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俄烏衝突升級打破了“和平大陸”的神話

歐洲的未來在何方?

烏克蘭危機升級五個多月後,法國總統馬克龍正不斷失去“朋友”。當地時間8月5日,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回應了外界對於馬克龍和普京兩個多月未曾通話的擔憂,指責法國“不是友好國家”,雙方領導人交談“不是時候”。與此同時,歐盟內兩股完全相反的力量正試圖左右馬克龍的決策方向。在他的“密友”德拉吉黯然離任義大利總理後,最有希望執政的義大利右翼抨擊馬克龍對俄政策過於“敵對”;但另一邊,波蘭、立陶宛和愛沙尼亞領導人持續批評馬克龍尋求和普京通話“毫無意義”。

距離巴黎一千公里外的柏林,德國總理朔爾茨面臨相似但不同的煩惱:由於“技術原因”,俄羅斯向德國的天然氣供應到7月底已減少到去年同期的20%。朔爾茨不得不考慮延長三個原本計劃在年內關閉的核電站的壽命,以應對必然到來的能源危機。受此影響,近半數德國民眾希望政府對俄妥協。但8月6日,烏克蘭政府高層再次指責朔爾茨拖延對烏援助,要求柏林運來更多軍事物資……

五個多月前,馬克龍、朔爾茨和歐盟領導人站在一起,追隨美國啟動對俄制裁,以應對2月24日俄軍在烏克蘭發起的“特別軍事行動”。那時,從政策界到民間,很少有人看到今天的結局。知名專欄作家、世界銀行前董事莫伊塞斯·奈姆當時認為,歐洲終於“發現自己是一個超級大國”,歐盟官員們則聲稱找到了介入地緣政治的“歐洲方案”,民調也顯示,超過七成的歐盟民眾支援團結一致的政策。

但進入下半年,俄烏衝突升級帶來的“次生災害”逐漸在歐洲社會的各個層面蔓延。雖然歐元區19國第二季度維持了0.7%的增長率,但顯示各國工商界人士對未來經濟預期的工業信心指數自2月以來連續下跌,到7月底已降至一年半以來的最低點。三分之二以上的製造業受調查者抱怨,“全面衰退”的擔憂瀰漫整個大陸。歐盟委員會預測稱,全面切斷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將讓今年歐盟的經濟增長下降2.5個百分點。

這種背景下,先是馬克龍在法國議會選舉中失利,緊接著德拉吉和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先後因內部危機辭職,一場又一場“政治地震”接踵而至。原歐盟高級官員皮埃爾·維蒙認為,歐洲各國已因對俄烏問題的立場不同而分裂為三個陣營,每個陣營內部又面臨不同的撕裂和不信任危機。如今,整個歐洲已經沒有共識建設者和橋梁人物。過去十餘年,這個角色一直由上一位德國總理默克爾扮演。2012年,歐盟因將歐洲“從戰爭大陸轉變為和平大陸”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十年後,當俄烏衝突升級打破了“和平大陸”的神話,歐洲的未來又在何方?作為歐洲兩大國的領導人,馬克龍和朔爾茨都不被視為默克爾的有力接班者,但他們必須聯手為歐洲找到出路。

橋梁的斷裂

凡爾賽宮的戰役廳畫廊,陳列著反映歐洲1500年來歷次歷史轉折的油畫。這些畫中,莫斯科時而是巴黎的盟友,時而又被視為敵人。

3月10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凡爾賽宮舉行會晤,特意選擇這個畫廊作為新聞發佈會場所,並首次宣告歐洲在俄烏衝突升級後已經迎來“轉捩點”。不過,對於俄羅斯“是敵是友”,凡爾賽峰會沒有直接給出答案。

從2月底俄烏局勢升級開始,馬克龍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六次交談。5月28日的最後一次通話中,馬克龍和朔爾茨共同指責俄軍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的問題,克里姆林宮隨後將德、法列為“不受歡迎的國家”。直到6月16日,馬克龍、朔爾茨和德拉吉共同訪問基輔,人們最終確定歐洲領導者們選擇將莫斯科視為“敵方”。

