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20日電 題:邦交正常化50年,中日如何重溫初心、面向未來?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

中新社記者 張素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站在重要歷史節點,中日兩國如何汲取兩國關係正反兩方面經驗,推動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更好面向未來,受到各方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東海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楊伯江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中日兩國應如何重溫初心、面向未來、相向而行,將更加成熟穩定、健康強韌的中日關係帶入下一個50年。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人常説“五十而知天命”。重溫邦交正常化“初心”,對於“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有何意義和啟示?

楊伯江:今年是中日關係的重要年份。50年前,兩國本著互尊互信和求同存異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難實現邦交正常化,意義重大。

比較冷戰背景下新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建交模式,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其自身特點。兩國政府先是在1972年發表聯合聲明,然後時隔6年簽訂經立法機構批准的和平友好條約。可見由於情況特殊,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分“兩步走”的。

以史為鑒,更有觀照現實之義。2021年10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電話時指出,“中日要認真汲取兩國關係正反兩方面經驗”。我想,這裡就包含著對邦交正常化“初心”的再確認。對於在邦交正常化之初老一輩領導人就發展兩國關係方針、原則等達成的共識,雙方應一如既往地遵守下去。在涉及兩國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上要重信守諾。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台灣問題是焦點。半個世紀過去,對照近年來中日關係的現實發展,我們更加感到“初心”的重要性。早在50年前,中日兩國領導人已就如何處理台灣問題達成共識。令人擔憂的是,一段時期以來,日方在台灣問題上連續出現消極動向,給中日關係帶來嚴重干擾。

中新社記者:面向未來,中日兩國應如何“以史為鑒”,更清醒地把握雙邊關係發展正確方向,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楊伯江:中日地緣相近文化相通,兩國關係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又格外複雜。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必須把握中日關係自身特點,還要抓住新時代特徵。

時代特徵,概括來説體現于兩個層面——看全球,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中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所謂“契合新時代要求”,意味著中日雙方要從本國真正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出發,從造福地區與世界的高度出發,繼續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精神發展兩國關係,包括處理相互間的矛盾分歧。

作為“搬不走的鄰居”,中國與日本在長達2000多年的交往中必然地産生了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兩國之間大到社會小到個人,都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好的成果和經驗已經積澱下來;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就會有這樣那樣的分歧和矛盾。

放眼世界上近200個國家,鄰國之間存在問題並不罕見,而是很常見,關鍵在於用什麼樣的思路和方式解決問題。應該看到,自1972年以來的中日四個政治文件都強調雙方互不構成威脅,和平、友好、合作也始終是雙方必須牢牢把握的正確方向。中日達成的四個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共識,為處理各種矛盾分歧確立了根本遵循,也是確保中日關係行穩致遠的根本保障。

中新社記者:在綿延2000多年的長期交往中,中日兩國人民曾為亞洲乃至全球文明進步作出貢獻。有著相似文化背景的兩國今天如何為人類貢獻更多智慧力量?

楊伯江:總體來説是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具體到每一個實際問題的解決,例如,中日雙方在應對極端天氣等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在某些方面處於相同立場。

以當前頗受關注的減碳為例。中國能源消耗中,煤炭所佔比例較高。日本在經歷“3·11”地震以後,核能發電受挫,石化能源使用程度不降反增。因此,中日雙方在減少煤炭依賴等問題上可以探索合作。

另一個層面是中國、日本、南韓和東南亞國家攜起手來,為百年變局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進一步貢獻東方智慧。

目前,國際間的諸多標準、價值、模式等,還是由西方首創或定義的。實踐表明西方的路不一定適合亞洲,以及除歐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

展望未來,亞洲真正實現復興,不僅在於經濟總量的上升,也基於“亞洲價值”能否在國際事務中更多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作為亞洲主要國家,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中國與日本在這方面責無旁貸。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有相通的歷史文化淵源,但中日文化並不相互等同,彼此更需要增加文化、文明的對話與交流。這在實踐中也有具體抓手。

