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通報“三亂”的華北縣城

“霸州正在經歷從未有過的艱難時刻”。一位接近霸州市政府的人士如此向《中國新聞週刊》描述他的感受,作為霸州人,他認為“這次政府也是無奈出了下下策”。

2021年12月17日,國辦督查室發佈“關於河北省霸州市出現大面積大規模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問題的督查情況通報”,通報將霸州這個普通的華北縣城推至輿論中心,外界驚異於基層政府以“涸澤而漁”的方式向企業掠奪財富。

正如《中國新聞週刊》在霸州走訪時不少人所感慨的,在通報發佈前霸州只是一座普通的縣級市,和北方多數縣城並無區別。但其低迷的房地産市場背後,是曾經依賴的産業或因資源枯竭,或因環保壓力現已衰敗,而尚未找到新的支柱産業。而且,這樣的“畫像”又何止于這座小城。

在通報發佈一週後,霸州又一次調整了2021年財政收支預算,“大力壓減一般性支出,非剛性、非重點項目支出應壓盡壓,可幹可不幹的項目,一律不安排,把低效無效資金一壓到底”。如國辦督查室通報所言,霸州確實沒有真正樹立過緊日子的理念,但是一年內兩次調整收支預算,也顯示政府收支矛盾之尖銳。

“三亂”背後的財政困境

“別覺得超過6700萬元的罰沒收入不算多,只有兩個多月時間,很多商鋪、企業還沒來得及上繳。”趙軍(化名)是霸州一家商鋪的老闆。“像我這樣一間門臉房就要交兩萬元,不論門臉房大小,只要開門營業就得交錢,不然你以為向誰收?”趙軍的店舖位於霸州市政府南側迎賓道一側,道路兩側遍佈各色門臉房,其中不乏多家房産仲介,這裡也是霸州房價均值最高的板塊。

據國辦督查室通報,2021年10月1日至12月6日,霸州市15個鄉鎮(街道、開發區)罰沒收入6718.37萬元,涉及企業和個體工商戶2547家,平均每家罰款、收費2.64萬元。

多位受訪者向《中國新聞週刊》證實,由於霸州鎮多處正在進行雨污分流改造,一些沿街店舖在2021年第四季度關停,逃過一劫,對“三亂”問題反彈較為激烈的還是小微企業,“據説是東楊莊鄉的人把這件事捅了出去,當地幾乎家家戶戶都是小作坊,製作拖把、五金件等日常用品”。

東楊莊鄉的苑口村將全村企業按照規模大小分為兩類進行攤派,一類企業10000元,二類企業5000元。《中國新聞週刊》走訪東段鄉、東楊莊鄉等地的多家企業,對方並不願提及罰款詳情,更多只是表示,“現在沒事了”。但對霸州市政府而言,國辦督查室通報引發的風暴尚未停歇。

“2022年元旦前,河北省一級的調查人員方才離開霸州。截至新年第一週,廊坊市幫扶組尚在霸州,所謂‘幫扶’就是幫扶整改,由廊坊市委副書記帶隊。霸州目前正在等待最終結論。”一位接近霸州市政府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據《中國新聞週刊》拿到的一份“三亂”專項整治行動方案顯示,目前已經進入“市級督查”階段,一直持續至1月27日,6個專項督查組對所有鄉鎮(區、辦)、市直各執收執罰部門開展督查。有鄉鎮政府人士表示,此前“自查自糾”階段持續不到一週,摸底時間範圍超出通報涉及的2021年第四季度,需分季度統計全年行政事業性收費與罰沒收入完成數。

在“三亂”問題集中爆發的第四季度,消防問題成為常見的罰款理由。“企業在環保方面近年均已‘過關’,因此消防成為最容易被抓住的把柄。”前述接近政府的人士認為,這是基層政府慣用手段,“三亂”問題不僅存在於霸州,只是霸州做得比較集中,而且打擊面太廣,“但是霸州犯錯的原因還是因為確確實實沒錢幹事了”。

就在國辦督查室通報公佈一週之後,2021年12月24日,霸州年內第二次調整財政收支預算,當年9月批准的預算調整方案,仍然難以實現。兩次調整的主要內容一致,都是收入減少後削減支出,以達成收支平衡。

政府收入一般以包括稅收在內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以及以土地出讓金為主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兩部分為主。在2021年12月底的調整中,霸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較2021年年初短收8200萬元,從29.5億元降至28.68億元,從2018年開始,霸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直維持在這一水準。但是在2021年上半年完成的19.5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包括罰沒收入在內的非稅收入佔比超過四成,霸州市財政局局長孟憲國坦言,一次性收入較多,對後期財政收入的可持續性增長不具備拉動能力。

