印度媒體頻繁轉引：“現在中國的新冠疫情超級糟糕！”（“covid outbreak in China is thermonuclear bad!”）這句話引用自美國華裔流行病學家、健康經濟學家丁亮（Eric Feigl-Ding）。
在中國改變防疫政策之後，我在很多文章中都看到了這句話。但我認為“超級糟糕”（thermonuclear bad）一詞更適合從字面上描述奧密克戎出現前西方國家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我認為現在中國籌謀的時間已經夠長了，這裡的情況並不見得比過去歐洲、美國或印度放開時來得更加糟糕。
今天，許多國家已經做出表態，認為沒有理由限制中國遊客或要求他們接受強制的檢測，因為奧密克戎早已傳遍世界，封鎖中國人不是抗擊新冠病毒的科學方法。如果有人想保持安全，那他們需要做的是接種疫苗、外出時戴口罩、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如果可能的話，儘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地方等等……而不是採取針對中國進行邊境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