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集團政治”的幽靈四處飄蕩,給日趨複雜的國際局勢增添了更多緊張感。近期,美國將召開“領導人民主峰會”,以自身標準劃線,試圖把世界上一半的國家和地區劃入美式民主陣營,同時把另一半國家歸入“非民主國家”另冊。這種公然挑起分裂、煽動對抗的做法,嚴重破壞全球團結與合作,危害國際和平與穩定,自然遭到國際社會強烈反對。

“集團政治”本身並不是新鮮事物,而是冷戰産物。美國近些年主導的“集團政治”有哪些特點?背後的邏輯是什麼?主要意圖有哪些?給地區和國際局勢造成了哪些威脅?針對這些問題,本報對話三位國際問題專家,一一為您解讀。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助理兼美國研究所所長 王鴻剛

美國主導的“集團政治”有哪些特點?

美國中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蘇拉布·古普塔表示,美國舉行所謂“領導人民主峰會”將給國際社會製造“分裂感”,這場會議同全世界亟須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氣候變化等重大挑戰的氛圍“格格不入”。他指出,冷戰結束以來,“不幸的是,美國的目標從來不是建設一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而是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的體系”,“有時同幾個盟友一起,有時自行其是”。

王鴻剛:近些年,美國主導的“集團政治”主要有三大特點——

一是同質性更強。對於奧巴馬政府提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態度冷漠,主要原因是其規模太大。而近年來,新的“集團政治”更注重強調同質性:美墨加的突出特點是地緣臨近優勢,美日印澳的共同關切是所謂“基於規則的印太秩序”,美英澳三方機制和“五眼聯盟”背後是深厚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紐帶,七國集團的基礎則在於發展階段和利益取向的相似性,“領導人民主峰會”挂的是所謂民主的“虎皮”。

二是對抗性更強。過去10餘年間,隨著對華競爭戰略的實施,美國通過搞團團夥夥服務其大國競爭的意圖越來越露骨,其特徵已經從遮遮掩掩的排他性轉變為明目張膽的對抗性。

三是融合性更強。美國大搞科技集團、“民主”集團和安全集團“三合一”,三個小圈子越發重合併且相互支撐,從而讓虛頭巴腦的意識形態攻勢具有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支撐。

蘇曉暉:自拜登政府上臺以來,更多“集團政治”的動作和框架展現出來,比如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美日印澳四邊機制、“五眼聯盟”、七國集團以及由七國集團擴大成的“民主十國”等。美國利用這些用不同數字編織的“小圈子”,不斷在國際上製造事端。

目前,美國主導的“集團政治”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一是從過去更多地集中于經濟和安全需要的具體合作,提升到戰略以及意識形態層面;二是拜登政府搞“集團政治”,試圖把各個小圈子之間進行嵌套式組合,打造一個更廣泛而有層次的同盟體系,進而服務美國全球霸權。

王瑋:冷戰時期,“集團政治”主要表現為,按照意識形態、安全利益和經濟聯繫劃分對抗性極強的兩大陣營:美西方陣營和蘇聯陣營。冷戰結束後,國際秩序的建構依然有以“集團政治”劃線的色彩。美西方政治集團沉浸在贏得冷戰的喜悅之中,出現了“歷史終結”的幻覺。它們看待非西方國家,就像站在山頂的人看正在爬山的人,總有一種向下俯視的優越感。這一階段集團政治的發展帶有強烈的規範性色彩,更講究所謂對錯分明的是非觀。因此,居於優勢地位的美西方政治集團試圖搶佔道德制高點,通過誘導、説服或者強制的方式,影響甚至改造其他政治實體。

此外,冷戰的經驗表明,集團之間的對抗越緊張,集團內部的凝聚力就越強。冷戰結束後,美西方政治集團要長期維繫,就必須尋找新的共同利益和新的共同敵人,以適應國際關係轉型的需要。於是,“文明衝突論”“霸權穩定論”“大國競爭論”等證明其“集團政治”合法性的觀點也隨之出現。

在“集團政治”的引導下,美國通過對追隨者和敵對者分門別類,達到抬高自己、貶低對手的目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美國所謂“拓展民主”的選擇性極強。以“民主燈塔”自居,美國似乎獲得了一種評判民主合法性的權力,自以為美國的想法就代表國際社會的共識。以“民主”之名,給誰發“英雄帖”“入場券”,美國一家説了算,並以此對一批追隨者施加影響力;二是美國設置內部排序機制,通過製造進入門檻給追隨者營造一種“位差感”,增強集團內部競爭性;三是美國設置了排除機制,凡是不加入美西方主導的所謂“民主自由秩序”的集團和國家都是不好的,以此來達到貶低對手的目的。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蘇曉暉

美國大搞“集團政治”的主要意圖有哪些?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發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及健康政策與管理教授傑弗裏·薩克斯的文章稱,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對外政策一直基於一個簡單的觀念:“你要麼與我們為伍,要麼與我們為敵。美國應該引領,盟國則應該追隨,而反對美國至尊地位的國家將會遭殃。”

王鴻剛:美國主導的“集團政治”主要有三方面意圖:

——經濟上,幾十年來,美國利用霸權地位構築起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佔據國際分工高端,賺取高額利潤,對其他後發國家實施隱性盤剝,久而久之引起後發國家不滿。為鞏固經濟特權,美國就拉著與自己發展階段相似、經濟利益趨同的歐日等先發國家,合起夥來排擠打壓後發國家,並與這些國家部分地分享經濟特權。近些年,美國更是著力強化“集團政治”,加大對後發國家的打壓之勢。

