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符合東北亞區域整體發展取向的角度而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是未來十年內的大概率事件。

2022年9月29日，是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一衣帶水的近鄰，實現國家關係正常化五十週年紀念日。撫今追昔、令人感慨，雙邊經貿關係行穩致遠，不斷造福兩國人民。

建交前的幾個里程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日經貿合作一度處於停頓狀態。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開國元勳們就一直力圖恢復正常的雙邊經貿合作，最初是通過貿促會等民間渠道進行貿易的。1950年的中日貿易額為0.59億美元，佔日本貿易總額的3.29%，這是最初的統計。

在之後20年左右的時間裏，中日貿易歷經了四次貿易協議、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等階段。如中國的外貿檔案就記載：“1952年6月簽訂的《第一次日中民間貿易協定》對早期中日貿易的順利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協定規定進出口總額為6000萬英鎊，並將商品清單劃分為甲、乙、丙3種類型，採取同類物資相互交換的貿易方式。雖然該協定是期限僅為截至1952年年底的7個月的簡單協定，但這次協定勾畫了之後4次民間貿易協定的雛形，同時也正是這一協定，成為開啟此後日中經濟交流的最初的協定”。不久轉為美元結算。

歷史記錄是：1953年至1958年，中日之間簽訂了4次民間貿易協議。通過民間貿易協議的締結，中日民間貿易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發展。從1953年至1956年，中日貿易呈逐年上升趨勢，1953年的年增長率更是高達120.9%。1956年，中日貿易額達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最高值1.51億美元。從日本方面看：當時對中國依賴性較強的鋼鐵、化工企業出現了貿易機會、企業利潤增高和工人積極就業等景象；而大部分的友好貿易商社都是中等城市的零散小企業，這些商社主要經營板栗、生漆、藺草席、中藥等無法從其他國家進口的産品。而從中國方面看，鐵礦石、煤炭、食鹽以及大豆等農産品的出口受到了日本市場較有利的影響。

1962年11月，中方代表廖承志與日方代表高碕達之助互換《日中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有智庫專家評論：在此後十年期間，中國採取了十分靈活的對日貿易合作方式，一方面堅持“政經不分離”的原則，另一方面對一些友好的日本商社和企業予以政策照顧和傾斜。

中日經貿額在1971年達到9億美元，約為1950年的15倍。中日貿易往來的快速發展，使兩國經濟界、企業界迫切希望中日兩國政府能早日實現國家關係正常化格局，以解除中日經貿關係的政治障礙，進一步拓寬兩國經貿交往的渠道。可以説，這一時期活躍的雙邊貿易往來起到了“以經促政”的效果。同時，隨著日本企業邁向大型化、集團化，新的産能如果不能尋找到穩定、可靠的大市場，那麼，已實現全面復蘇的日本經濟將出現商品過剩危機。

日本對華友好人士、民間友好經濟團體，如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日中貿易促進會等，都在積極地遊説本國政府拿出政治勇氣來實現對華關係的正常化。當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對北京的訪問也極大地刺激了日本政府。經過艱苦的努力，中日兩國終於建立了大使級關係。

建交後的關鍵性突破

1972年，中日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之後，中日經濟交往即由民間貿易階段轉向“政府主導、官民並舉”的新時期。雙方政府從幕後走到臺前，開始發揮主導作用。1972~1978年，中日政治環境好轉，隨著《中日貿易協議》簽訂，雙邊貿易開始進入擴張期。統計顯示：1972年中日雙邊貿易總額僅為10.38億美元，1978年就猛升至48.2億美元，增幅達4倍左右。這期間也是中國現代化的起步階段，因此在技術貿易方面，從1972年到1978年，我國從日本引進了37項成套設備。其中的35項價值金額為10.29億美元，另外2項設備價值金額為700億日元。這些日本所産先進設備的引進，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當時的工業和農業現代化建設事業。這一時期雙方還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即以法律形式規定和保障了中日雙邊關係從正常化進入了和平友好時期，更為經貿合作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在和平友好條約的鼓勵下，日本對華合作出現新格局，比如，體現在日本對華經援上。

日本的對華經援始於1979年，對華援助包括有償資金合作（日元貸款）、無償資金合作和技術合作。日元貸款是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的重要組成部分，日元貸款在中國接受外國政府貸款總額中佔40%左右。從1979年到2000年，中國共獲得了4批日元貸款，總額2.65萬億日元。此外，2000年日本向中國提供了172億日元的特別貸款，用於北京地鐵和西安咸陽機場的改建工程。2001年以後，對華日元貸款採用單年度方式，當年度共提供1613.6億日元的政府貸款。

