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涉及銀行的聚集性疫情,4天中出現32名感染者。5月8日淩晨,順義區疾控接報的3管社會面混採陽性的資訊,拉開了疫情一角。

從初篩陽性到單採、復核需要數小時時間,早在結果得出前,疾控人員通過資訊分析已鎖定此輪疫情的傳播中心,對相關點位及人員進行管控。

近日,新京報記者探訪順義區疾控中心,對參與此輪疫情處置的一線人員進行專訪,揭秘背後的關鍵時刻。

復核陽性前 已得出單位聚集傳播推論

5月8日淩晨4點50分左右,一份十混一混採核酸樣本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的消息,讓順義區疾控中心進入忙碌狀態。

採樣人員趕赴現場,核酸樣本從前方送回,接連不斷的電話從這棟樓中撥出。核酸檢測組第一時間開啟兩台生物安全試驗臺,提取核酸。8日中午,該輪聚集性疫情確定首例感染者,疾控中心二樓流調三組辦公室內,傳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員史繼新撥通了感染者電話,進行流調。

此前,準確地説在第一管混採樣本發現後的兩小時內,疾控人員已鎖定了此輪疫情的傳播中心:位於空港街道的北京農商行數據中心。

“判斷此次疫情和銀行有關,我們沒有等核酸復核結果。”順義區疾控中心副主任何朝介紹了當天的情況。

對於初篩樣本,疾控中心實驗室均要進行復核,而對於相關人員的資訊核實和管控已先一步展開。首管陽性資訊于4點50分左右傳來,第二管陽性則是清晨6點多得出,在調查20人的身份時,疾控人員發現,其中9人來自同一個單位,即北京農商銀行數據中心,之後第三管陽性樣本中,也有一人出自此單位。清晨6點半,疾控部門已初步鎖定該單位。

首批3人復核陽性的結果驗證了這一推斷。

基於此線索,順義區迅速對該數據中心大樓進行封控,通知該企業員工全部居家等待防疫通知,並對關聯人員進行全面排查,抗原、核酸同步檢測。8日中午得出復核結果,下午2點多,該單位相關人員已經轉移。

“這次防控的關鍵在於我們的預判比較準確,提前採取了措施,處置速度快。我們通知了該單位所有員工就地等待防疫通知,減少人員進一步交叉聚集。這次運氣也比較好,淩晨都在家,如果是中午就會比較麻煩。”何朝説。

到5月9日,順義區這一輪聚集性疫情共排查出區內16名感染者,均與該銀行相關。

走訪所有病例居住地 出具社區管控方案

對最大的傳播風險點位進行臨時封控後,社區管控方案仍有待明確。

8日中午開始,順義區疾控黨總支委員張松建離開疾控中心,來到病例居住地進行逐一踩點。

隨著社區防控策略的不斷細化,根據傳播風險分別劃定封控區、管控區、防範區已成為應對疫情的常規舉措。根據相關規定,封控區一般為病例居住、工作、活動頻繁的區域;管控區為病例曾到訪、密接次密追蹤存在難度、存在一定風險但風險較低的區域;防範區則是與上述兩區相連的相關區域。而在具體落地中,則需要專業人員結合每個病例的活動軌跡、區域地形、社區面積、附近環境等複雜的因素綜合判斷。已得出的書面資訊遠不如實地勘探來得直觀,除了考驗專業知識,這還是一項體力活。

16名感染者,居住地涉及13個社區(村)。每到一個地點,張松建與屬地社區人員會合,收集最新的資訊,隨後,張松建會與感染者通話,結合實地環境,進行單獨的一輪詢問。

“劃分封控等級時,我們更關心他在某一個區域範圍內的活動軌跡和習慣,譬如小區三個門,他走的是哪一個,平時在小區裏串不串門、遛不遛彎兒。”張松建介紹,通過一番實地調查,有些管控區域會劃得更小,有些會更大。

舉例來説,此輪疫情發現了一位家住旭輝26街區南區的感染者,感染者軌跡簡單,小區內不串門、不購物,每日會從北門離開,步行至地鐵站。但現場查看後發現,距該小區斜對面一百米左右,就是另一個感染者所居住的社區——宏遠總部港。在疫情不明朗的情況下,此片區域出現一個以上的病例,擔心發生社區傳播,於是採取了較為嚴格的封控舉措,對26街區南區、宏遠總部港感染者所住樓實行封控,小區其他樓實行管控。

