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日本媒體的“緣”與“怨”

提到與日本媒體的“緣”，還要從1985年我從吉林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外交部新聞司，開始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境外媒體打交道，並由此結交下不少日本記者朋友説起。在隨後35年的外交生涯中，我的經歷大多與日本媒體有關。通過從中國和日本兩個不同方向的消息源獲取相關涉華報道資訊，成為我綜合分析判斷國際形勢和大國關係的職業習慣。即便是我後來在拉美和歐洲做大使期間，這個習慣也未曾改變過。

直到2013年初我去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做大使之前，我對日本主流媒體涉華報道的總體印象都還不壞。相對於美歐媒體，日本媒體的國際報道有自己的特點：總體平衡、消息快且事實相對準確。除個別極右翼媒體外，其涉華報道極端情緒化的色彩不很明顯，至少不會編造出“新疆種族滅絕”之類的荒誕離譜的假新聞來。但是，近些年來，日本媒體在涉華報道上的一些做法和趨勢，令我産生出不滿和擔憂。

讓我感動的日本媒體

我第一次前往日本交流的對象就是日本媒體。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與日本快速發展處在重合期，雙方媒體都表現出渴望了解對方的意願。1987年，得益於中日新聞團互訪交流機制，我隨中國主流媒體訪日團對日本進行了為期十天的訪問，與日本同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交流。記得一天中午，我們參觀完日本一家知名媒體後，在其食堂用餐並座談。我發現用餐名單上的一位日方同事，直到大家吃完了飯，才氣喘吁吁地跑進來。原來，他為了核實代表團提出的幾個事實與數據，放棄午餐去查資料了。這種對待工作一絲不茍的精神深深觸動了我，使我在後來的工作中，養成了只要涉及到事實與數據，就一定要再三核實的好習慣。

日本NHK記者在街頭采訪中國小學生

2000年，我在中國雲南省麻栗坡縣做挂職副縣長時，有一位名叫加藤高廣的NHK駐北京記者，千里迢迢來到麻栗坡採訪。我們一起翻山越嶺、走村串寨，他加深了對中國扶貧事業的了解。令人遺憾的是，第二年加藤高廣去蒙古國採訪時因交通事故去世了，年僅33歲。遵照加藤的遺願，他的妻子用撫恤金在麻栗坡縣捐建了一所“高廣希望小學”。加藤及其家人的愛心善舉，讓我每每想起都感動不已。

那個時候，日本媒體對待中國的態度是比較公正的，因此也製作出不少客觀介紹中國的優秀節目，像反映人文情懷的《大地之子》，講述中國軍隊生活的《人民子弟兵》等。其中，一部反映新疆題材的紀錄片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該片攝製組通過近一個月深入實地的採訪，把中國新疆地區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當地群眾安居樂業的生活呈現給了日本民眾。特別是節目中對喀什集市的報道，讓我這個中國人也第一次了解到，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場原來在新疆。

我與日本媒體打交道最頻繁的時期，是本世紀初的頭五年。那時，我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做報道官和發言人，時常會面對中日間存在的敏感問題。其中，部分日本政客通過參拜靖國神社積攢“人氣”，媒體借此反覆炒作製造影響，給中日關係帶來不小的干擾。就在我苦於自己的發言和表態難以扭轉日本社會一些錯誤認識的時候，日本兩家頗具影響力的報紙，通過主筆與社長對談的方式，就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他們從歷史認識角度，強調應本著政教分離原則思考問題，並從日本國家利益與國際形象等多個層面剖析日本應該怎麼做。後來在與這些日本朋友接觸時，他們告訴我，進行這樣的討論其實是在真正維護日本國家和國民的利益！他們更不希望後人把日本國家發展引入歧途的責任怪罪在這一代媒體人身上。

令我不滿的日本媒體

説到對日本媒體的“怨”，並不是我本人與日本媒體之間有什麼過節，而是我感受到近年來日本媒體涉華報道中存在著某種“戾氣”。在同眾多日本媒體界的老朋友交談中，他們多次提到，現在的日中關係已經不比從前，現在的日本媒體和涉華輿論環境也有了很大變化。

日本媒體經常刻意抹黑中國

有一位在我看來觀點有點“右”的日本朋友感慨地對我説：“現在説實話很不容易，關於中國的言論越偏激越受歡迎。你肯定不會相信，連我都被貼上了‘親中派’的標簽。不是我變了，而是環境變了。”

中國有一本擁有近70年曆史的對日傳播月刊《人民中國》，它是日本人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渠道。受該雜誌社總編輯王眾一之邀，我成為該社主辦的“熊貓杯”全日本青年感知中國徵文大賽問卷調查的評委。我看到2020和2021連續兩年，在受訪的日本青年中有超過74％的人認為日本媒體報道的中國與他們親眼看到的不一樣；有近60％的受訪者認為日本媒體在促進中日關係發展方面起到了反作用。我對這一調查結果有點吃驚。媒體被本國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否定，是一件多麼令人難過和尷尬的事情。不知道我的日本媒體同仁們有沒有同樣的感覺。對此，我們不得不該認真反思了。

在日本導演竹內亮拍攝的紀錄片中，許多在華日本人坦言日本媒體對華負面報道不實。

我曾經試圖分析日本涉華輿論環境變化的主要原因，對日本社會嫉妒中國發展的説法不敢完全茍同，也不希望所謂日本的輿論場既服務於本國政治也服從於美國價值的猜測成真。我只是覺得，基於歷史的教訓，當再次面對戰爭與和平的選擇時，媒體的監督與引導、媒體人的良心與責任尤為重要。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是一個值得紀念，更需總結的年份。有兩千多年交往史的中日兩國，通過邦交正常化，發展出半個世紀和平相處的歷史機遇，創造了千萬人員往來和數千萬美元貿易的奇跡。媒體不僅是這一機遇和奇跡的見證和記錄者，更應該成為其守護者與促進者。令人遺憾的是，日本媒體對某些政客不負責任言論的牽制力越來越小，對不明真相民眾的引導力也越來越弱。這使得有過慘痛教訓的日本，不斷出現違反良知與危害和平的言論。如果讓所謂“核共用”理論衝破束縛，如果讓“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付諸實施，如果讓已經搞亂歐洲和中東的北約來插手東亞安全，如果用對華充滿敵意的“印太經濟框架”來操縱深度融合的亞洲及世界經濟，那麼不僅中日關係的好日子會走到盡頭，人類的未來也將進入至暗時刻。

在2021年10月舉行的第十七屆“北京－東京論壇”上，來自中日兩國媒體的嘉賓就媒體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展開深入交流。（攝影：董芳＼人民畫報）

我希望我的不滿和擔憂能夠引起日本媒體朋友的警醒與共鳴。我真心期待中日關係的下一個50年會更好！

黃星原

日中友好會館中方代表理事，前中國駐塞普勒斯大使，前中國駐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大使，原中國駐日本使館參贊。

（本文9月13日原發于《人民中國》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