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僅是個關於一位聾人女孩怎樣努力通過司法考試成為準律師的勵志故事。事實上,推動她“破圈”的,還有那個因“太過安靜”而被遮蔽的現實——中國兩千多萬聾人對於“無障礙法律”的需求。她出現的背後,是一場關於如何去打破聾人社會閉環的“謀劃”。

“怎麼辦?”

“我寫不好”,“視頻”。

三天裏,有二十幾個聾人加了譚婷的微信,還有很多人通過短視頻平臺私信她。他們目的相同,都是希望有人能告訴自己該怎麼辦。

譚婷邊點開視頻,邊把手機擺在右手邊的銀白色手機支架上,那是她工作中除了電腦和手機之外,最重要的設備。

視頻中的人跟譚婷比畫了幾下手語,就把手機遞給了旁邊那個二十幾歲的年輕男人。很多時候,這個“可以給聾人做法律諮詢的人”都是由一個聾人介紹給另一個聾人。年輕男人側坐在床上,用手和上半身模倣著摔倒的動作,接著又焦急地用手指著牙齒。

他告訴譚婷,自己是一個聾人騎手,在送外賣的路上,一個騎自行車的女孩在他旁邊摔倒,摔壞了牙齒,可是他並沒有碰到她。後來交警來了,但因為他是聾人不好溝通,事情的經過都是由那個女孩講的,最終,他被要求付給女孩2萬塊醫藥費。

“我沒有這麼多錢,該怎麼辦?”

譚婷跟他説,要和聽人律師(注:聽人、健聽人,是聾人對聽力正常的人的稱呼)溝通一下,看看怎麼解決,比畫了一個“ok”的手勢後,按掉了視頻。他們很少在視頻裏寒暄,有時來諮詢的聾人比較急,開了視頻,問題就直接涌進來。

對於這種“直接”,譚婷很熟悉,這是聾人之間慣常的方式——當一個聾人對25歲的你説“你看起來像30多歲,特別老”的時候,並不代表他對你不喜歡或是不尊重,而是他真的這樣認為。“聾人的認知黑白分明。”譚婷説。

也有聾人會突然“空降”到譚婷所在的重慶華代律師事務所。一個聾人找到她説,自己到成都去見一個網上認識的聽人女孩,見面後,女孩讓他出錢陪她吃喝玩樂,還讓聾人給自己買了金項鍊。當他覺得不對勁,想拍一下女孩的身份證時,她找來自己的同伴,騎著摩托跑了。

實際上,這是譚婷花了很長時間,才捋清楚的事情經過。實際的溝通過程要曲折、漫長得多。光是為了搞清楚他們兩個人的關係,譚婷就反覆確認了許多次:

“你和這個女孩是戀愛關係嗎?”

“不是。”

“你們兩個是朋友嗎?”

“不是。”

……

如果直接問:你們是什麼關係?聾人不易準確理解。她只能通過不斷地推測、提問、排除,才能找到答案。這也正是手語表達的特點——抽象,需要聯繫上下語境才能理解,“就像普通話裏有多音字一樣”。

譚婷在特殊教育學校裏學的是“漢語手語”(嚴格遵循漢語表達的語序,相當於“普通話手語”),有些聾人使用的“自然手語”(不遵循有聲語言的語法,而是通過手勢、表情的變化來傳達意思的語言,是聾人文化的一種,存在“方言”上的差異)她看不懂,手勢和語序都和她學的手語不一樣,要一遍遍猜測、核對。

哪怕把事情經過寫出來,聾人與聽人的溝通也存在障礙。在諮詢中,譚婷發現原來很多聾人不識字,或是只認識很少的字。

“説了很久很久”後,譚婷才理清楚事情的經過。在她的協助下,律所的聽人律師幫這個認為自己被女孩騙了的聾人寫了一份遞給公安機關的報案材料。

視頻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打進來,有一些問題被解決了。曾有一個聾人找到譚婷,説自己明明被別人搶劫了,卻被定了尋釁滋事罪。他想跟警方解釋清楚事情的經過,但因為看不懂警方請來的翻譯使用的手語,他沒辦法跟對方講明白。譚婷幫他寫了一份説明事情經過的自述材料,讓他自己交到公安機關。後來,他告訴譚婷,搶劫他的那個人被認定為搶劫罪了。

還有許多問題在等著她。又一個聾人的視頻電話打進來,他告訴譚婷,自己因為幫別人去刷卡取錢,而被“莫名其妙”地定為詐騙罪。警方給他請了手語翻譯,但他同樣看不懂對方的手語。

很多時候情況緊急。一個聾人男孩被一個女孩借錢後不還,那筆錢是父母給他讀大學的學費,學校一直在不停地催他繳費。情急之下,他想去報復那個女孩。但他想到的報復方式是——跳樓自殺,“我自殺了,她就會因為我的死而承擔法律責任”。

“不會!”譚婷對男孩用力地比畫著手語。男孩好像突然明白過來,跟她説:如果你沒有跟我把這些説清楚,我真的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對於聽人來説,法律是維權的武器,但對於聾人而言,很多時候法律還較遙遠。一個聾人對譚婷説,自己被丈夫家暴,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後,法律援助律師卻告訴她“敗訴了”,她不解為何會敗訴。譚婷看了文件,發現上面明明寫的是“撤訴”,問她:“你為什麼想離婚又撤訴?”女人説,我什麼都不知道。因為不識字,她不知道怎麼去和給她撤訴的法援律師交涉。她跟譚婷説,自己的結婚證也是別人給辦的,她在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嫁給了一個聽人。

