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中國》:從創刊到見證中日邦交正常化

發佈時間:2022-09-29 16:25:51  |  來源:人民中國  |  責任編輯:吳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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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眾一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外文局亞太傳播中心總編輯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69年前創刊的日文版《人民中國》見證了兩國邦交從民到官乃至實現正常化的全過程。中國外文局亞太傳播中心總編輯王眾一認真梳理《人民中國》日文版從創刊到見證中日邦交正常化關鍵節點的重要版面,以獨特的視角展示了時代發展演進過程中大國博弈因素和日本政府因素對“以民促官”“官民互動”直至實現邦交正常化歷史進程的影響,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既堅持原則又積極靈活掌握主動開展對日工作的主要脈絡。對於這些珍貴的歷史文本所反映的“邦交正常化前史”的總結,既是對50年前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的特殊紀念,也是對《人民中國》辦刊初心的再確認,對於面向未來“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思考如何“溫故創新”不無裨益。

日文版《人民中國》是在英文版《人民中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1950年,為了讓世界人民了解新中國,英文半月刊《人民中國》創刊了。當時正值毛澤東主席訪蘇前夕,創刊號上刊登了毛主席撰寫的文章《史達林,中國人民的朋友》。

英文版《人民中國》創刊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宣告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冷戰下對立的兩大陣營,在遠東的朝鮮半島展開了局部熱戰。1951年9月8日日本和美西方國家片面簽訂舊金山和約,中國政府不予承認。1952年4月28日,日本和佔據台灣的蔣介石集團簽訂“日蔣條約”,更是遭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在這種背景下,深入開展針對日本的國際傳播工作提到日程上來。

就在《人民中國》日文版緊鑼密鼓地籌劃過程當中,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東方陣營內部出現了新變化,朝鮮戰爭停戰也見端倪。這年6月,日文版《人民中國》不失時機地創刊了。

與英文版不同,創刊號的封面使用了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少先隊員獻花的照片,增加了刊物的親和力。日文版的創刊時機,體現了新形勢下我國聚焦東方,重點耕耘日本的戰略思路。在日本友好團體、友好書店的協助下,《人民中國》在日本公開發行,讀者對象遍及日本各階層,為打開中日民間交流渠道,在日本公眾中傳播中國聲音發揮了獨特作用。

從創刊號上郭沫若撰寫的發刊詞中的一些表述可以了解日文版《人民中國》的辦刊宗旨及雜誌定位。

“《人民中國》的日文版,其宗旨是向能看懂日文文章的讀者,主要是日本人民,傳達了當今中國國家建設事業——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活動等涉及各個領域的事業的實際面貌,從而使讀者準確、迅速地,並隨著事業的發展不斷地對中國有比較全面的理解。這對促進中日兩國人民友誼和維護遠東和平都是重要的。”

“我們都知道,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才是維護國際間持久和平的堅實基礎,但各國人民要想實現友好合作,首先要全力促進相互理解,只有相互理解,才能相互尊重。互相學習,互相幫助,才能到達真正的友好合作階段。”

“中日兩國人民由於歷史上的久交和地理上的毗鄰,關係密切。在日本,漢字還是作為構成日本文字的一個要素使用的。另外,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感情傳統上與中國人民相似。相互理解應該比較容易進行。”

“人與人之間往往用‘知己’表示親密的關係。這個詞在日本也常用。在國家和國家的關係中,我也希望能建立‘知己’的關係。我們深知日本人民與日本統治階層是完全不同的。日本人民渴望了解中國的實際面貌,也希望在貿易和文化上與我們結下深厚的友誼。這實際上對本雜誌的發行也是強有力的激勵。”

50年代草創初期,《人民中國》日文版政論性文章偏多,且大多轉自英文版稿件,翻譯痕跡生硬,語言思維也是英語式的。參與《人民中國》創辦工作的前文化部副部長劉德有回憶:

