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發現，對年輕女性進行“圍獵”，已經成為一條産業鏈。在一些色情聊天室中，每天發佈的淫穢內容有兩萬多條。聊天室中的每位成員還可以再次創建單獨的房間，部分需要付費後才能獲得邀請進入。
當女孩們決定站出來時才發現：原來身邊有那麼多的受害者。
2020年11月至2021年8月間，成都一所高校的在校生王曦注意到，自己的裸照被前男友多次發佈到一款境外加密聊天軟體上，並最終出現在色情聊天室裏，還配上帶有性暗示的文字，任人觀看和點評。從那時起，曾經活潑開朗、熱愛生活的女生，如今少言寡語，甚至需要接受心理輔導。在王曦看來，“裸照洩露風波”改變了一切。
正在經歷這種遭遇的，遠不止王曦一人。多名女性受害者發現，自己的私密影像被肆意傳播。而發佈者有身邊的熟人、朋友，也有以“網戀”為名軟磨硬泡獲得影像的網友。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對年輕女性進行“圍獵”，已經成為一條産業鏈。在一些色情聊天室中，每天發佈的淫穢內容有兩萬多條。聊天室中的每位成員還可以再次創建單獨的房間，部分需要付費後才能獲得邀請進入。在聊天室內，還存在著“職業發佈者”群體。以偷拍所得的所謂“打包資源”，以低價流通後，再通過聊天室尋找買家，打包出售。拍攝場景從商場試衣間到街拍，甚至是地鐵和酒店。
聊天室被曝光後，女孩們決定站出來。她們組成志願者隊伍，在聊天室內“臥底”，收集群成員發佈的淫穢影像和消息，再向警方報案，幫助其他受害者維權。
救贖與加害，正不斷交織在色情聊天室內。
1月6日，群成員們將女性裸照、生活照等不雅影像公開發佈。聊天室截圖
當生活“被拖入死角”
王曦口中的“變故”，發生在大三這年。
20歲的王曦就讀于成都一所高校，愛讀書，曾經的夢想是成為一名作家，喜歡參加社會活動，課餘生活被各種興趣愛好填得滿滿噹噹。
2020年11月，一條來自陌生網友的私信，徹底將王曦的生活打亂。“你的照片被人發佈到推特的色情賬號上了。”
根據網友提供的連結，王曦點擊進去，看到幾張自己的生活照。“有人想玩嗎？可以提供更多她的私密視頻。”
照片被配上帶有性暗示的文字，讓王曦不寒而慄。
這僅僅是噩夢的開端。
通過色情賬號中的連結，王曦輕易地進入一個境外的網路聊天室，滿屏暴露的畫面衝擊著她的心：聊天室中，肆意發佈、傳播著數以萬計的女性裸照和淫穢視頻，女孩們被冠上各種羞辱性的詞彙。
在聊天室裏，王曦發現的已經不是生活照，而是自己的裸照。這些裸照被多次傳播點評，“幾萬人瀏覽了我的私密照片，我感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王曦記得，自己當時渾身發抖，一邊流淚，一邊退出聊天窗口。
在事發後的幾個月裏，為了不再觸碰傷心事，王曦想盡辦法：要填滿所有的時間，她以幾倍的精力投入到學業中，但心理上的創傷難以癒合。逐漸地，王曦出現了嚴重的睡眠障礙，不想走出宿舍，無法集中精力做事情。
有著類似遭遇的，還有相當數量的女孩。實際上，類似的傷害從未停止。
新京報記者聯繫到的多名受害者中，除兩名上班族外，其他均為15歲-22歲的學生，喜歡在社交平臺上分享自己的動態和各類生活照片，這使她們成為“狩獵目標”。
15歲的李橙正在讀初中二年級，課餘時經常將自己的舞蹈視頻和生活照發佈在短視頻平台中。據李橙稱，2021年12月，自己的短視頻平臺賬號中不斷出現大量的辱罵評論和私信。經過輾轉了解，她發現自己多張身穿校服的照片和短視頻，被搬運至境外社交軟體的色情聊天室中，並被合成淫穢影像。
李橙對照片洩露的危害了解並不多，只知道這是件丟臉的事情。她説，自己因此偷偷哭過幾次，但更害怕被更多人知道。
“我想我不會去報警，比起逮捕他們，我更怕別人誤會我，怕他們不相信我是受害者。”李橙告訴新京報記者。
而焦慮和恐慌一遍遍將王曦拽入死角。“身邊的人是不是都看過我的裸照？”“父母同學知道了怎麼辦？”“照片和視頻會不會無止境的傳播下去。”
這些問題，不分晝夜的充斥著王曦的大腦。她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這段難以啟齒的經歷。王曦一遍又一遍地説服自己“要忘記”，但於事無補。
“我經常躺在床上，腦子裏就會浮現很多人看過了我的裸照，然後罵我、指責我的樣子，我想吐，感覺頭暈目眩。”王曦試圖忽視這段遭遇，但始終無法從恐懼中抽離。
