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經貿合作走過了50年曆程,取得了豐碩成果,實現了互利共贏,也為進一步加強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續,俄烏衝突爆發,不確定性日漸增多,全球産業鏈佈局加快調整,區域經濟一體化提速。在此形勢下,繼續擴大和深化中日經貿合作,不僅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東亞及亞太地區發展的現實需求。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五十年來,中日兩國經貿合作取得了顯著成效,惠及兩國企業和國民,促進了兩國經濟發展。事實證明,經貿合作是中日關係的重要紐帶,也是雙方民間交往的核心內容之一。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國際經貿秩序重塑、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響世界的新形勢下,同處於東亞地區的中國與日本,均面臨諸多課題與挑戰,在經貿領域存在一些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有必要抓住機遇進一步加強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日經貿關係“危”中顯“機”

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經濟造成重大衝擊。2020年,在全球貿易下滑的情況下,中日貿易逆勢增長,全年貨物貿易額為3049.5億美元,其中日本對華出口同比增長4.9%,進口雖下滑3.3%,但明顯低於總體12.0%的降幅,在日本對外出口和進口中的佔比均有所上升,中國依然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重要的進口和出口對象國。從中方統計看,2020年,中國對日貨物貿易額同比增長0.8%,在對外貿易中佔7.0%,其中對日出口下降0.4%,對日進口增長1.8%,在中國對外出口、進口中分別佔5.5%和8.5%。日本是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東盟、歐盟、美國。2021年,日本對華貨物貿易額為3502.6億美元,同比增長14.8%,其中對華出口增長了16.2%,對華進口增長13.6%,危機下顯現出中日經貿合作的重要性。

中日貿易在結構、品質等方面也出現一些變化和特點。其一,相對於中國對日貿易而言,日本對華貿易的依存度與疫情前相比未降反升,中國成為拉動日本對外貿易及經濟增長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將成為支撐日本經濟復蘇不可忽視的大市場,加強中日經貿合作是兩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其二,日本對華貨物出口是以機械、運輸設備及化學、原材料製品為主,其中機械設備類産品佔比超過一半,對華貨物進口是以機械設備及原材料製品、紡織品為主。機械設備類、原材料製品是中日貿易往來的主要産品,兩國間的産業內貿易已處於較高水準。其三,中日貨物貿易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雙方産業結構的互補性,中國紡織品、糧食類消費品、家用電器等對日貿易總體處於順差,而汽車、化學、金屬原料等對日貿易總體處於逆差。其四,隨著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擴大內需以及日本大力促進農産品等出口、日本企業越來越注重地産地銷、部分日企收縮在華家電、日用品等生産,2015年以來中日貨物貿易收支不平衡狀況不斷改善。其五,中日旅遊服務貿易受疫情影響較大,中國大陸赴日遊客大幅減少,換個角度看,這種被壓抑的消費需求在疫後將會得到釋放。

2020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實際投入額為33.7億美元,同比下降9.3%,但顯著低於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跌幅。2021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實際投入額為39.1億美元,同比增長16.0%,但在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增勢良好的情況下,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佔比有所降低。一段時期以來,關於日本對華直接投資變化及發展趨勢,備受各方關注。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産業鏈供應鏈迴圈不暢,再疊加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産業鏈供應鏈安全問題凸顯,日本製造業“去中國化”意向升溫。為提升本國産業自主性和可控性,分散對華依存風險,日本加快調整産業佈局,鼓勵本國企業將生産基地遷回國內或向東南亞等地轉移,促進海外投資多元化。

