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生孩子的事,成為最近全國各地兩會上被頻頻提及的話題,不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優化生育提出意見和建議。完善三孩生育的系列配套支援政策和措施,也出現在多個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事實上,為了給年輕人解除後顧之憂,去年年底開始,國內多地宣佈修改計劃生育條例,延長生育假期,提高生育福利,完善托育服務。

比如,天津頒布的新規為女方增加了生育假(産假)60天,與此同時,男方享受15天的陪産假。這意味著,女方的生育假期最長可達158天。子女3周歲以下的父母,每年可享受各10天的育兒假。

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機構也受到鼓勵。支援幼兒園招收幼兒的年齡下調至2歲,同時鼓勵用人單位單獨或者聯合在工作場所為職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務。

類似鼓勵生育的積極政策出現在多地新一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比如今年海南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完善三孩生育配套支援措施,每千人托位數達到2.5個。父母育兒假期間,工資照發,享受全勤待遇。

“建立積極生育的支援政策體系,有利於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天津市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劉志松説。天津市社會科學院“關於生育意願和生育支援政策需求研究”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一項最新調研結果顯示,目前適齡青年群體心中理想的子女數量,明顯高於實際生育子女的數量。

劉志松認為,這種心理意願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偏差,正是提高生育水準、實現人口增長的潛力空間。

不考慮任何限制因素,48.8%的適齡群體理想生育子女數為2個

對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説,我國的人口規模壓力和人口結構挑戰並存。劉志松認為,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加速到來,是制約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重要因素。

2021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勞動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一語道出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失衡現象——少子高齡化時代到來了。他用一組數字説明中國適齡人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的問題:14歲以下人口占總人口比從1982年的33.6%降到了2019年的16.8%,戶均人口不足3人。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適齡群體的生育現狀、生育意願和生育支援政策需求等真實情況,課題組面向天津市適齡群體展開了調查。劉志松表示,天津市人口近1400萬,生育率近年來持續走低的現象在國內幾個超大城市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反映很多共性問題。

課題組共收回有效問卷3964份,地區涉及天津市城區、鄉鎮和農村。被調查對象平均年齡為28.4歲,46.8%為初婚,49.9%為未婚,3.3%為再婚或其他;此外,受教育程度、職業分佈、居住狀況、家庭模式、是否流動人口等具體問題也被考慮在內。

調查結果顯示,在不考慮任何限制因素的情況下,適齡群體理想生育子女數量為2個的比重為48.8%,理想生育子女數量為3個及以上的比重為5.7%;而一旦把家庭、工作、社會環境等多重現實因素考慮進去後,打算生育2個子女的比重降到35.6%,打算生育3個及以上子女的比重為2.5%。而這個數字依然只停留在計劃和設想中,距離真實的生育數字還有不小的距離。

調查發現,那些已生育1個孩子的家庭中,僅有16.7%打算生育二孩;已生育2個孩子的家庭中,還打算生育三孩的僅佔8.9%。很顯然,這些父母通過養育第一個孩子已經體驗到生活各個方面的壓力,他們表示,不再選擇生育二孩和三孩,主要是因為精力不足、工作壓力大和經濟負擔重等因素。

還有一些年輕人根本不打算生孩子。近年來,年輕人婚姻和生育年齡不斷推遲,2019年天津市青年群體平均初婚年齡和平均初育年齡分別為28.6歲和29.4歲。一個需要警惕的趨勢是,一些年輕人從“晚婚晚育化”向“不婚不育化”轉變。

未生育的適齡群體中,有22.2%的人表示“不打算生,做丁克”。“經濟壓力太大”(65.3%)、“不想孩子徹底打亂我的生活方式”(59.8%)和“出於工作原因,太忙太累”(55.5%)是頂克族選擇不生育的主要原因。

天津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趙希表示,從調查中看出,全面放開二孩、三孩的生育政策調整,還未真正挖掘生育潛能。之所以生育意願沒有完全轉化為生育行為,是多方面壓力共同造成的。

幫助職業女性緩解生育壓力更為關鍵

老大去年上小學了,家有倆娃的佟晶晶一家卻開始“分家”過日子。

原來,為了讓孩子能上市中心一所熱門小學,佟晶晶全家拿出所有積蓄湊了湊,只夠買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學區房。但全家一致認為,“窮什麼也不能窮教育”。