“危險”來自身邊
加害者和受害女性之間，往往並非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危險可能來自身邊。
由於照片的高度私密性，王曦很快將前男友楊某鎖定為“嫌疑人”。之後，楊某也毫不避諱地向王曦承認，自己就是裸照的發佈者。
王曦説，自己與楊某在高中畢業後確定戀愛關係，在長達兩年的交往中，曾多次因為瑣事發生爭吵，“但我從來沒想過他會做這樣的事情，只是覺得他性格偏執。”
受害者梁飛的照片，就是被“好友”發佈到聊天室裏的。
2021年12月，梁飛正和朋友一起吃飯，手機螢幕突然亮起。消息欄中顯示，一個朋友告訴她，自己在聊天室中看到她的照片。
梁飛發現，被洩露的照片時間跨度極大，數量達三百多張，其中大量的照片來自於朋友圈，以及隨手拍給親朋好友的生活照。這意味著，只有跟她有日常聯繫的人才能看到。
“看了那些東西後，是一種難以名狀的難受。”梁飛意識到，這是一起熟人作案。
令梁飛崩潰的是，在整理資訊的過程中，一個十分熟悉的賬號浮出水面：梁飛有些緊張的向那位好友發送了一條資訊，“我的那些照片是你發上去的？”對方沒有回答。
“他學習很好，在一所985高校唸書，我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第一時間告訴了他，他還一直寬慰我。在發現他的賬號和頭像前，我還在發送祝他考研順利的資訊。”梁飛説，在多年的時間裏，兩個人曾是彼此鼓勵、相互傾訴的夥伴。
一部分受害者的私密視頻，是在網友的軟磨硬泡下主動交出來的，她們是“情色圈套”中的被圍獵者。
程英被捲進來時，剛剛從校園步入職場。
2021年5月，程英在一款交友軟體中結識王某，對方的噓寒問暖很快俘獲了程英的心。“我對他慢慢地産生了好感和某種信賴感，經常和他分享工作中的不愉快和生活上的瑣事，順其自然地就把自己的資訊都告訴他了。”
在程英的印象裏，王某溫柔體貼又有禮貌，從未有過冒犯性的語言。
進入“熱戀”後，程英放鬆了戒備，視頻通話逐漸代替文字聊天。據程英回憶，每晚下班回家後，她都準時接通視頻。“我根本沒想那麼多，還以為這是戀愛中的常規操作。”
一個月後，王某第一次提出“裸聊”要求。他要求程英脫掉衣服，扭動身體，穿上絲襪或是撕開衣服。“我一開始不同意，他就會立馬失聯。這讓我心慌，我知道被他套牢了。”程英徹底陷入了“愛情”裏，在網路中對陌生男性交出自己。
程英説，在交往過程中，王某曾多次拒絕她的見面請求。逐漸地，程英開始對這種“網戀模式”感到不安，開始抗拒和王某進行視頻通話。但她沒想到，更大的傷害隨之到來。
王某提出讓程英拍攝情色視頻的新要求。“他説會給我錢。我沒同意，他就開始威脅我，説我的視頻截圖都在他手機裏，不同意的話就會發到網上，發到我公司的郵箱。”
起初，程英沒有理會王某的威脅。2021年6月3日，王某對程英下了最後通牒，程英害怕了。此時，她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掉入巨大的騙局和圈套中。
截至2021年10月，程英先後拍攝了十幾條視頻和若干照片。“他承認過把我的那些視頻拿去賣，我覺得我變成了一個工具。”程英説。
在痛苦和恐懼中掙扎半個月後，程英換掉了手機號，匆忙地收拾好行李后，回到了江西老家，決定徹底結束這種生活。
回到老家後，程英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因為工作原因，程英經常要去不同的城市。對於程英來説，那段“網戀”帶來的恐懼無比深重，“我很怕他通過什麼手段找到我、威脅我，一個人走路的時候，我會下意識地盯著每一個路過的人，每次入住酒店，我會打開手機手電筒仔細排查有沒有攝像頭，甚至很排斥身邊的男性。”
1月11日，在給新京報記者的回信中，程英説，自己至今都未見過手機後的那個男人，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
雖然事情好像過去了，但程英清楚，她不是第一個被“迫害”的女性，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這一切也許還會繼續，但我沒有辦法。”
聊天室中的每位成員可以再次創建單獨的房間，有的則需要付費後以邀請制進入。聊天室截圖