而下滑更為顯著的是政府性基金收入,經過2021年9月與12月的兩次調整,政府性基金收入預算從年初的54.89億元一路下調至6.24億元。

收入下滑帶來的直接影響便是“以收定支”後調減支出,經過兩次調減,霸州2021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減少超25億元。

但剛性支出仍難以避免,“財政供養、‘三保’支出等必須投入,再比如目前正在全市進行的雨污分流工程,這是省裏下達的任務,已經到了‘死線’,某種程度也算是歷史欠賬,如果財政資金充裕早就會進行而不會拖到最後。”前述政府人士表示,2021年上半年霸州市 “三保”及重點民生支出達24.5億元,“這部分支出不可能壓降”。

在與霸州市政府多位人士的交流中,他們都坦陳如今霸州財政收支矛盾加劇。“霸州是河北省直管縣,霸州下轄的東段鄉最好時每年的財政收入趕得上同屬廊坊的永清縣,位列河北鄉鎮前十。”他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霸州的財力曾在廊坊數一數二。

去年11月底,“霸州發佈”公號發文將霸州與同屬廊坊的縣市比較,“曾經與我市屬於同一起跑線的三河,已經遠遠把我們撇在後面;原來把霸州市當成‘老大哥’的固安、香河、大廠等縣,紛紛加快發展步伐,超過了我們;文安、永清、大城等縣加速發展的態勢也已經形成,正在拉近與我們的距離”,稱之為“標兵漸遠、追兵漸近”的嚴峻形勢。

曾經一個下轄鄉鎮的財政收入便可抵得上一個縣,如今霸州的財政何以窘困至此?

“環京”土地市場的收縮樣本

其實從2021年霸州兩次調整收支預算不難看出,以土地出讓金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銳減,從年初的54.89億元下調至9月初的24.89億元,待到年底仍無法完成,進一步調減至6.24億元,短收48.65億元。

這直接導致政府性基金支出中的“調出資金”減少30.84億元,這部分資金本應用於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由此可見霸州對於土地出讓金的依賴程度。

“對於霸州財政,所受影響更多來自於土地出讓金的下跌,因為工業企業的稅收相對穩定,鮮有大起大落,也就難見增量。而為了應對平穩甚至有所上漲的支出,如果土地出讓金不增反減,甚至下滑明顯,無疑影響巨大。”前述政府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由於房價低迷,導致霸州房地産業進入某種惡性迴圈,沒有房企願意在市場下跌時出手拿地,因為已經蓋好的樓還沒完全賣出去。

在去年12月底調減政府性基金收入預算時,孟憲國給出的理由是,“受宏觀經濟形勢下行、房地産行業低迷、土地出讓收入緩繳等政策影響,我市土地出讓收入大幅減收”。顯然,在2021年下半年房地産行業整體低迷的情況下,地處環京地帶,毗鄰雄安新區的霸州樓市又多增加了幾分尷尬。

“目前市政府片區均價約為每平方米1萬元,其他片區價格多在每平方米五千元到七八千元不等。”一位霸州本地房産代理公司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目前霸州售價最高的樓盤位於城區西北的開發區,均價在11500元/平方米左右。

顯然,這樣的價格相比于霸州房價曾經的高點已然縮水不少。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2017年,就在雄安新區成立前後,霸州市政府附近某標桿樓盤甚至可以賣到1.9萬元/平方米,如今已經回落至每平方米1萬元出頭。”

“霸州房價在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維持在高位,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進入下行通道,此後一直沒有翻身,如今價格基本與2016年上半年相當。”一位仲介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以位於霸州開發區,在2016年4月開盤的某個項目為例,如今價格跌至每平方米五六千元,基本相當於第一次開盤時的價格。

在他看來,2017年霸州房價經歷的快速上漲與炒作不無關係。“近期高碑店下轄的白溝樓市頗為火爆,其實白溝與霸州距離雄安新區的距離基本相同,白溝樓市火爆的背後還是有代理公司炒作的成分。霸州樓市當年的火爆也得益於華夏幸福的帶動,‘出了北京城就買孔雀城’,彼時華夏幸福資金實力雄厚,在北京眾多商超都設置展點,提升了霸州知名度。”他仍記得當年每週從北三縣發出4班大巴帶客到霸州看房。但隨著華夏幸福近年陷入債務危機,霸州樓市也缺少了炒作的動力。

對霸州樓市更致命的打擊還是來自限購政策。“2017年4月5日,限購政策發佈後,北京客源銳減。”前述房産代理公司人士依然清晰記得延續至今的限購政策開始的時點,“哪怕其他環京地區調控政策已有所鬆動,因為毗鄰雄安新區,霸州的限購政策始終嚴密”。