轉變並不容易做出。自五年前在演講中首提“歐洲主權”以來,馬克龍一直將俄羅斯視為構建未來歐洲秩序的合作夥伴。2019年,他與莫斯科重啟有關歐洲新安全秩序的談判,並宣稱美國領導的代表“舊軍事同盟”體系的北約已經“腦死亡”。德國總理朔爾茨則是該觀念的堅定支援者。今年2月14日,朔爾茨在俄烏衝突升級前最後一次到訪莫斯科,依然強調“沒有俄羅斯的歐洲是不完整的”。

外界多認為,朔爾茨和馬克龍頻繁往返于西歐和莫斯科之間,是想爭取接過默克爾2021年退休後遺留的特殊角色,即成為俄羅斯和西方世界之間的“橋梁”。“然而,他們卻在當下最需要‘橋梁’的時刻放棄了這種選擇,讓不能被西方世界信任的埃爾多安在俄烏之間扮演了一個不可能完成任務的角色。”加拿大約克大學比較政治學榮休教授勒迪克對《中國新聞週刊》感慨道。

馬克龍和朔爾茨為何“半途而廢”?值得注意的是,馬克龍和莫斯科決裂,和他的內政轉向發生在同一時段。6月19日,馬克龍領導的前進黨在議會選舉中失去了絕對多數席位。此後,他不斷與左翼政黨組成的最大在野陣營磋商,最終在7月底“扳回一城”,説服議會多數支援撥出200億歐元用於增加養老金、提高社會福利的“通脹應對方案”,從而使得修訂後的2022年度政府預算案順利得到批准。

考慮到馬克龍在上一個任期內放鬆勞工保護、削減公共福利的“親商”政策取向,“青蛙”一詞頻頻被媒體提起。法國前總統奧朗德曾形容馬克龍是一個搖擺不定的人,“像睡蓮上的青蛙一樣從一個信仰跳到另一個信仰”。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歐洲研究中心教授列維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分析馬克龍的轉變,要從其個人執政風格説起。馬克龍一直希望成為名垂青史的改革者和救贖者,“認為自己是房間裏最聰明的人,相信法國需要自己,不願聽從意見”。

因而,馬克龍在首個任期之初就敢於削減失業救濟金、改革養老金制度,最終釀成“黃背心危機”。但此後他提出“不惜一切代價”政策,強制推動疫苗接種和社交疏離,大規模資助瀕臨破産的法國企業,讓法國在歐洲國家中較早從新冠疫情中復蘇。而在對外政策上,馬克龍一直想成為“默克爾第二”。美國《政客》雜誌指出,他對自己的説服能力“過於自信”,並“天真地認為自己能對俄羅斯領導人施加影響”。

列維指出,馬克龍應對新冠疫情的方式已經顯示出,為了實現最終的目標,他願意捨棄自己的自由主義立場而採取強硬的實用政策。“現實主義的一面超越了自由主義政客的一面,這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他的治理”。因而,當失去了對原有路線的信心,他能迅速並堅定地轉變方向。

6月在法國電視臺播出的紀錄片清晰記錄了馬克龍對成為“橋梁”失去信心的過程。在愛麗舍宮跟拍了五個月的記者呈現了諸多因素:馬克龍無法使用俄語或德語同普京交談,因而他們的對話事實上並非“閉門”,總統的助手們總是聽著免提的通話內容並隨時向馬克龍傳遞紙條。此外,馬克龍政府的“自由主義班底”對與普京通話似乎並不感冒。

顯然,當普京表示和馬克龍“互相信任”時,他指的並不是和默克爾那樣的對話:默克爾會説俄語,曾在德國從事克格勃工作的普京會説德語,兩人在會晤時都曾使用對方的語言。默克爾和她的團隊在社會主義東德長大,熟悉德國和俄羅斯在歷史、移民和能源問題上的微妙關係。

如今,隨著法國通貨膨脹率超過4.5%,能源批發價格在一年內上漲100%,馬克龍已經使用了凍結天然氣價格、限制電價漲幅、提供油價補貼等一系列“對自由主義而言非同尋常的政策”。一些分析認為,馬克龍將以更靈活的方式帶領法國和歐洲從當前的危機中脫困。但不到萬不得已,他不會選擇重啟和莫斯科的接觸。