相比之下,也有感染者由於所住樓宇離小區出口較近、從不在小區內遛彎兒或近距離沒有其他病例等情況,只判定了所在樓為封控區、其他樓為防範區,沒有劃分管控區。

在外“踩點”並給予社區口頭意見,一直到8日深夜。接著張松建回到疾控中心,開始撰寫文字建議。13個社區(村),每一個都要出具單獨的社區管控報告,為了便於理解執行,文字建議下方會附上一張當地的地圖,有些是現成的平面圖,有些由於在農村地區,必須由張松建手繪。一份文件要寫上半個多小時,有的則要一個多小時,如此連軸工作了整夜。

不斷撥打流調電話 反覆核查資訊

在後方,流調正一刻不停地進行著。

得知三管混採陽性的資訊後,區疾控流調人員首先對30名採樣者進行簡單流調。其中的3人作為首批感染者又接受了更加詳細的流調。何朝介紹,對他們的調查獲得的一個關鍵資訊是,他們不僅來自同一個單位,還都在該單位南樓三層工作,這一層是一個大開間,容納了許多員工。由此分析,該起聚集性疫情大概率會有其他病例。

這也是此輪聚集性疫情的難點所在:公司人員多且軌跡複雜。每天有哪些人到訪、都流向哪,疾控流調人員需要掌握數據資訊並反覆梳理,在公安、網信等部門幫助下,結合大數據,該單位最終搭建了一個電子圍欄,進一步篩查到訪者。

在家庭和單位之外,感染者會在社會面活動,所涉及的風險點位及密接者,在跟進流調中需要一一弄清楚。

史繼新在流調首名復核陽性的感染者時,她手中已經得到了該感染者的部分基礎數據,如支付數據、健康寶掃碼數據等,但每一條客觀數據背後,隱藏著更多的現實資訊:付款是在用餐前還是用餐後、是否有同行人、在當地停留多久、與誰有過接觸……對這些數據進行逐一的核實和問詢,花了兩三個小時。

流調需要與遺忘“對抗”。不是特殊的日子,回憶起來非常費勁,有時還會發生記憶錯亂。這個過程中,流調員要通過現有線索進行充分引導,且對感染者提供的新舊資訊不斷進行比對,反覆核實確認,最終形成一份風險點位的數據。

接下來的工作,是對這些風險點位開展新一輪調查。流調員要找到點位的相關負責人,收集相關時段中到訪者情況,最理想的依據是監控視頻,如果沒有,就要通過健康寶、收費記錄進行調取,從中得到密接、高風險人群的資訊,對他們進行管控。

調查-核實-調查-核實-處置,從5月8日開始,順義區疾控100多名流調員,在不同的辦公室內24小時進行這項繁瑣的資訊處理工作。史繼新不斷地打電話,打給病例、密接、社區、公安等人,一些資訊需要反覆核實,她還加了所有病例微信,“電話完了微信,微信完了電話。”

據順義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區政府新聞發言人張艷林通報,截至5月10日,順義區已對北京農商銀行數據中心聚集性疫情累計判定密接1897人、次密接1646人,涉及順義區的人員均已落實管控,涉及區外的人員全部橫傳到位。新研判103個風險點位及場所,已完成終末消毒。

溯源已有初步判斷 流調仍在繼續

經歷了前兩天與病毒“賽跑”,工作仍在繼續。

此輪聚集性疫情從何而來?何朝介紹,此前也考慮過會不會與順義原來的疫情有關聯,即發生了感染者外溢,但對感染者流調確定,他們都沒有去過之前的風險地區,基本判定與順義之前的疫情沒什麼關聯。溯源目前有了初步判斷,還有待進一步確定。

流調也在不斷進行中。

“現在的病例都出自這個單位,傳播可能還在早期。按照現在的潛伏期,只要這兩天再沒有圈外的新發病例,這一輪聚集性疫情就快結束了。”何朝説,“還是忐忑,從專業上説,除非感染者兩點一線,完全不和社會面接觸,否則他即便只去一趟商場、醫院,就很難保證(對風險人員)一個不漏,或許擦肩而過就感染,這就是防控的難度所在。我們還在不斷流調,希望確保萬無一失。”

疫情兩年多,史繼新感到所有人對疫情防控都越發上手,面對突發事件,不同環節像齒輪一樣銜接運轉。她所在的流調三組一共10人,3人為疾控中心的同事、7人為社區支援的同行,最初還需要彼此分工,或對新人進行培訓,現在已經不用刻意分派,組員拿起來就能幹、一句話就能明白彼此的意思;張松建也發現屬地對疫情的應對越來越熟練,在初篩結果得出後,相關小區立即臨時管控,降低了疫情往外播散的風險。