目前霸州仍嚴格執行限購政策,需要購房者在霸州連續繳納三年個稅或社保後才具有購房資格,當地地産仲介會勸外地購房者買新房,一些人可以通過人才引進政策規避購房資格問題。

顯然,對於只有70多萬人口的霸州而言,外來需求對於樓市的意義不言而喻。“其實當年霸州房價上漲,正是因為從北京涌入大量購房者。本地人口的購房需求已經基本飽和,剛需基本滿足後改善型需求並不多。近幾年霸州棚戶區改造的推進速度較慢,根本原因也是本地市場容量有限。”有接近政府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感慨。

“霸州的位置比較尷尬,毗鄰雄安新區,2017年雄安新區成立伊始,房地産調控政策即刻收緊。其實在環京樓市的版圖中,霸州熱度始終低於固安、北三縣等,但是霸州樓市卻在市場剛剛趨熱時便被‘一刀砍掉’。”前述房産代理公司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如果能更早收緊調控政策,不要等炒作到相當程度再突然收緊,對於霸州經濟的影響可能會小得多。

雄安新區帶給霸州的改變遠不止突然收緊的房地産調控政策。雄安新區成立前,一條途經霸州的高鐵線路原計劃沿京九線鋪設,從北京到霸州,一路向南,原本在霸州規劃的高鐵站位於霸州站西側。但就在2017年動工前夕,雄安新區宣佈成立,高鐵改線為如今的京雄城際鐵路,但當時霸州已經按照原定線路在徵地等環節有所投入。

“改線後原計劃不在霸州設站,經過省政府爭取才決定設置霸州北站,距離雄安站只有7分鐘車程,難怪差點被取消。”在前述接近霸州市政府的人士看來,無論是調控政策,抑或高鐵改線,如此“犧牲”只是暫時的。如果雄安新區真正發展起來,必將帶動霸州發展,特別是如果未來雄安新區難以購置産權房,部分人必將選擇到霸州置業,霸州佔據交通優勢。

與他一樣,不少霸州本地的房産仲介人士也在期待雄安新區的人口增量外溢至霸州。“近期雄縣拆遷,不少手握補償款的當地人選擇到霸州購房,但由於2021年以來開發商現金流普遍緊張,急於回款,因此這批購房者並未明顯推高霸州房價”。

顯然,霸州真正享受到雄安新區帶來的紅利尚需時日,而如今正在經歷陣痛。

在孟憲國于去年9月解釋政府性基金為何大幅減收時,曾提到雄安新區土地調控影響。有政府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解釋,“因為毗鄰雄安新區,霸州西部部分區域屬於管控區,供地需要報批省政府,而非霸州市一級政府可以決定。因為開發區位於霸州西部,是承接各類産業項目的主要空間,因此多少受到影響”。

他不只希望雄安新區外溢的人口可以“重啟”霸州樓市,更希望隨著央企遷至雄安新區,霸州可以抓住機會承接央企子公司,這是他能想到的破解霸州當下面臨瓶頸的唯一“解法”。

“無鋼市”之後

華夏幸福曾將固安的産城融合模式複製到霸州。在與霸州政府、企業人士交談中,他們總願意比較華夏幸福為固安和霸州引入的産業。“華夏幸福為霸州引入企業的品質遜色于固安,稍有科技含量的可能是一家OLED螢幕生産商,但是華夏幸福為固安引入了不少航空裝備、電子資訊企業,而華夏幸福更多為霸州引入了落戶于開發區的食品企業”。

這份焦慮源於霸州正在尋找鋼鐵産業之後的下一個支柱産業。儘管霸州近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尚且平穩,但從2021年上半年一次性收入佔比過多便不難看出,霸州需要找到新的稅源,彌補2017年前進、新利兩家鋼廠關停後留下的稅源“窟窿”。

“鋼鐵企業是納稅大戶,前進鋼廠最多時一年納稅六七億元,砍掉一家前鋼,再來100家企業可能也無法彌補其納稅體量。”有接近政府的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廊坊市被確定為“無鋼市”後,其實省裏原本要求到2019年年底退出鋼鐵産能,而霸州提前兩年于2017年完成。廊坊一共只有四家鋼廠,霸州兩家,文安縣、安次區各一家,霸州成為首個“無鋼市”。“如果當時拖到2019年再完成退出,至少可以多帶來20億元的財政收入,霸州財政或許不至於陷入如此困境”。

“當時肯定捨不得關閉鋼廠,但這是政治任務。鋼廠每年納稅數億元,關停前所在鄉鎮財力位居霸州前幾位,關停後直接倒數。”有曾參與鋼廠關停的鄉鎮政府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時關停一家鋼廠,還意味著關停與之配套的眾多企業,並且解決員工安置等問題。在他看來,當時退出全部産能,而沒有引發劇烈的社會波動已實屬不易。