創刊後不久,在雜誌的編輯方針上開始注意加強針對性,採取與英文版、俄文版大同小異的方針。從1963年改版以後,更加明確和加強了對日本的針對性,有些稿件採取了“編譯合一”的辦法。同時,有的就直接用日文寫;或者請日本人直接寫稿(也有中國人,如廖承志和其姉廖夢醒)當然,初期還要譯回中文審稿,後來,就直接用日文定稿了。這樣,使日文版更具有自己的特色,大大地提高了傳播效果,受到讀者的好評。

創辦之初,日文版《人民中國》就肩負起向日本公眾介紹新中國,通過民間力量促進、推動兩國關係向正常化邁進的使命。

1954年底,主張對中蘇接近的鳩山一郎民主黨內閣(1954.12-1956.12)成立,中國和蘇聯也開始提出與日本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呼籲。

1955年最早見諸雜誌的有關呼籲邦交正常化的文章是莊濤撰寫的《恢復中日兩國正常關係》。該篇文章披露,中國政府最早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呼籲的,是195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第二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一段表述。“我國希望與日本建立正常關係。如果日本政府有同樣的願望,或採取措施予以響應,中國政府準備設法推進中國和日本實現關係正常化。中國政府主張,與日本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廣泛發展貿易關係,同時與日本在文化方面建立起密切的聯繫。”

鳩山一郎特別重視與中國的關係。儘管由於政治形勢所限,當時未能實現邦交正常化的突破,但在第一次鳩山內閣(1954.12-1955.3)期間,通過其親信部下石橋湛三的努力,達成了中日之間發展民間貿易的協議,這為中日關係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1955年起《人民中國》以別冊附錄的形式隨刊贈送讀者20余冊反映中國政府立場的聲明、政府工作報告、對外政策解讀的小冊子。其中與日本有關的內容佔比較大,如德田球一追悼會、中日貿易協定、周總理回答日本記者團提問、外交部提議中日關係正常化等小冊子。

1957年2月,取代石橋湛三內閣(1956.12-1957.2)的岸信介內閣(1957.2-1960.7)採取敵華親美政策,邦交正常化議題暫時擱置,但以民促官的力量進一步壯大,這在《人民中國》的版面上得到充分反映。

1958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國內掀起建設高潮。為加強對“大躍進”等中國道路探索的宣傳,英文版《北京週報》在上半年創刊。同年,印尼文版《人民中國》創刊,在印尼共産黨和印尼群眾中擴大了中國主張的影響。又經過5年,隨著中蘇論戰升級,中央決定強化對日時政評論報道,1963年《北京週報》日文版創刊,原來隨刊贈送小冊子的功能和時政評論功能大部分轉至週報。

1963年2月,廖承志對《人民中國》日文版作出指示, “《北京週報》如果出了日文版,《人民中國》雜誌就要辦得更大膽……”(《廖承志文集》第436頁,《日文版<人民中國>要逐步向真正綜合性月刊方向發展》1963.2.22)。

當年6月4日,當時的外文出版社(相當於今天的外文局)社長羅俊率團經廣州、香港轉機,6月14日抵達東京,赴日調研一個半月,在東京參加了紀念創刊十週年日本會場的活動之後,遍訪了廣島、宇部、北九州、福岡、雲仙、熊本、松山、大阪、神戶、和歌山、京都、名古屋、熱海、箱根、山形、仙臺、青森、札幌、旭川、函館、小樽、泊村等30多處城市與鄉村,7月29日從東京回國。逗留期間,代表團舉辦了100多場座談會,與《人民中國》熱心讀者和各界人士進行了深入交流,廣泛聽取了意見。

該團回國後對《人民中國》編輯方針作出重大調整,明確了綜合雜誌的定位,反映社會、文化、歷史、少數民族生活等人文方面生動有趣的軟性內容得到增強,像趙樸初訪日等帶有對日佛教界統戰性質活動的報道、中國電影人趙丹與日本著名電影演員高峰秀子等人日本電影人座談會等內容越來越多地見諸《人民中國》版面,反映普通中國人市井生活的社會報道也多了起來。這種好感外宣在媒體報道相對隔絕的時代使得《人民中國》成為日本民眾全面了解新中國的最佳窗口,雜誌在日本各社會階層中得到廣泛普及,在日發行量也創下新高。