對此,需要客觀認識和理性分析。影響日企對華投資的因素較多,如中國經濟走勢、政策環境、産業結構、匯率波動、心理預期、國際形勢變化等。在中國經濟轉型、消費結構升級、服務業擴大開放的形勢下,日企對華投資領域從製造業逐漸向服務業擴展,對華零售、餐飲、酒店等服務業投資趨增。同時,對華製造業投資也出現結構性調整,以汽車業為例,日産等日係車企在華增加新能源汽車産能,以順應經濟低碳化發展趨勢。另外,在國際經貿秩序變革、産業鏈供應鏈加快調整的背景下,需要從地區和全球視野分析日本對華投資。英國脫歐、美加墨新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等因素,對日企全球化戰略也産生一定影響,進而間接影響其在華産業佈局。

從實際情況來看,出現了日本企業轉移在華生産線的現象,但製造業生産的大規模搬遷需要一定時間,也需要轉移目標地在人力資源、硬體設施、政策環境等方面具備一些條件。況且,日本企業是否會遵循政府的意圖,還取決於企業自身的發展需要和利益權衡。目前,在華日企收益率相對較高,特別是疫情下中國經濟復蘇勢頭良好,營商環境安全穩定,日企對中國未來的信心增強。據日本國際協力銀行于2021年12月發佈的最新調查報告,在日本製造業企業視為中期投資對象的國家中,中國繼續保持首位,日企依然看好中國市場及其成長性。

面對疫情及其帶來的不確定性,中日兩國加強金融合作、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意願增強。2021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與日本銀行續簽了貨幣互換協議,規模為2000億元人民幣/34000億日元,有效期三年,旨在維護金融穩定,助力經濟發展。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發展滯後的東亞及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取得顯著進展,2020年11月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15個成員國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自2022年1月起生效,歷時八年談判的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誕生,為亞太自貿區建設及區域經濟一體化增添了新動能。中國與日本在RCEP框架下首次達成關稅減讓安排,彰顯了兩國堅持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的發展方向,也意味著中日經貿合作依託這一框架將實現更大互利共贏。

加強中日經貿合作符合兩國及地區利益

當前,世界格局深度調整,經濟低碳化、數字化大潮涌動,新冠肺炎疫情下産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金融市場風險積聚,各國和地區經濟社會矛盾激化。在此形勢下,中日兩國面臨不少挑戰:

一是經濟轉型及可持續發展。隨著氣候變暖、人類生存環境惡化,低碳環境建設已成為主要國家和地區達成的重要共識。2021年10月,國務院印發《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包括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工業領域碳達峰、交通運輸綠色低碳、迴圈經濟助力降碳等行動計劃。日本政府在2020年12月推出“綠色增長戰略”,被視為日本版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和進度表,涉及能源、運輸等14個重點領域。日本在2021年10月公佈的“第六版能源基本計劃”中,首次提出“最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計劃2030年將可再生能源在發電中的佔比從22%—24%提高到36%—38%,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可見,在減少碳排放、促進經濟低碳轉型及可持續發展方面,中日兩國有著共同目標。

疫情之下零接觸消費模式日漸興起,數字經濟越來越成為拉動和支撐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商簽數字貿易協定也在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的一大趨勢。面對美國有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中國有BAT(Baidu、Alibaba、Tencent),日本急欲改變數字經濟發展滯後的狀況,加大對數字化相關領域的投入,如支援中小企業資訊化、學校資訊通信應用、後5G時代資訊通信基礎、年輕科研骨幹研發、量子研究機構等。2021年9月,日本新設的“數字廳”正式啟動,將致力於推進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

二是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公平。經濟增長是增加國民收入的前提,實現收入分配公平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20世紀60年代,日本池田勇人內閣時期曾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並提前三年實現了目標,1968年日本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也成為貧富差距較小的國家。進入21世紀,伴隨日本經濟長期低迷、財政赤字居高不下、企業非正式員工增加,國內收入差距擴大,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這一現象,貧富差距已成為日本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後,提出“新資本主義”理念,試圖通過提高國民收入、調節個人所得稅、支援育兒家庭教育費等方式,促進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良性迴圈,擴大中産階層人群,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中國則提出了共同富裕目標。儘管中國的共同富裕與日本的“新資本主義”提法上不同,但二者的目的相同,即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使經濟發展更多地惠及廣大民眾,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經濟風險防範。受疫情影響,世界經濟遭受重創,國際金融市場震蕩不穩,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金融債務風險積聚。為刺激經濟增長,日本繼續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流動性充裕。2020年度,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日本稅收創下2009年度以來的最大降幅,政府不得不增發國債,深陷財政重建與經濟增長的兩難境地。新形勢下中日均面臨防範金融風險、促進財政與經濟協調健康發展的課題。