而在一位熟悉霸州鋼鐵産業的人士看來,關停兩家鋼廠某種程度上也斬斷了當地金屬玻璃傢具産業的“龍頭”。

雖然鋼鐵産能已于2017年全部退出,但是在前進鋼廠所在的勝芳鎮,依然保留了不少鋼鐵深加工企業,路上隨處可見運送鋼管的貨車。

“在2017年退出鋼鐵産能時我們就感慨,其實霸州本地並無過剩産能,兩家鋼廠甚至面臨供不應求的局面。兩家鋼廠滿負荷運轉時鋼的産能是900萬噸,但是霸州全域帶鋼的消耗量可達2000萬噸,兩家鋼廠生産多少下游就能消耗多少,根本不存在庫存,當時如果守在鋼廠門口可以看到帶鋼甚至還帶著熱乎氣就被拉出廠區直接送往本地制管企業。”前述鋼鐵行業人士表示,兩家鋼廠的産能規模放在行業來看並不算大,“當然,産能確實比較低端,帶鋼只比地條鋼稍微高端一點,只是最為初級的鋼板”。

對於鋼鐵産能如此的消耗能力源於霸州本地的金屬玻璃傢具産業。金屬玻璃傢具是相對寬泛的分類,凡是原材料中用到金屬、玻璃的傢具均可歸入此類,按照當地人的説法,霸州的金屬玻璃傢具産能佔據全國的70%。

有霸州本地企業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兩家鋼廠關停後,傢具企業需要從唐山購買帶鋼,再運送到霸州進行深加工,製成更高檔的板帶,或者直接制管,不僅增加了運輸成本,而且採購價格也相應抬升,在前進鋼廠沒有退出前,京津冀地區帶鋼的價格由前鋼定價”。

“隨著兩座鋼廠在2017年關停,金屬玻璃傢具産業並沒有大規模離開霸州,不過由於原本附加值便不高,成本上升後進一步蠶食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即使是上規模的傢具企業一年的納稅額也只有幾千萬元,根本無法填補鋼廠關停給稅源留下的窟窿。”前述鄉鎮政府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兩座鋼廠退出前,尚且能夠與下游産業形成一條完整産業鏈,掩蓋了下游産業附加值較低的特點,金屬玻璃傢具産業還稱得上霸州的支柱産業。如今砍去鋼鐵産業,只剩下游産業,不可能再將金屬玻璃傢具産業砍去,只能儘量通過整合將一些小的企業提檔升級。

這也被他稱為“船大難掉頭”,産業結構已經定型。如果一個鎮有一家鋼廠,該鎮所有的指標都會向鋼廠傾斜,所以一般難以吸引其他産業進駐。

近幾年,霸州正在利用區位優勢,引入像食品産業這樣新的産業。

“開發區的食品産業規模有所擴大,但食品産業很難帶來很高的稅收,比如像2013年投産的達利,如今在形勢好的情況下每年可以帶來過億元稅收。開發區不同體量的食品企業,沒有一家的納稅額可以趕上達利,即使有一些企業體量不小,比如前年年底投産的世界500強企業益海嘉裏,但其位於霸州的工廠主要生産麵粉,附加值有限。而且企業在投産前幾年還要享受一些稅收減免優惠政策,達利落戶霸州近十年,也是在近幾年才達到年納稅額過億元。”前述接近霸州市政府的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感慨,“這哪比得上曾經的鋼廠,在2017年關停前,前鋼每天的利潤就可以達到800多萬元”。

“一個省級重點項目開工至少要3年,所以鋼廠關閉後難以短時間引入同等體量的項目,很難補上因為鋼廠關停而留下的稅源窟窿。”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霸州還需要更多時間。

在位於勝芳鎮的前進鋼廠廠區,依然可以看到其中矗立的高爐,雖然早已停水停電停産,但後續處置仍未完成。前述熟悉霸州鋼鐵行業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家鋼廠完全退出所需資金不菲,政府不可能有財力一次性解決,還需要以市場化方式運作,就需要找到合適的時機和下家接手。

在鋼廠南側不遠處,是流經勝芳鎮的中亭河,河水曾在數年前因污染呈現紅色,勝芳鎮,乃至整個霸州都被視為追逐經濟發展而忽視生態環境的典型。

2022年新年第一週,霸州迎來空氣污染,但一位土生土長的霸州人向《中國新聞週刊》感慨,關停兩家鋼廠確實犧牲了一些利益,但這幾年環境明顯改善,以前幾乎整個冬天見不到藍天,PM2.5的指數經常在500以上。

他沒有評價這樣的交換是否值得,但對地處京津冀的霸州來説,這是不得不面對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