同在6月,外文社代表團還在訪日途中時,在北京人民政協禮堂,舉辦了隆重的紀念日文版《人民中國》創刊10週年、印尼文版《人民中國》創刊5週年的紀念招待會,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出席招待會,高度評價兩刊取得的成就,並對今後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池田勇人內閣(1960.7-1964.11)時期,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中日民間貿易重開,“半官半民”的LT貿易渠道,為邦交正常化進一步奠定了基礎。自1958年到1965年,《人民中國》版面上獨具特色的中國物産廣告充分説明瞭當年中日貿易的繁榮。1965年,此類廣告量達到頂點。

1965年是對日報道的高峰年。此前對日工作積累了深厚的以民促官的基礎,通過人民友好推動邦交正常化再次提上日程。8月號《人民中國》策劃“中日戰後20年”特輯,座談會嘉賓張香山、趙安博、張化東、王曉雲、林林等對日工作骨幹向日本方面傳遞了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積極信號和改善中日關係的前提條件;梅汝璈撰文專門討論了邦交正常化障礙所在,特別提及歷史問題和台灣問題。

1965年一個重要的民間交往活動就是中日青年大聯歡。《人民中國》全程報道了這場為期一個月的大型活動。來自日本20多個代表團300余人,在北京活動一週之後,分三路參觀了自力更生發展經濟的東北、以延安為中心的西北革命聖地,以及以毛主席故鄉韶山為中心的南方。

這次青年交流的主題一如紀念郵票上的口號,“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中日青年團結起來”。這套紀念郵票中象徵中日青年團結的一張出現日文標語“沖縄を返せ(還我沖繩)”,這是日文假名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現在中國郵票上。此次活動在日本影響深遠,為兩國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廣泛的人民基礎,許多參加活動的人成為推動人民友好,促進邦交正常化的骨幹。

由於1966年文革爆發,許多對日工作骨幹受到衝擊,這一波推動邦交正常化的勢頭轉弱,加之佐藤榮作內閣(1964.11-1972.7)的反華、反共、支援台獨等立場,邦交正常化只能另尋合適時機。

1969年3月在黑龍江珍寶島和8月在新疆鐵列克提發生兩次非常嚴重中蘇邊境武裝衝突,中蘇關係滑向戰爭邊緣。《人民中國》在這一年用大量篇幅刊載了中國政府的抗議和事實報道與評論文章。中蘇衝突升級倒逼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迅速調整。

進入70年代以後,中國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劃分也為中美接觸和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創造了水到渠成的條件。

這一期間《人民中國》繼續深入關注日本民間反對日美勾結的社會運動。中國重返聯合國前夕,美日簽訂《歸還沖繩協定》,人為地製造了釣魚島問題。1971年9月號《人民中國》載文《沖繩歸還的騙局》指出,“我們要揭露日本反動派借沖繩歸還騙局侵吞我國領土釣魚島等島嶼,不法佔據我國淺海海域的狼子野心。……正告美日反動派,不管你們玩弄怎樣的伎倆,都無法改變釣魚島及周邊島嶼是中國神聖不可分領土這樣一個事實。”

1972年,中美接觸促成了尼克松訪華,改變世界格局的大國外交拉開帷幕。《人民中國》2月號對此做了及時充分的報道。為了強調中美接觸體現了中美人民的友好,《人民中國》還刊載了圖片報道《中國人民的朋友埃德加 斯諾》。

而就在1月號上,仿佛與1965年“中日戰後20年”那場座談會形成呼應,由日本友好人士發起的座談會“迎接日中友好運動的新高潮”出現在雜誌版面上,預示著1972年在中日關係史上必將成為不平凡的一年。