美歐的失衡

今年2月以來,德國總理朔爾茨得到了和馬克龍相似的嘲諷。

2月27日,朔爾茨在俄烏衝突升級三天后就在聯邦議院發表緊急講話,確認德國將在安全領域增加投入。波恩大學教授、美國前駐德國大使賓得納格爾指出,朔爾茨巧妙地抓住了德國社會最初的惶恐時機,“發起了一場革命”,試圖顛覆德國幾十年以來“不介入地緣政治”“不領導歐洲安全事務”“不參與歐洲戰略決策”的既定政策。但此後,朔爾茨在對烏援助和對俄制裁上小心翼翼,“每增加一定程度的軍事介入,都仔細權衡”,直到5月才正式確認德國外交、安全政策進入“新時期”。

以謹小慎微著稱的朔爾茨和馬克龍面臨的情況不同。曾出任德國駐俄羅斯大使的資深外交官呂迪格爾指出,由於“不堪的戰爭歷史”,“二戰”結束以來,德國政府一直在回避“戰略討論”。默克爾執政期內,柏林因而無法正式回應馬克龍不斷拋出的“歐洲戰略自主”橄欖枝,而是處於“既支援歐洲一體化深化,又依賴美國安全保障”的扭曲姿態。默克爾和朔爾茨的執政聯盟多次試圖推動涉及安全合作的局部政策調整,都因為內部分歧不了了之。

不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當代德國研究所傑克遜·瓊斯指出,默克爾時期的德國已經成為歐洲事實上的領導者,德國無法再拒絕領導責任。德國前總統高克幕僚長布羅克霍夫則指出,烏克蘭危機引發的“綜合性對抗”體現出地緣政治鬥爭滲透到安全、經濟、供應鏈、大數據等現代生活的每個領域,德國已經到了必須介入這種戰略競爭的新時期。

俄烏衝突升級一個月後,德國執政聯盟的議員們提出了一個籠統的戰略性構想:“有能力的防禦性聯盟”。華盛頓的分析人士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就是馬克龍所提“歐洲主權”的改頭換面。但芬蘭于韋斯屈萊大學政治學榮休教授科爾霍寧認為,“有能力的防禦性聯盟”展現出了歐洲人在失去和平和“無法自衛”後難能可貴的冷靜。這個構想並不簡單地歸咎莫斯科,而是找到無法構建起外部、內部兩重基本安全保障的根源。

俄烏衝突升級後,歐盟高級代表博雷爾最先公開表示,歐洲在處理這場危機時並沒有“真正參與”。歐洲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也指出,雖然“西方世界”對俄統一立場,但事實上“是美元和美國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控制使制裁如此‘有效’”;在軍事領域,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軍事和人道主義援助超過了所有歐盟成員國的總和;在芬蘭、瑞典加入北約的議程中,又是華盛頓通過出售先進戰機換取了對北歐“充滿疑慮”的北約成員國土耳其的支援。

但是,美國並未讓歐洲重回和平,卻迫使歐盟緊跟美國的制裁方向,落入歐元兌美元跌至並可能跌破平價的“被收割”局面。另一方面,德國為增強自主安全新增的1000億歐元軍費,首要項目是向美國購買F-35戰機以替換德軍原本列裝的歐洲戰鬥機,進一步削弱了歐洲建設自主軍力的可能。

為何會形成美國單邊主義加劇的局面?美國資深外交官傑瑞米·夏皮羅將之歸因于美歐之間“失去平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時,歐盟經濟體量為16.2萬億美元,略大於美國。但現在,美國經濟總量超過20萬億美元,歐盟卻下降到15萬億美元的規模。美國軍費開支增至近8000億美元,同期歐盟27國及英國的軍費總額卻降至3000億美元以下。美國在新國防技術上的支出因而達到所有歐盟成員國總和的七倍多,讓歐洲在需要擴張軍備、購買先進技術時別無選擇。

經濟規模差距的拉大還導致歐元-美元關係失衡。最近20年來,美元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份額始終維持在88%上下,歐元的份額則從十年前39%的巔峰跌至32%。夏皮羅指出,美國從持續的貨幣持續主導地位中獲利,從而獲得了單獨實施和擴大金融制裁的能力,“無需和任何人的合作”,因而忽視了對歐元和歐元區經濟的損害。