“獻祭你的女友”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色情聊天室的背後，是一款伺服器設在海外的匿名加密通訊軟體，人數最多時達28萬人，群內成員所發佈的文本資訊和影像，均可以被無限時的撤回。
在此之前，一度轟動全球的“南韓n號房”事件，便是在這款社交軟體中實施性犯罪的。
1月6日，新京報記者匿名進入上述聊天室，群公告顯示：“獻祭你的女友、親戚、姐妹、朋友”。
在聊天室內，女性被稱為“奴隸”，管理員和群成員們高頻次地發佈不同女性的私密照片和視頻。此外，群成員們不間斷地公開女孩們的姓名、就讀學校名稱及手機號碼。
通常情況下，女孩們的照片被私自下載後，再經過PS技術，合成裸照動圖發佈在聊天室中，不少網路博主、明星的照片也出現在其中。
截至1月9日，仍有超過6萬人活躍在聊天室中，群成員們“踴躍發言”，每日發佈的涉淫穢內容有兩萬多條。
在上述聊天室內，還聚集了不少“戀童”人士，相互傳授實施對幼女“迷姦”的技巧，買賣關於幼女裸體的“資源”。
此外，聊天室中的每位成員還可以再次創建單獨的房間，有的免費入群，有的則需要付費後以邀請制進入。
在眾多衍生聊天室中，由7000人組成的 “熟人資訊共用群”，因尺度更大和更加獵奇最受追捧。群管理員聲稱，支付十元後就可以獲邀入群。在聊天群內，大量用戶自發成為“駭客”，攻佔其他社交平臺，人肉搜索他人資訊。而一部分加害者還會主動暴露自己的行為，並以此獲得“快感”。
類似的房間隨時出現，又隨時解散。1月10日，新京報記者發現，上述案件被媒體報道後，多個聊天室相繼宣佈解散，但新的情色聊天室又一茬茬地出現，人數最多的有近兩萬人。
1月11日，群成員和管理員將女性資訊公開至聊天室內，併發動他人對其展開網路轟炸。聊天室截圖
被販賣的“資源”
如果説色情聊天室是一個資訊發佈和買賣資源的場所，在其背後，還存在一個販賣“資源”的供應鏈條。
一個聊天室的管理員劉某告訴新京報記者，在眾多聊天室內，存在著職業影像發佈者，逐漸壯大成為一個群體。
劉某介紹，職業影像發佈者，以大學生和沒有工作的年輕人為主要目標，在大學校園或交友軟體中搜尋“獵物”。“他們的普遍套路是先騙取信任，獲取女孩的個人資訊，精確到家庭住址，緊接著就是威逼和利誘。”
這些發佈者的所謂“打包資源”，大多來自偷拍，從商場試衣間到街拍，甚至是地鐵和酒店。圖像和視頻以低價流通，再通過聊天室尋找買家，打包出售。“50元就可以買到一個家庭監控的賬號和密碼，幾百塊可以去買監控，自己想拍的話，電商平臺上花200塊就能買到針孔攝像頭。”在劉某看來，獲取他人隱私毫無難度。
據新聞晨報1月8日報道，一名女性博主曾發視頻控訴，自己遭到街拍者偷拍裙底，並將照片上傳至色情網站供人付費查看。
有受害者告訴新京報記者，在照片洩露後，自己的影像出現在多個國內網站的論壇中。
受害者們多次聯繫論壇工作人員，要求將自己的影像下架並刪除，但對方卻表示，根據素材價格支付打包費後，即可將一組影像買斷，價格在800至1200元不等。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上述論壇均為付費會員制，會員費每月50元-100元不等。在不同的視頻板塊中，情色視頻每小時更新一次，其中視頻最高瀏覽人數高達680萬。進入論壇的會員，可通過發佈色情影像獲得金幣，再將金幣兌換成會費。
取證之難
受害者們發現，由於網路空間的匿名性和私密性限制，維權成為一件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事。
一番猶豫後，王曦最終決定報警。
但接到傳喚的楊某，早已將聊天室中的痕跡刪除得一乾二淨。因無法調取聊天室中的相關紀錄，關鍵證據缺失，警方無法認定楊某的違法行為，王曦的第一次報警無疾而終。
1月10日，新京報記者致電接警的派出所，工作人員表示，案件涉及個人隱私，不便對外透露具體情況。
裸照風波後，王曦始終關注著聊天室中的動態。
2021年5月，王曦再次發現，自己的多張裸照出現在聊天室裏。“他們肆無忌憚地評價我的樣貌，談論值多少錢，甚至還説要找到我的同學，把照片發給他們。”看著越來越多的照片被廣泛傳播，王曦對楊某發出警告，要求停止散播其裸照的行為。
但楊某並未就此停手。2021年8月，楊某再次將王曦的生活照片合成裸照和不雅視頻發佈。王曦忍無可忍，隨即再次向學校所在轄區派出所報警，民警接警後對楊某進行傳喚。
王曦向警方提供了影像截圖，以及與前男友的短信記錄等。但因為數量不足以判定為犯罪情形，無法以刑事案件立案。最終，因通過通訊工具傳播淫穢資訊，楊某被警方處以治安拘留5日的處罰，並收繳作案工具。