中國和日本是當前世界上僅有的使用漢字的國家。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包括典章制度。清代後期以來,中國引進日本典籍,以學習當時先進的技術和思想。在這一過程中,中文從日語中引進了大量漢字詞。

近代以來,中日兩國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經歷了不同的民族命運,對於一些詞的解讀也漸行漸遠。比如“保守”一詞,日語沿用“conservatism”的詞義,指相對謹慎、穩健(的政策),不包含太多價值判斷。中文語境下的“保守”則意味著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含義偏于負面。當人們討論冷戰後的變化時,儘管中日兩國學者都認同日本社會在總體保守化,但彼此對“保守”的感受、概念的認定是有所不同的。一詞之別,折射出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性。

中新社記者:在涉臺、東海、歷史等議題上,中日應如何管控分歧,排除外部因素干擾,為兩國關係穩定發展“減負排障”?此外,對於所謂“政冷經熱”狀態,您怎麼看?

楊伯江:目前國際形勢紛繁複雜,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範圍內供應鏈波動、人員往來受阻等,又如中美關係變化等,都是中日關係面臨的環境因素。在如此複雜的外部環境中想要實現穩定發展,總體思路在於把中日關係的良性資産部分做大,使得不良資産的佔比相應縮小。

進一步來看,對於現存的矛盾分歧,我們應認識到,能解決當然更好,但有些問題短期內解決不了,就應進行有效管控。當前中日關係正處於新一輪矛盾高發期,新老問題交織凸顯,雙方要切實重信守諾,按照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及有關共識精神,增強風險意識,妥善處理敏感因素,避免衝擊兩國關係大局。

“以經促政”“政經分離”,是在戰後特殊歷史階段中日促進關係發展的有效方式。在1972年發表聯合聲明之前,兩國交往就是“以民促官”。這一做法的背後邏輯,既因為雙方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也因大方向是明確的,即雙方遲早要實現邦交正常化。

時至今日,兩國間政治關係、經濟關係發展到互為基礎,相互影響。政治關係不好,經濟合作密切是不可能的。反過來,經濟合作不足,好的政治關係也難以長期維繫。“政冷經熱”是特殊背景下的現象,不可能作為常態存在。

中新社記者:有民調顯示,日本的年輕人對華態度與其前輩存在差異。您認為在民間交流方面應如何有針對性地創新改革,厚植中日友好民意基礎?

楊伯江:一國民眾對另一國的印象往往有著明顯的代際差。説到日本民眾對華態度,還需根據其年齡細分。相對來説,50歲—60歲這一代日本人對華印象較為不好,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這代人經歷了繁榮鼎盛時期,又目睹日本經濟進入下行通道,反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蓬勃發展,難免産生心理落差。

至於如何厚植民意基礎,需要根據階層、業別、年齡層劃分,我有兩點建議。一方面是面向中老年人,應該著力挖掘傳統文化共同點,擴大“文化相通”。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前,在經濟繁榮背景下,日本人特別想在文化上“尋根”,直至今日依然有許多日本人對古代絲綢之路心懷憧憬、對日本與絲路之緣很感興趣。兩國可以擴大開展上述項目交流。

另一方面是面向年輕人。相較于他們的祖輩、父輩,中日兩國年輕人的成長背景更為接近。特別是在網際網路時代,他們哪怕不見面,也可以在網路上交流,討論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打同款的網遊。應該把他們探討的話題引向深入。

總之,可針對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受眾,設定不同的民間交流主題,讓更多日本人了解一個“等身大”“立體”的中國,加深兩國民間的相互理解。

受訪者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 賈天勇 攝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 賈天勇 攝

楊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東海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華日本學會常務副會長(法人代表)、中國亞洲太平洋學會副會長。曾任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日本國際論壇客座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布魯金斯學會訪問學者。長期從事大國關係、亞太安全、日本問題等領域研究。代表性著作包括《東北亞如何實現與歷史的共生——從大歷史維度思考中日韓和解合作之道》《日本國家戰略轉型——認知重構與路徑選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