美歐之間的過度失衡也加劇了大西洋兩岸的不信任氛圍。科爾霍寧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在美國和歐洲之間造成了深刻的分歧,此後奧巴馬政府開始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自2010年以來,歐盟-美國峰會甚至連每年舉行一次做不到。美國政治民粹化愈演愈烈,奧巴馬的繼任者特朗普將歐盟視為“不公平的競爭對手”,導致現在六成的共和黨人對歐盟持負面評價。

強調“美國歸來”的拜登政府並未真正修復這種關係,而是繼續採取單邊行動,然後向歐洲施壓要求“服從”。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庫斯·凱姆指出,過去一年多時間裏,華盛頓多次與莫斯科舉行有關歐洲秩序和烏克蘭問題的雙邊會晤,並單方面對莫斯科發出警告,然後通過北約、歐盟峰會將這些單邊決策“正式化、多邊化”,最終成為俄烏衝突失控的誘因之一。

自歐盟高級代表博雷爾之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在3月以來多次表示,歐洲應積極介入地緣政治。在愛麗舍宮,馬克龍意識到這讓自己的“歐洲戰略自主”重新煥發了生機。加拿大約克大學比較政治學榮休教授勒迪克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一個最直觀的變化是,兩次在總統選舉中挑戰馬克龍的極右翼領導人勒龐,過去總與民族主義、反歐盟議程聯繫在一起。但在今年4月的選舉中,勒龐有意放棄了這些議題。“她已經意識到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法國政府很快重新包裝了“歐洲戰略自主”:一方面強調未來的“戰略自主”並非替代北約,而是完全相容,以避免華盛頓的反對;一方面更多地用“歐洲主權”“防禦性聯盟”的説法替換“戰略自主”,以強調“法國方案”是為了歐洲的共同目標,而非為了強化巴黎的領導權。不過,推動戰略構想,馬克龍需要和朔爾茨攜手,而後者仍在等待時機。

“權力的語言”

“如果真能阻止戰爭,我願意穿三層毛衣,在冬天洗冷水澡。但事實恰恰相反。”在德國國家廣播電臺2022年7月的一檔節目中,一位普通市民説。英國《金融時報》稱,這番話值得歐洲的決策者們深思。

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常任研究員伊萬·克拉斯特夫認為,冷戰結束後,歐洲政壇普遍認為通過經濟合作就足以和俄羅斯、美國一起構建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因而,與美國的“有力”介入不同,歐洲內部對危機的協調、應對機制在俄烏戰爭中表現得非常羸弱。一位研究制裁問題的歐洲學者則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雖然目前實施的六套制裁方案多年來就在“政策籃子”中備用,但應對俄羅斯反制的“反脅迫機制”卻從未在歐盟層面建立。

這位不願具名的學者還透露,歐洲政策界原以為對俄制裁造成的能源價格上漲等問題“只會出現短暫的經濟收縮,而歐洲央行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足以應對這種短期困難”。但當能源危機等因素將歐洲的通脹率推向接近美國水準的高位時,歐盟卻沒有美聯儲那樣手段充分、能憑藉強力控制局面的中央銀行。各國在能源轉型上缺乏協調同步,進一步影響了歐洲在應對危機上的政策一致性。

他進一步指出,在制裁上統一立場,是為了展現出儘管歐洲各國的經濟水準參差不齊,但歐洲作為一個整體,能夠在重大戰略利益問題上採取統一行動。如今,德國、義大利等國在對俄能源制裁上開始有所搖擺,而堅定推動能源脫鉤的波蘭等國又可能因此背離歐盟原有的脫碳、去核進程,暴露出歐洲在應對危機、共同行動時的深層分歧和矛盾。

正是這樣的現實困境,讓朔爾茨等到了德國社會的轉變。德國基爾大學安全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馬塞爾·迪爾蘇斯介紹,一開始,許多德國人很難接受“德國提供的武器可以用來殺死俄羅斯人”的想法,並相信“與援助反坦克武器相比,嚴重經濟後果的威脅會給俄羅斯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俄羅斯盧布在危機升級後兩周內下挫50%,更加深了這種認知。