從實際效果看：日元貸款數額大、期限長、利率低、不附加條件，在中國的能源、資源開發等基礎産業、交通通信等經濟基礎設施，以及農林、城建、環保等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中國帶來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國際社會曾積極評價：日本對亞洲包括對中國提供的經援，實際上體現了日本政府重視亞洲，願同亞洲各國發展友好合作的政策意向。當然，日本的對華援助也與中日恢復邦交時中國放棄戰爭賠款密切相關。日元貸款雖然是低息優惠貸款，但也要連本帶息償還。事實上，從1999年起，中國的日元貸款就已進入了償還期；到2008年即北京舉辦夏季奧運會之年的統計，中國已償還累計約1.5萬億日元的本息。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日本國內認為中國已經進入經濟起飛期。

完整的統計積累顯示：1978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後，中日關係因此進入了歷史最好時期，政府與民間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特別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日雙邊貿易更是突飛猛進。如1981年突破100億美元大關，比1978年的48.2億美元增加了1倍多，進而在1990年突破了200億美元。進入本世紀後，中日雙邊貿易的發展速度進一步加快，特別是在2002年、2006年和2011年，中日貿易額又分別突破1000億美元、2000億美元和3000億美元大關。2012年以後，雖然有所波動並出現連續3年負增長，但也都維持在3000億美元以上規模。同時在這期間，中國分別於2007年和2009年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從貿易角度看，這是日本對華關係正常化後的最大成果。

經貿合作依然最活躍

可以説：50年來，經貿關係始終都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和穩定器，這是雙方政府、企業及民間友好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中國知名經濟學家、曾任國家商務部副部長的魏建國最近指出：不論兩國曾經是“政冷經熱”，還是一度“政冷經冷”，豐田、伊藤忠等日本大型企業，以及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貿易促進會等組織都通過經貿合作，為推動兩國政治發展和人民友好做出了不懈努力。這些日本對華友好團體和企業，堅持每年訪問中國。

魏建國還表示：“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離不開一些高層人士的推動。比如，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就是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中日友好促進者。我是在一次陪同賈慶林主席訪問日本期間，結識福田康夫先生的。儘管那次訪問過程中發生一些變化，但在他的努力下，最終取得了圓滿成功。後來，福田康夫先生擔任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我當時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曾培炎的助手，彼此建立起密切的聯繫。在福田康夫先生的推動下，中日雙方經貿界人士的交流，特別是國經中心與日本經團聯每年的高層對話，得到了中日兩國領導人的重視。可以説，這些都是他不懈努力的結果。”如今，博鰲亞洲論壇已具有世界級影響力。

令人欣慰的是，中日經貿關係歷經磨礪始終如列車般滾滾向前，並帶動了亞太經濟區域的深度合作。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框架和中國在新時代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中，日本經濟界和企業界知名人士、機構等，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日本主流媒體對於日資企業在中國市場上的成功，也經常性地給予正面報道，並促進了日本社會對中國發展成就的了解。最難能可貴的是：中日雙邊經貿合作經受住了三年來新冠疫情的考驗，儘管目前人員往來、航班往來等交流要素還沒有恢復到如常狀態。但是，雙邊經貿合作體現了頑強的抗波折能力。最新的中國海關統計數據就顯示：今年前八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4.78萬億元，同比增長23.7%，比2019年同期增長22.8%。其中，出口13.56萬億元，同比增長23.2%，比2019年同期增長23.8%；進口11.22萬億元，同比增長24.4%，比2019年同期增長21.8%；貿易順差2.34萬億元，同比增加17.8%。對日經貿合作，蓬勃向上仍然是主流。

分析顯示：日本目前為我國第四大貿易夥伴，即今年1~8月的中日貿易總值為1.57萬億元，增長12.3%，佔6.3%。其中，對日本出口6949.2億元，增長8.9%；自日本進口8771.7億元，增長15.2%。對日貿易逆差1822.5億元，增加47.8%。顯然，中國市場對日本來説，是極其重要的。

最後，需要展望的是：從符合東北亞區域整體發展取向的角度而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是未來十年內的大概率事件。有智庫行家樂觀地指出：RCEP將成為中日韓自貿協定簽訂的“熱身”和前奏。魏建國就指出：“比如在關稅減讓方面，今年RCEP生效後，中國從日本進口的很多汽車零部件都會減為零關稅，因此很多在華日本車企就可以此降低生産成本、減輕競爭壓力。而且，隨著RCEP的生效，日本的化粧品、飲料、肉類製品等也會越來越受歡迎。”而我認為，隨著東北亞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誕生，世界經濟版圖必將更加堅實。

（作者繫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