相關辦案民警向新京報記者證實，雖然楊某承認發佈王曦照片的行為，但影像和音頻的數量，仍會是公安機關處理此類案件時的重要依據。僅靠少量幾張截圖和文字對話，難以認定犯罪行為。另一方面，由於涉案社交軟體的伺服器在境外，在調查取證上面臨實際性困難，例如用戶匿名、資訊端加密、聊天資訊定時摧毀等功能，也變相地增大了偵破難度，甚至成為“不法之地”的培養皿。
也並非沒有維權成功的先例。當梁飛拿著聊天記錄和收集的證據報警後，辦案民警告訴梁飛，根據我國《個人資訊保護法》以及最新修訂的《民法典》，未經肖像權人同意，不得製作、使用、公開肖像權人的肖像；任何組織、個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資訊，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資訊。這起案件涉及肖像權被侵犯，梁飛有權利要求對方停止發佈照片、消除負面影響以及給予相應的精神損失賠償。
經警方調解，梁飛的案子最終以消除影響和精神損失賠償畫上了句號。2022年1月9日，上述派出所向新京報記者證實這一警情，但未透露案件具體情況。
剛滿21歲的梁飛，此前從未關注過類似話題，她站出來，把自己的遭遇寫成文章，除了討個説法，還想警示女孩們：提防來自身邊的危險。
“在聊天室中隨手劃到的上千條影像，對應的可能是一段段友情、愛情、甚至親情，哪怕是再親密的人，也不能卸下所有防備，這是保護自己的基本防線。”梁飛寫道。
維權成功，卻意味著更大的風浪襲來。文章發表後，梁飛的個人資訊很快被公開在聊天室裏。很多陌生人利用社交平臺對其進行“轟炸”，發送威脅、辱罵或騷擾的郵件和私信，甚至定位她的位置。“我其實很害怕，我做的是鋌而走險的事，我的身份、生活完全暴露了。”
此後，梁飛登出了所有社交平臺賬戶，也沒有再分享過任何生活照片。
截至1月13日，最大的聊天室人數超過11萬人。聊天室截圖
加害與救贖
女孩們決定站出來，給正在經歷中的受害者以勇氣和力量。
令王曦不能接受的是，在拘留釋放後，楊某照舊返回學校上學，生活並未因此受到任何影響，反而更加高頻地活躍在色情聊天室中，分享著女性的照片。“如果這個人還在反覆做這個事，真的無法釋懷。”
為了擺脫這種長久的焦慮和恐懼，將“加害者”繩之以法，王曦諮詢了多位律師。律師表示，此類案件在報警後以刑事案件立案的機會並不大，以民事訴訟獲得賠償的女性受害者也少之又少。
北京澤博律師事務所的葉小珊是一名熱心於維護女性權益的律師，她向新京報記者介紹，在此類案件中，如涉嫌侵害個人名譽權、隱私權、誹謗等，也可以由被害人自己或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就是自訴案件。但在自訴案件中，其難度首先在於個人收集證據，其次在於被告人要承認自己的犯罪行為。
今年1月，多個聊天室被曝光後，女孩們自發組成志願者隊伍，目前群裏已經超過320人，梁飛和朋友也加入了進去。她們活躍在聊天室內，收集群成員們發佈的影像和消息，然後聯繫網警處理。
王曦也成為了志願者中的一員，“臥底”在聊天室內尋找證據。“每次進入聊天窗口我都要屏住呼吸。”王曦説，她不認識群裏那些女孩的臉，但卻始終無法忘記那些照片，和異性們對此加以討論的樣子。
救贖與加害不斷地交織在聊天室內。“我的手機要是被警方拿到了，估計夠判刑了。”“這種軟體又不會留下痕跡，逮到你又能怎麼樣？”在女孩們努力自救的同時，在聊天室內，有人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王曦説，經過 “裸照風波”後，自己變得少言寡語，空閒的時候也很少出門，習慣一個人打發時間。2021年8月，經醫院診斷，她患上了嚴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和抑鬱症。
接受採訪時，王曦一個人躲在宿捨得廁所裏，“我還在嘗試堅強，比起現實世界中，來自網路的傷害更加隱蔽而且無處不在，根本無處躲藏。”
王曦試圖用幾聲咳嗽掩蓋住哭腔，緊接著，又發出幾聲清脆的笑聲。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曦、梁飛、程英、李橙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