但隨著六輪制裁都未能影響俄軍在烏克蘭的行動,民意的變化最終推動德國在4月26日宣佈批准軍事援助升級。隨後,朔爾茨正式提出“新時期”概念,呼應馬克龍的“轉捩點”,同意調整“整個戰後秩序”。

隨著俄烏之間進入消耗戰,在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尼古拉斯·布歇看來,烏克蘭危機很難在2024年之前完全結束,而美國共和黨有較高概率能贏得2022年中期選舉和2024年總統大選,美國的單邊主義和“亞太轉向”因而可能進一步加強,歐洲很可能成為“徹底失去外部保障的戰爭大陸”,“布魯塞爾不能不意識到,未來和過去將非常相像”。

西班牙資深外交官洛佩斯·阿蘭達認為,在此背景下,重提“歐洲主權”有了新的內涵,所謂“有能力的防禦性聯盟”實際上是指“歐洲能以跨政府的方式在國防、貿易、工業等領域充分動員”。德國執政聯盟議員布蘭特納指出,新構想的根本目標是向全世界發出一個信號:歐盟不只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還是一個知道如何利用其優勢來維護其利益的地緣政治參與者。歐盟高級代表博雷爾則更是直白地説,歐盟應該開始講“權力的語言”。

路線的分歧

7月20日,義大利總理德拉吉在參議院對他的信任投票中落敗。作為歐盟第三大國的領導人,德拉吉在任內力挺歐洲一體化,在烏克蘭危機升級後始終和巴黎、柏林保持一致。他的離任則意味著,即使德國和法國做好了重新界定“歐洲主權”的準備,歐洲其他國家的想法不一定如此。事實上,在整個歐洲內部,這樣的裂痕與分歧一直存在。

在德法兩國的新戰略設想中,實現“有能力的防禦聯盟”,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從尋求與俄羅斯構建夥伴關係變為將烏克蘭打造為“新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緩衝區;二是協同增強防禦能力,而非各自進行軍備競賽或依賴並不可靠的美國“安全保證”;三是在歐洲層面上構建財政能力和經貿政策。總體而言,則是要在安全和經濟領域加強歐洲的整體能力建設。

然而,在安全領域,德法面臨的是歐洲其他國家幾乎一致的反對聲。3月,凡爾賽峰會未就此達成共識。而達成共識的一個關鍵,是統一對歐洲各國的防務和軍工能力進行標準化、一體化改造,即達成早在2017年就提出的“永久結構化合作(PESCO)”。為了促成合作,歐盟委員會甚至提出“用疫苗分配的方式”協調各國的軍備庫補充工作,並對參與“國防能力聯盟”的國家採購、運營、維護武器的全流程免稅,歐洲投資銀行亦將增加對區域內聯合採購的資金支援。但目前,歐洲在這一關鍵的防務合作上並無實際進展。在歐盟 2021~2027 年預算談判期間,該項目資金甚至一度被大幅削減。

這些方案為何陷入尷尬處境?原因在民調中就可以找到。雖然歐洲民眾對“歐洲”概念的整體支援度在烏克蘭危機升級後有所提高,但具體到軍費問題上,只有波蘭、德國、瑞典和芬蘭四國民眾對增加軍費開支的支援率過半。而即使是在受戰火威脅最嚴重的“前線國家”波蘭和羅馬尼亞,超過50%的選民認為政府現在過於關注戰爭而忽視了其他更緊迫的資金需要。

這其實代表了危機升級前歐洲社會的普遍認知。今年1月,歐洲國際關係委員會對12個歐盟成員國進行的民調顯示,除靠近烏克蘭的波蘭外,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在內的各國受訪者中,多數都認為本國沒有必要用軍事手段“保衛烏克蘭”,且如果冒經濟衰退的風險,同俄羅斯全面對抗是不值得的。

