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

當前,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疊加的背景下,全球形勢複雜嚴峻。展望2022年,世界格局、大國博弈、全球經濟、傳統安全、政治思潮、技術進步、人口結構、關鍵初級産品、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演進趨勢值得關注。

一、世界格局“東升西降”“西強東弱”態勢依舊

百年變局中,最關鍵的變數是主要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其中經濟實力是衡量國家力量最常用指標。當前,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進程仍在繼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同發達經濟體的“雙速增長”態勢依舊。2021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2021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增長6.4%,發達經濟體增長5.2%,前者高於後者1.2個百分點;2022年將仍延續2000年以來形成的雙速增長格局。這意味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還將進一步提升,世界格局因此仍將處於深刻調整期。但是也應看到,短期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趕超仍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發達經濟體仍在全球經濟中居於重要地位,在軍事、科技、貨幣金融等領域仍具有相對優勢。

二、大國博弈向交往受限的“平行體系”演進

在全球産業鏈“客觀”斷裂和“主觀”斷裂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經濟在産業鏈領域可能逐漸形成兩套體系。以此為基礎,大國之間的分化組合將推動世界向涉及領域更加廣泛的平行體系邁進。特朗普上臺後,美國對外政策的“利益政治”特徵開始轉向兼顧“利益政治”和“原則政治”。特別是拜登就任之後,美國更加注重規則的制定與運用,“規鎖”逐步成為美國政府鎖定中國發展的戰略主軸。當前,美國對華博弈開始由“同規博弈”轉向“異規博弈”,並在意識形態、經貿投資、科技研發、軍事安全等領域展開不同規則體系下的競爭,從而推動構築中美各居一方、相對獨立、交往受限的平行體系。

三、全球經濟向中低速增長回歸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走勢仍將直接影響全球經濟未來表現,特別是病毒頻繁變異增加了疫情防控和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如果發達經濟體與貧困國家在疫苗接種上繼續嚴重失衡,全球復蘇將面臨更大阻力,並可能導致全球經濟總量在未來5年累計損失5.3萬億美元。短期來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政策調整動向將是影響全球經濟走勢的最主要變數之一。如果主要發達經濟體應對通脹、維持復蘇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失當,則會引發週邊國家資産價格動蕩甚至暴跌,進一步衝擊經濟復蘇,殃及全球經濟增長。總之,2022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將回落至4.5%左右,並在未來3至5年逐步回歸到3%至3.5%的中低速增長軌道。

四、印太地區傳統安全形勢日趨嚴峻

從地緣政治演變趨勢來看,全球傳統安全威脅總體上升,並且戰爭形式也將由於無人機等新技術的應用而發生重大變化。目前,最具影響的重要安全熱點問題包括南海問題、台灣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印巴衝突問題、朝核問題、伊核問題、烏克蘭問題等。這些問題將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持續甚至升級。從空間分佈趨勢看,未來地區熱點問題將逐漸向印太地區集中。相應地,世界其他地區的安全衝突將越來越難以吸引大國的足夠關注。中期內,美國將戰略資源集中于印太地區的趨勢不會改變。印太地區發生安全衝突的概率、頻率和烈度,以及發生安全衝突的溢出效應和國際關注度都可能顯著高於其他地區。我周邊安全局勢的複雜性和不穩定性將可能因此進一步增加。

五、國家干預主義不斷強化

從政治和社會思潮演化趨勢來看,部分國家內部治理問題增多,發達國家政治極化現象更加突出,並可能引發大規模政治和社會動蕩。更值得關注的趨勢是,越來越多奉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出現了國家干預主義思潮的回歸,並主要表現在産業政策的盛行、國家安全審查的濫用、國際經濟合作與政策協調的政治化三個方面。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發達國家的國家干預主義還將進一步升級,全球保護主義將成為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和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掣肘。同時,國家干預主義盛行和擴散,將加劇國家之間的産業矛盾和衝突,並給國際環境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