基層流調員 疾控的“另一雙眼”

史繼新注意到,此輪疫情中社區發揮了重要的支援作用,散落在鄉鎮、社區的防疫專員,成為流調員“很有用的一雙眼睛”。

“基層的防疫專員對社區內的經營單位、人員非常熟悉。當我們流調出一個點位,病例描述不清楚,我們也不熟,社區能立馬定位,並找到相關人員。”史繼新説,有一位病例平日裏不大做飯,經常在村裏打包食物,曾到訪過的一家炸雞店,流調員不確定方位,基層的防疫員提供了村內兩家炸雞店的資訊,正是其中一家;還有一次,病例租住在村中的平房,平房帶院,不止一個租戶,社區很快提供了院內其他風險人員的資訊。

順義區後沙峪鎮12人防疫專班裏,劉壯壯是成員之一,協助疾控部門開展流調工作。他們是流調資訊上傳下達的中間一環,從疾控下傳的資訊,由他們通向每個村居。

在後沙峪鎮防疫專班工作的302房間,黑板上遍佈人員軌跡和數不清的箭頭,手頭離不開村居平面圖,各類表格堆滿桌案,這是一個鎮流調專員的工作狀態。流調工作必須趕在病毒前面,越早發現風險人員,就能越早斬斷傳播鏈條。

劉壯壯進入防疫專班九個月,眼下是最忙的時候,“當一遍一遍在資訊點上劃圈時,像是在寫一份檢查。”

“先生您好,請您配合我們回憶一下,這14天裏您都去過哪兒?”這樣的電話,劉壯壯一天要撥打幾十通。

要想完成一份重點密接人員的流調報告,還原其14天的行動軌跡,他們往往要花費一兩個小時。劉壯壯的本職工作是環保巡查,後沙峪鎮的學校、企業等,他基本都實地巡查過,因此對鎮裏的情況也比較熟悉,摸排流調資訊具備一定優勢。

基於社會面調查系統,市區疾控中心會不定時下派鎮街“單子”,一份單子就是一個重點人員。他們需要一一核實是否有重點地區密接行程,有時一天要收到2000多單。

在農商銀行數據中心出現確診病例後,按照單子資訊,首先鎖定確診病例同事資訊,後沙峪鎮防疫專班對潛在風險的重點人員,進行流調確認,在尚未出現陽性感染症狀時,已經採取了隔離措施。

沒有接觸過大數據排查工作的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件再簡單不過的事。其實,流調工作並不是一通電話就能夠完全解決。劉壯壯説,有時候甚至會出現聯繫不到人的情況,這時就需要用最原始的辦法,穿防護服到村居去找。在協調重點人群進行隔離的過程中,他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家裏的老人需要照顧、寵物無處寄養、患有基礎病等,這些內容在流調過程中都要提前了解到,並做好備註進行後續協調。

開始忙碌後,劉壯壯幾乎沒怎麼休息。“流調資訊沒有排查完,重點人群存在風險,這是涉及人們安全的事,不敢馬虎。”愛人最初並不接受劉壯壯加班,現在也逐漸理解了他的工作,因為這不僅是小家的事,更是大家的事。

“防疫專班的流調工作,其實就像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需要儲備著足夠的馬力去賓士,當新一輪疫情暴發後,還要努力跑得更快一點。”專班裏的12個人,平均每天流調要打80通電話,最多的時候,一天要打4000多通電話,可以説是在人手緊張的情況下開足了馬力。劉壯壯的同事感慨,“今年1月至今的數據排查量,達到2021年的兩倍。”記者發現,在每個流調專員的桌子上,幾乎都擺放著金嗓子喉寶。

後沙峪鎮這個防疫專班是個相對年輕的團隊,共12人,平均年齡29歲,當疫情來臨,有人連續20多天沒有回過家,除了流調工作,對接外勤工作人員轉運重點人員也是專班的工作,他們仿佛在與時間賽跑,盡力守住疫情防控的堡壘。劉壯壯説,“男生內外兼修,女生主內輔外,在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中,內勤的流調人員和外勤的轉運人員都是戰士。”

截至5月11日,這輪突如其來的疫情挑戰已有四天。對許多一線防控人員來説,能睡兩三個小時是奢侈,即便躺下,也會被接連不斷的電話叫醒。

“希望在我們的努力下,疫情能早點結束。”史繼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