如今,最新民調數據顯示,德國民眾中49%的人支援儘快結束戰爭,即使是以烏克蘭讓步為代價,該比例僅次於義大利,且持這種觀點的選民在中右翼和中左翼主流政黨的支援者中均佔據了多數。歐洲防務局原局長尼克·惠特尼指出,歐洲安全的問題不是錢,而是“對抗國家惰性”,身為北約成員國的多數歐盟國家並不願意跳脫出美國的“安全保證”,從而在協調歐洲防務合作上投入精力。

“直到現在,多數歐洲人依然相信,發生戰爭是意外的特殊事件,所以‘增強防務’只是一個短期的、隨時會分崩離析的目標,而非長期有效的共同目標。”芬蘭于韋斯屈萊大學政治學榮休教授科爾霍寧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擔心,有關歐洲軍事和安全合作的種種新構想,最終仍會和過去30年一樣,形成多種多樣的供成員國自願加入的“合作框架”,然後因為缺乏普遍支援而不了了之。

在經濟領域,歐洲各方正討論參考新冠復蘇基金,建立歐盟團結基金,以應對戰爭帶來的經濟“後遺症”,尤其是歐洲的能源危機和經貿衝擊。就中期計劃而言,歐盟欲建立針對國際和地區局勢驟變的應變機制。這可能包括獨立的經濟安全辦公室,不僅儲備制裁和“反脅迫”政策工具,還需要在動蕩局勢下定期舉行“推演”,找出並優化共同市場供應鏈的薄弱環節,未雨綢繆。

最後,從長遠考量,歐盟希望建立永久性的“歐盟財政能力”,從而能根據歐洲利益確定財政優先事項,而非“國家利益的匯總”,並強化“布魯塞爾效應”,即讓歐洲規則成為全球規則。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馬克·倫納德指出,近年來歐洲曾有追求和“志同道合者”構建局部規則的思想,但俄烏衝突升級以及全面對俄制裁,昭示了經濟、貿易、技術各領域的全球規則都處於變動期,如果歐盟繼續滿足於“小圈子”行事,將被大國的規則競爭所擠壓。

然而,這些具體議程事實上很難得到“節儉聯盟”和中東歐受衝擊較大的國家的支援。英國脫歐後,以荷蘭為首的部分西歐中型發達國家組成“新漢薩同盟”“節儉四國”等聯盟,以捍衛低國債政策,與德法構想中的鉅額基金、共同債務相抗衡,維護本國利益。正是在這些國家阻撓下,此前的新冠復蘇基金和共同債務分擔被定性為“一次性”政策。如果歐盟迅速重復使用這一政策工具,將誘發曠日持久的辯論。

中東歐和南歐國家的立場則正好相反。來自波蘭和匈牙利的聲音認為,對於中東歐等臨近俄羅斯的地區來説,俄烏衝突升級帶來的衝擊遠大於其他歐洲國家。如波蘭是歐盟內最依賴煤炭的國家,其70%以上的能源來自煤炭;對俄制裁使得波蘭失去了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獲取,但也意味著關閉煤礦和燃煤電廠面臨更大的經濟風險。此外,就收容烏克蘭難民等社會成本而言,波蘭也是中東歐國家承擔得最多的國家。

而且在中東歐,俄烏戰爭後,新一輪“歐洲懷疑主義”在相關地區蔓延。迄今為止,匈牙利的生活水準仍然僅為鄰國奧地利的一半,而羅馬尼亞耗費14年時間,國內生産總值(GDP)才恢復到1989年時的水準,並仍然處於歐盟底部。科爾霍寧指出,巨大的經濟差距讓中東歐國家的右翼政黨將布魯塞爾視為“莫斯科第二”,認定歐盟和德法忽視了邊緣國家的實際經濟狀況。“即使來自布魯塞爾的政策在經濟學上是合理的,也會被視為歐洲大國對小國的主權侵犯。”

在西班牙資深外交官洛佩茲·阿蘭達看來,對每一個具體的歐洲人來説,“歐洲”和“國家”是可選的兩種方案:如果“歐洲方案”不能解決問題,人們自然會回頭轉向“國家方案”。烏克蘭危機是國家層面無法解決的問題,這讓歐洲一時聚焦于“歐洲”。但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越沒有明確結果,歐洲內部的路線分歧就會越大,“歐洲方案”的吸引力也就會越來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