疫情之下,産業鏈供應鏈安全問題升溫。維護産業鏈供應鏈正常運作,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條件,也是各國和地區産業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為規避和減少風險,日本努力提升本國産業鏈供應鏈的自主性,試圖減少對華産業依賴。但是,在經濟高度國際化、國家間産業相互交融的背景下,任何國家很難實現全産業鏈的獨立性,尤其中日貿易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汽車、電子零部件等中間産品,加之在華日企不斷推進經營現地化,如果日本大規模“去中國化”,會顯著增加企業成本,有悖于産業發展規律以及企業追逐利潤的特性,也不符合各國政府謀求提高國民福祉的宗旨。更何況,目前尚沒有國家能夠取代中國相對成熟的大市場、比較完備的生産體系。因此,中日兩國只有共同努力,儘快打通産業鏈供應鏈堵點中斷點,才能保障産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四是人口老齡化、災害應對等社會問題。人口老齡化已成為很多國家和地區存在且不可逆轉的現象。中國目前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如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到13.5%。日本是世界上較早迎來老齡化社會的國家,也是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截至2020年10月1日,日本老年人口的佔比為28.8%,預計2025年將達到30%,2040年將超過35%。在嚴峻的老齡化形勢下,中日兩國在養老産業供給、配套制度建設等方面均面臨挑戰。

當前,各國和地區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時,積極致力於促進經濟增長,嘗試逐步放寬入境和防疫限制。中日兩國是近鄰,人員往來頻繁,聯防聯控應對疫情的必要性上升。除了疫災之外,日本是世界自然災害大國,中國國土面積大,地形複雜多樣,兩國都面臨頻發的颱風、地震、洪澇乾旱等自然災害,有必要加強協作,共同構建危機管理和應對機制,以減少各類災害給中日經濟發展、國民生命財産安全帶來的困擾和損失。

五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及地區發展。從人口、經濟總量、貿易規模來看,中國與日本合計數均佔東亞地區的一半以上。強大的經濟合力,決定了兩國在該地區的核心位置。中日攜手合作,是提升本地區産業結構、經濟發展品質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地位的關鍵因素,也是推動和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條件。實踐證明,歐盟之所以從最初的“煤鋼共同體”發展到今天,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德國與法國兩個歐洲大國的支援和配合。同樣,如果沒有中國與日本的積極推進,RCEP很難達成並順利生效。

RCEP生效後,自貿區內的貿易投資壁壘降低,生産要素在區內自由流動,資源配置更加優化,企業經營成本降低,進而産生“貿易創造”、投資擴大、效率提高等效應,促進區內産業融合,形成穩定的區域生産網路,有利於減少外部不確定性帶來的影響,保障地區經濟安全。在RCEP框架下,中日首次達成雙邊關稅減讓安排等機制,今後兩國也將肩負新時期的重任,共同推進RCEP內容的落實,鞏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階段性成果,攜手推動亞太自貿區建設及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不僅是中日兩國自身産業升級、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地區穩定繁榮的需要。