六、技術進步的雙向效應持續放大

技術進步的正面效應包括促進經濟增長、推動産業革新、拓展企業邊界、提升社會福利等。新一輪技術創新的大規模商業化和産業化,特別是以“智慧製造”為核心的新一輪資訊技術革命,有望推動製造業和服務業生産效率在未來幾年大幅提升。同時,技術進步也可能對經濟社會發展乃至國際關係産生負面溢出效應。首先,技術領域已成為大國競爭的重要戰略陣地,大國搶佔科技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可能由此引發國家間對抗。其次,數字空間已成為國家利益的交匯點和國家衝突新的策源地,大國圍繞資訊和網路安全的博弈迅速升溫。最後,能源技術創新可能引發世界能源格局的深度調整。新能源時代,地緣政治焦點將從中東轉向非洲、拉美少數國家,地緣政治的脆弱平衡面臨更多挑戰。

七、人口結構變化的累積影響日益凸顯

一般來説人口屬於長期變數,但人口結構演進到一定程度後會在中短期産生重大影響。目前,發達經濟體普遍進入老齡化社會。2020年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28%,歐盟27國為20%,美國為16%。發達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已産生一系列負面影響:勞動力供給減少、創新能力下降、社保和醫保相關的財政支出增加、消費需求減少。未來數十年,全球人口還將持續增加,但低生育率和壽命增長將進一步推動全球邁向老齡化。2018年,全球65歲以上人口數量首次超過5歲以下兒童數量;預計2050年,65歲以上人口數量將達到5歲以下兒童數量的兩倍,並且超過15~24歲青少年人口數量。另外,在歐美國家,移民成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措施。但是由此引發宗教、種族衝突頻現,對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日益凸顯。

八、關鍵初級産品的稀缺性上升

由於主要大國爭奪關鍵資源能源、確保安全供應及主導能源結構轉型的博弈不斷升級,全球初級産品的供求仍將處於嚴重失衡狀態,初級産品價格波動風險和可獲得性風險將更加凸顯。一方面,初級産品價格波動對出口國和進口國産生了不對稱影響。尤其是對於進口國,初級産品價格上升會影響國內原材料的投入成本,進而對其通貨膨脹率、進出口貿易、本幣匯率和國際收支等産生不利影響。而出口國的資源民族主義抬頭,可能進一步抬升關鍵初級産品的稀缺性。另一方面,低碳發展對初級産品供求關係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隨著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銅、鎳、鈷、鋰、稀土等稀有金屬的需求將大幅上升,大國對稀有資源的爭奪將進一步加劇。

九、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進程持續

長期以來,美元一直佔據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地位。但是,隨著歐元地位不斷鞏固、人民幣等新興市場貨幣地位的不斷上升,以及美國濫用金融制裁,國際貨幣體系將向多元化進一步演進。歐盟推出約7500億歐元的歐洲復蘇計劃,補齊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財政支柱。這不僅意味著歐盟緊急財政轉移安排能力的提升,更意味著美國國債在二戰後首次遇到真正的潛在競爭者。2023年歐元區擴員也將進一步提升歐元影響力。同時,美國政府債務負擔率快速上升、在全球的GDP佔比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自身地位。美國濫用金融制裁將進一步加速“去美元化”進程。如果英法德三國推出的“支援貿易往來工具”(INSTEX)不斷成長壯大,甚至拓展其功能與成員國範圍,那麼美元“過分的特權”將更有可能受到削弱。

十、消除全球治理赤字的難度持續加大

當前全球問題日益突出,全球治理的緊迫性進一步提升。但是,由於大國博弈加劇,全球治理的工具化和武器化趨勢日益明顯,多邊治理體系改革舉步維艱。這突出表現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停擺,且改革談判達成共識困難重重。同時,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全球問題快速惡化。由於全球變暖,2021年的殘酷經歷將成為未來世界的氣候新常態,應對氣候變化亟待全球行動。但是,如何處理好減排與發展、能源轉型與經濟正常運轉之間的合理銜接問題,仍面臨嚴峻挑戰。此外,數據安全、生物工程、人工智慧等新興領域的治理普遍存在機制和規則缺失問題。如何防範相關領域的風險,還需世界各國進一步加強協調、彌合分歧和爭取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