《芭蕾結友情》《三訪中國的松山芭蕾舞團》等預示著芭蕾外交即將展開的文章高調亮相。在7月號上用較大篇幅介紹了上海芭蕾舞團的情況,為已經啟程訪日的上海舞劇團訪日團做背景介紹。

同時,針對佐藤政府鼓勵‘台獨’的舉動以及岸信介撰寫《滿洲回憶錄》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對侵略歷史所抱有的“鄉愁”,《人民中國》刊載了評論文章《揭露佐藤之流的台獨陰謀》《評戰犯的<鄉愁>》,在台灣問題和歷史問題上再次旗幟鮮明地傳遞了中國聲音。

1972年4月在上海和平飯店舉辦的“日中友好與針刺麻醉”座談會也是這一年雜誌報道的亮點之一。通過東方傳統醫學交流促進人民友好,也為迎來邦交正常化的一年增加了積極氣氛。

除此之外,介紹西雙版納近況和當時轟動一時的“捕象記”,重溫“魯迅與內山完造”的友誼,以及北京“老天橋的變化”“天津栗子”等輕鬆話題,再次體現了1963年調整的編輯方針的回歸,烘托了好感外宣的效果。

在重重鋪墊之下,這一年“芭蕾外交”的故事終於登上雜誌。1972年7月7日,佐藤榮作內閣解散,田中角榮內閣成立之後第三天,以孫平化為團長的上海舞劇團訪日團便降落在羽田機場,開始了為期36天的訪日活動。跟隨孫平化訪日的上海舞劇團演員、芭蕾舞喜兒的扮演者茅惠芳和白毛女的扮演者石鐘琴撰寫的訪日手記《被濃濃的友情所擁簇》和松山芭蕾舞團清水正夫撰寫的《和上海舞劇團的朋友們朝夕相處的日子》披露了負有特殊使命的訪日團在日藝術交流活動。

11月號的《人民中國》等來了這一年的高光時刻,也迎來了創刊19年來的收穫季節。11月號雜誌和同期隨刊贈送的別冊同時將周總理和田中角榮列在封面上。正刊報道之外,別冊用超規格篇幅介紹了田中訪華的全過程,是一份見證邦交正常化歷史時刻的珍貴文本。

文內跨頁是大家熟悉的毛主席向田中角榮內閣總理大臣贈送《楚辭集注》的經典照片,接下來是毛主席和大平外相、二階堂進官房長官握手,以及送別田中角榮內閣總理大臣的較為罕見的照片。毛主席在書房會見田中內閣總理大臣的照片説明特別註明翻譯林麗韞、王效賢參加會見。

別冊全文刊載了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人民日報》社論《中日關係史的新篇章》、周總理、田中角榮首相在歡迎宴會和答謝宴會上的祝酒辭全文。還刊載了外務大臣大平正芳記者招待會的相關報道。祝酒辭全文中可以看到中日雙方對歷史認識的落差。田中首相所謂“添了麻煩”的表述以及大平外相記者招待會上關於“日蔣條約”自然終止的敘述都可以找到出處。

1972年12月號,有一篇較大篇幅的文章《中日友好播種人》,回顧了邦交正常化走過的艱辛歷程,以及各個時期作出重要貢獻的日本友人。文章指出“飲水不忘挖井人”,強調了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表示了對日本各界人士多年付出的努力感激之意。這篇文章與同年1月號日本友好人士座談會形成首尾呼應。

此後在整個70年代,《人民中國》報道了大量這一時期兩國友好交往的故事,直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中日關係的積極發展全過程見諸《人民中國》70年代的版面。從創刊到見證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人民中國》在19年成長中走向成熟,見證了中日關係修成正果。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明年《人民中國》將迎來創刊70週年。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兩國休戚50載,發展中有峰有谷,《人民中國》守望,見證了全過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守人民友好,堅持守正創新,《人民中國》將繼續守望中日關係史掀開新的歷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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