新時期中日經貿合作面臨新機遇

在新形勢下,基於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中日兩國在經貿領域面臨新的合作機遇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其一,新冠肺炎疫情等傳染病防控。如何處理好疫情防控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成為當前各國政府的首要任務,而有效防控疫情是促進經濟穩定復蘇的前提。鋻於新冠病毒傳染性強、多次變異並存在無症狀感染現象,各國僅憑一己之力很難有效防控和阻斷疫情,而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隔海相望的中國與日本,迫切需要在公共衛生領域加強合作,建立網際網路資訊平臺,共用疫情及傳染病相關資訊,建立政府層面的防疫對話機制,必要時開展工作層面合作,如分享防疫經驗、外防輸入等,並著眼于長遠,構建常態化的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機制,加強在疫苖、特效藥研發及其産業化、臨床診療方案、遠端醫療等方面的交流與協作。

其二,經濟低碳化、數字化轉型。在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的過程中,科技創新力和核心競爭力在低碳領域日益得到體現。日本擁有世界一流的能源環保技術、優質的綠色産品及環保型設備,中國的市場需求潛力巨大。由於中國是全球煤炭消費大國,日本在2011年“3.11”大地震後核能發電驟減,煤電利用增加,至今核電重啟進程緩慢。要如期實現減碳目標,中日兩國均面臨較大壓力,需要提質增效,在節能減排、可再生能源利用、發展氫能等清潔能源、核電建設與安全保障機制等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

發展數字經濟,是各國和地區促進疫後復蘇及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主要抓手。此次疫情正在改變人類的生産與生活方式,企業紛紛加快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為減少人員接觸和交叉感染,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利用快捷、便利的數字化手段,如居家線上辦公和學習、視頻會議等,經濟數字化、智慧化成為發展趨勢,人類正迎來數字經濟大發展的時代。近年來,中日間的跨境電商市場規模快速增長,隨著2020年中國發力新基建,兩國在資訊共用、産業升級、新能源汽車、電子商務、智慧城市建設、數字基礎設施等領域面臨新的合作機遇和發展空間。

其三,宏觀經濟政策協作。近兩年,中日均採取了金融、財政措施,以提振本國經濟,但同時也給金融市場、政府財政帶來一定影響,加之外部市場複雜多變、不確定性增多,兩國有必要在宏觀經濟政策溝通與協調、公共債務管理等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共同防範金融、債務風險,規避和減少市場波動造成的衝擊,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在不良資産處理、金融市場建設、市場準入、貨幣結算、網際網路金融、金融監管、國債購置等方面,中日也存在政策資訊溝通與務實合作的潛力。

中國與日本同是美國國債的兩大外國持有者,中國也是日本國債的主要買家,兩國在維護地區、全球國債市場及金融穩定方面存有共同利益。中日還是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費國和進口國,在國際形勢瞬息萬變、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各類災害突發的形勢下,近幾年石油、天然氣、稀有金屬、糧食等商品價格波動頻繁且起伏較大,2022年2月俄烏衝突的爆發便推升了全球供應鏈壓力和物價水準,中日兩國在維護大宗商品價格、保障能源、糧食安全等方面可以探索合作空間。

其四,兩國地方間合作。2020年6月,中國國家發改委批復上海、蘇州、天津、青島、大連、成都六座城市建設中日地方發展合作示範區,中日地方經濟合作呈現出新的發展勢頭。各示範區城市積極制定方案和落實推進,例如,蘇州匯聚了松下、佳能、日立等眾多日本知名企業,太倉港已開通近20條通往日本的航線,對日合作積累深厚。立足新形勢,蘇州著眼于打造高標準、高品質示範區,著力於優化完善營商環境,提升服務品質,以吸引更多日企及高端人才。成都、青島等示範區城市也制定了對日合作規劃,內容涉及文化創意、節能環保、醫療康養、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智慧製造等領域。

由於各地方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優勢,中日地方間合作更加靈活務實。受疫情疊加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無論中國還是日本,規模小、抵禦風險能力差的中小企業破産數量和失業人員大量增加,為此中日兩國在應對疫情的經濟方案中都列入支援中小企業發展的相關內容。由於中小企業數量多且遍佈于全國各地,如何提高中小企業融資的可獲得性、增強其資金鏈的接續性,是中日兩國地方政府共同面對的一大課題。如果中日加強地方間交流與合作,將有利於激發地方活力,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及産業轉型升級,進而促進經濟增長乃至中日關係的良性發展。