她們原計劃把現在住的四室一廳的大房子賣了,再貸點款在學校附近買一個小一點的房子湊合住,等將來老二上學後就把老破小學區房賣掉,還上貸款。

可沒想到,去年學區房政策突變,學區房學位佔用的年限直接變成9年,而非學區房的二手房市場又受經濟下行、政策收緊等因素影響,成交量極低,離市中心較遠的二手房很難出手。

沒辦法,為了省下每天早上1個多小時送孩子上學堵車的時間,佟晶晶只能自己帶著女兒住在學校附近的小房子裏,每天接送方便;她先生則帶著還在上幼兒園小班的兒子住在原來的家裏。即使這樣,因為經常臨時加班,依然需要老人臨時幫忙到學校和幼兒園兩頭跑接孩子。而她自己也因為生了兩個孩子錯過了升職的機會。

她向好朋友吐槽自己的煩惱,那位六年級孩子的母親也有她的煩惱,“更愁人的事在後面呢!”儘管眼下“小升初”已經取消考試,2021年全國各地又普遍實施“雙減”政策,給家長和孩子減負。但這位小學畢業年級學生的家長已經明顯感受到來自未來升學的壓力,“現在基礎不打好,中考怎麼辦,將來高考呢?”

很顯然,家長養育孩子的焦慮情緒,直接影響生育意願。調查發現,適齡群體認為,生育孩子面臨的主要壓力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經濟壓力(84.0%)、工作壓力(71.7%)和教育壓力(66.3%)。與此同時,養育孩子消耗的時間和精力成本、家庭壓力和心理壓力也是主要的壓力來源。

而生養孩子的過程中,母親面臨的壓力更大。劉志松説,從接受課題組調查的情況看,女性對這個話題更感興趣,也更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

首先,生育會對女性職業發展産生影響。45.3%的被訪者認為生育對於女性職業發展影響很大,45.4%的被訪者認為有一定影響,二者相加的比重超過90%。此外,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多數母親會比父親付出更多的精力。

對於緩解生育對女性職業發展影響的主要措施,較多的受訪者傾向於選擇提供適合職業女性的彈性工作制度,比重為80.2%;選擇繼續改善産假哺乳假期政策和通過立法保障女性就業權益的比重也較大,分別佔78.4%和65.2%;此外還有半數以上的人認為要完善生育保險與職工醫療保險合併制度、探索更多靈活在家辦公的工作方式和企業實施生育稅收優惠政策等。

撬動青年生育潛能需全方位完善政策支援體系

從放開二孩,到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我國生育政策的放寬絕不僅僅是數字的改變,這背後也將輔以一系列社會配套政策支援。

調查發現,大家對於生育支援政策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保障女性平等就業的合法權益、減免兒童醫療費用和為生育家庭提供生育補貼等方面,此外涉及住房、産假(陪護假)、稅收減免、教育、孕嬰支援、托育等相關支援政策的需求也較大。

對此,課題組認為,需要通過經濟、服務、法律以及社會文化等全方位完善支援政策。

首先應探索實行有差異化的經濟補貼政策和按照孩子數量累進抵扣的個稅抵扣政策。劉志松認為,這樣的補貼制度應該是支援生育全週期的,要建立從懷孕保健、孕期分娩、幼兒托育,直到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的經濟補貼制度,包括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托育津貼。在個稅制度等制度設計上,建議適度提高學前教育和大學教育階段的子女教育專項附加扣除定額標準,分擔家庭生育養育成本。

目前很多大城市都存在一個現象是,現有的托育服務資源遠不能滿足家庭對嬰幼兒托育的需求,因此加大托育服務供給,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非常重要。這其中必須明確托育服務的公共服務屬性,劃分政府、家庭、企業、社會在托育服務體系建設中的職責,重點破解服務供給不足、資金保障不足、服務隊伍專業化水準不高、社會監管不到位等服務短板問題。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關鍵問題是,要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降低女性生育機會成本。劉志松認為應妥善制定延長生育假、男性陪産假等制度,探索適合職業女性的彈性工作制度和靈活辦公方式;促進用人單位在就業機會、就業培訓、職業升遷、薪資待遇等方面實現性別平等,特別是保障女性平等晉陞空間。要實現這些還必須加大政府相關部門執法督察力度,充分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

此外全社會都應注重重塑社會婚育文化,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消除年輕人對生育的焦慮和恐懼。他提醒,也要鼓勵夫妻共擔育兒責任,消除幼兒撫育內卷化焦慮,才能撬動適齡婚育青年生育潛能和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