——安全上,美國是個看似強大、實則力有不逮的國家,要維持全球霸權,必須依靠“團團夥夥”來拉一派壓一派,利用和製造各種矛盾對各國分而治之。在中東,美國長期以來利用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以及同一宗教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矛盾,攛掇一夥對抗另一夥,美國居中制衡、維持地區主導地位。在歐亞,美國長期構築歐俄之間的緊張關係,拉歐抗俄;在亞太,美國依照類似的邏輯籠絡少數盟友和夥伴防範、圍堵中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手段,不僅對被壓制的一派有制衡作用,對被拉攏的一派也有控製作用。

——文化上,美國是個地域廣袤的多種族移民國家,立國時間短,人口流動性大,種族融合程度不深,構築國家認同的基礎非常不牢固。這種國家認同的文化缺陷成為美國國家凝聚力和行動力的大軟肋。為此,長期以來,美國總需要在一個二元對立的環境中定位自我,總喜歡把自己的文化原則強行投射于國際社會,並以這種“認同政治”來區分“同類”和“他者”。

蘇曉暉:拜登政府大搞“集團政治”,主要有兩方面利益考量——

首先,近年來,受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的疊加影響,美國要維護其不斷衰落的霸權,就必須借助其人多勢眾的優勢,以盟友體系和“集團政治”來為自己撐腰,以此阻止自己下滑的趨勢。

其次,美國以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為旗號搞“集團政治”時,往往一呼百應,比如翻炒所謂的“民主”“人權”等問題。在西方的政治語境中,針對他國進行民主和人權指責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和政治慣性。搞“集團政治”意味著以最小的代價可以達到最大的目標。所以,美國樂此不疲,非常上癮。

王瑋:“集團政治”的一大表現是推行身份政治,刻意區分“我們”和“他們”,大搞“是己而非人”。美國通過大搞俱樂部式的“集團政治”,售賣一種炫耀式的優越感,讓參與其中的國家收穫一種高人一等的感覺。美國就是通過這種最廉價的方式收穫了一批追隨者,進而擴大政治影響。

與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原則不同,拜登政府強調重回多邊主義,但這是一種選擇性很強的多邊主義。拜登政府更注重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一方面積極主動回歸全球事務,另一方面動員更多國家參與到美國主導的議題設置當中。

拜登政府提出要打造一個“志同道合”聯盟,美其名曰“拓展民主”“促進權利”“改良風氣”,就是“集團政治”的典型表現。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將自己樹立為“民主典範”主要有兩個用意:一是通過示範效應,吸收更多的國家加入自己的隊伍;二是站在道德至高點上,糾集盟友和夥伴,點名批評自己看不慣的事情和國家,以此來告訴國際社會“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試圖通過這種潛移默化的方式讓國際社會逐漸接受其規訓,最終達到維護自身全球霸權的目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 瑋

“集團政治”給世界和平發展帶來哪些威脅?

阿聯酋《海灣新聞報》網站發表題為《為什麼過時的七國集團不再重要》的文章,強調在這個時代,指望“正邪對立”這個過時的公式是行不通的,這只會讓七國集團峰會成為走過場的合影活動。

談及“領導人民主峰會”,古普塔強調,每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和實現方式都不一樣,都有其優點和需要改進的地方,沒有哪個國家的民主高人一等,也不能由特定的一個或幾個國家來定義誰是民主國家,誰不是民主國家。這場會議除了在國際社會製造“分裂感”,“沒有其他任何意義和生命力”。

王鴻剛:“集團政治”的主導國要對其他國家施加影響力,主要是借助吸引力和強制力兩種方式來實現。但現在,美國拉起的小團夥絕非單純迷戀于美國的吸引力。明眼人都知道,美國自身發展面臨很大問題,而且比以前更加自私自利,絕不是冷戰剛結束時那個風光無限的美國了。仔細探究不難發現,現在選擇與美國貼靠的那些國家,其行為動機是非常複雜的。很多國家是隨行就市、留有後手、兩面下注。少數國家和地區情願被美國當槍使,純屬沒有認清形勢。

現代國際秩序演進的基本方向,是人類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休戚與共、共同演進的整體。國際體系中的每一個國家,特別是國際體系的主導國,都曾發揮過一定正面作用,美國也不例外。但如今,美國為遏制一些後發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發展壯大,寧願違背世界發展規律和人類普遍意志,做起分裂世界、阻礙時代進步的壞事。特別是現在,由於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內在缺陷而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體系嚴重失衡,當諸如抗疫、應對氣候變化等重大全球性問題亟待人類社會團結合作時,美國卻搞起“集團政治”,通過製造世界分裂和治理僵局來滿足一己之私。可以説,美國已淪為世界大潮中的反動力量,註定要被歷史拋棄。

蘇曉暉:美國大搞“集團政治”,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的消極力量:一方面,大肆破壞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以“小圈子”的“家法”“幫規”來取代國際規則,嚴重侵犯了世界各國自由選擇發展方式和政治體制的權利;另一方面,威脅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當某些國家人為地劃設“小圈子”,以排他性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關係時,必然不利於求取各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不利於國際社會凝聚共識、形成合力。

王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非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是一個顯著特徵。為無限延長自己的所謂全球領導地位,以美國為首的政治集團固步自封、抵制變革。因此,美國急於通過所謂“民主”“自由”“市場化”等語言政治化手段,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一方面“凈化”利益集團,甚至以此阻止集團內部成員和非集團成員進行正常的經貿往來;另一方面,以此壓縮非集團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提出公共議程的空間。實際上,“美國請客,盟友買單”是現在美國維持其全球霸權的重要手段,即讓盟友分擔其維持全球霸權的成本。(本報記者 賈平凡)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1年12月04日 第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