其五,人口老齡化、收入分配、自然災害等社會問題應對。在人口老齡化日益嚴峻的形勢下,探索高效的養老方式、加快康養産業發展、完善醫療護理服務、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質,是中日兩國共同面對的課題。中國老年人口對老年人用品、養老設施、醫療護理服務等需求持續擴大,為日本相關企業提供了巨大市場。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便進入老齡化社會,積累了豐富經驗,已建成一套比較完善的養老體系,值得中國學習。隨著網路化、資訊化的迅猛發展,網際網路元素被越來越多地引入養老産業和養老服務,日本相關企業在華推出了“網際網路+社區居家智慧養老服務”平臺,將養老産業與網際網路緊密結合,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照料、方位確認、活動預約、呼叫到府、遠端醫護諮詢等服務,智慧養老將成為未來中日經貿合作的一個增長點。

在調節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縮小貧富差距方面,日本積累了一些經驗。戰後一段時期,日本農業與工業勞動生産率之間、農村與城市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有所擴大,20世紀60年代政府開始將提高收入、縮小收入差距作為一項主要政策目標,實施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同時積極促進農業現代化,提高機械化水準,擴大農戶兼業化及收入來源,到1972年日本農戶年收入甚至超過了城市家庭,20世紀70年代以後,“一億國民皆中産”的説法在日本流行。可以説,日本在體系建設、政策法規、技術支援、城鄉融合、教育均等化等方面留下一些值得探討與借鑒的做法。

在自然災害應對方面,日本已建立起一套防災減災機制,國民具備了較強的防災意識和應對能力,在災害預警、防災教育訓練、搶險救援、災後重建等方面值得中國學習。中日兩國也有必要聯合周邊國家和地區推進地區防災體系建設,共同提升對今後可能出現的各種災害應對和修復能力。

其六,多邊框架下中日合作。面對持續蔓延的疫情及其不確定性,中日兩國需要共同推動構建地區傳染病防控機制,在此基礎上帶動地區旅遊觀光、醫療康養等産業發展。同時,處於東亞生産網路重要環節的中國與日本,有責任維護地區産業鏈供應鏈的接續性和完整性,攜手構築安全有序的産業生態環境。隨著RCEP生效,中日兩國需要合力促進區域貿易投資便利化、制度化建設以及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關於中國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也需要日本的支援與配合,共同為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增添新動能。

2018年以來,第三方市場合作成為中日經貿關係發展中的亮點之一。鋻於第三方市場結構和需求各異,兩國形成各自的比較優勢。根據中日簽署的《關於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備忘錄》及相關協議,雙方在基礎設施建設、金融、能源環保、物流、醫療保健、醫療支援等方面將加強合作。日方具有技術水準高、系統性、環保性強的優勢,中方具有成本低、工程承包效率高等優勢,雙方可共同參與、承擔和運營基礎設施,幫助亞非落後國家解決供水、供電不足及環境污染等問題,也可利用中歐班列、中哈物流基地等通道,擴大對中亞、歐洲等國家的出口,共用有關第三方市場資訊。此外,中日也可借助“一帶一路”、RCEP等多邊合作平臺,加強在東南亞等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節能環保項目合作,共同推動地區低碳環境建設以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總之,面向新時期,中日經貿合作前景十分廣闊,兩國需要抓住歷史新機遇,妥善處理好中日關係,管控分歧,求同存異,盡可能規避和減少政治因素對經貿領域的干擾,為進一步擴大中日經貿關係營造良好氛圍。通過深化經貿合作,促進中日關係穩定健康發展,造福兩國及地區人民。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