從“象牙塔”走出來後,譚婷才發現,聾人世界更深處的那些原本與她隔絕的存在,正在通過一個個求助朝她湧來。

“中間人”

“你是站在聾人群體和聽人群體中間的那個人。”譚婷從沒想過高中班主任當年對她説的這句話,會像預言一樣,切中了她的當下。

譚婷原本想要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從重慶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畢業,成為一名特教老師。但2017年大學畢業時,她沒有找到聾人特教老師的工作。巧合的是,這一年,律師唐帥面向各大高校發佈了專門“招聘聾人”的啟事。譚婷和另外4個聾人本科畢業生,被唐帥選進了律所。那時,譚婷從新聞裏知道,唐帥是那個可以幫聾人打官司的“中國首位手語律師”、“很多聾人都來找他”。但她不知道的是,唐帥對這5個入選者有著“前無古人”的要求——成為律師。

“雖然你聽不見,但因為你是後天失聰,你還可以説話。”這是譚婷的高中班主任之所以認為她是“站在聾人群體和聽人群體中間的那個人”的原因。事實上,在唐帥對高校聾人畢業生的招聘中,譚婷的“中間人”的能力確實成為了她被錄取的重要原因。

“和我溝通時,你要多説,不要用手語。”唐帥希望譚婷能恢復説話的能力——8歲失聰後,因為聽不到,譚婷很少再開口説話,聲帶慢慢退化,這使得她每説一個字都要很用力,發音也把握不準。

在譚婷2020年底成功考過司法考試成為“國內首位聾人準律師”後,質疑的聲音也隨之而來,“聾人可以做律師嗎?”“聾人律師怎麼去開庭辯護?”譚婷也在想:“是啊,我聽不見,怎麼開庭呢?”當她真正進入聾人世界的法律“洼地”後,她發現,這裡迫切需要的,遠遠不止于一個可以給聾人開庭辯護的律師。

民政局裏,一對聾人夫妻想要離婚,但由於女方不能説也不會寫,工作人員認為她不能正確表達自己,無法辦理離婚手續。譚婷到民政局去幫忙翻譯,但因為當時沒有考手語翻譯資格證,她的翻譯無效。

男方因為一直離不了婚越來越急,對女方比畫著手語責備,女方急哭了,譚婷也哭了,“明明這麼簡單的一個事情,為什麼我就幫不了他們?”後來,一個有手語翻譯資格證的學姐來幫忙,但因為她使用的是“漢語手語”,與聾人的“自然手語”對不上,在譚婷的又一重翻譯下,兩人才終於離成了婚。

進入律所工作後,譚婷才知道,原來聾人群體裏有很多人不識字,且只會“自然手語”。他們看不懂電視新聞的字幕,也看不懂螢幕右下角方框裏的“漢語手語”。

聾人所面臨的法律鴻溝更超乎她的想像。一個聾人女孩的媽媽找到唐帥,這個聾人女孩因涉嫌盜竊罪被檢察院審查起訴,但媽媽卻堅持認為她是冤枉的。接了案子,調取證據材料後,唐帥看到上面寫著:我承認,我盜竊了,我偷了一個手機。但在重看審訊的同步錄音錄影時,唐帥看到這個聾人女孩用手語比畫的卻是:我沒偷,我絕對沒偷。

由於司法機關聘請的手語翻譯使用的都是“漢語手語”,在與使用“自然手語”的聾人的“對話”中,雙方常常是“雞同鴨講”,而在一些情況下,因為利益,手語翻譯又往往會把這個秘密包住不講。為此,唐帥曾呼籲建立全國手語翻譯協會,規範和監督各類訴訟中的手語翻譯。“聾人刑事案件最終的審判者不是法官,也不是檢察官,而是手語翻譯。”

剛開始給聾人做諮詢時,很多法律問題讓譚婷手足無措。有一次,她被問題急哭了,躲進律所一個沒人的隔間裏。那天,她發了一條朋友圈:“看見無數只眼眸將祈求的目光投向我,而我卻是那麼的無能為力,愛莫能助。原來,這種感覺比我自己行走在艱難困苦面前更難受……”

“好好地學點法律知識!”她對自己説。通過司法考試,是她邁過法律專業門檻的第一個臺階,她考了3年。2018年,差10分,2019年,差4分。

其他的小夥伴陸續離開了,有的人因為家庭的要求,有的因為負擔不了這些“負能量”。譚婷也迷茫。她能堅持每天從早上6點學到晚上10點,可以在連搞懂“法人”這個最基本的用語都需要幾天的時間堅持下去,可以在看書看到“暈字”、學到幹吐的時候也沒放棄,但她和唐帥都不確定自己什麼時候能考過,以及她究竟能不能堅持到考過的那一天。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還是來了。2020年,母親患癌住院,譚婷要放棄第三次司法考試去照顧母親。這對唐帥而言也像晴天霹靂,這意味著他從2017年開始謀劃的“聾人律師計劃”可能面臨擱淺。當時,他已經招了30多個聾人大學畢業生,最終留下來的只有2人。

唐帥也迷茫。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這個“聾人律師計劃”的未來到底會是什麼樣,但他又覺得非如此不可。每年,唐帥所在的律所都要接手上百件聾人的案子,以及不計其數的法律諮詢。

他起初的辦法是,培訓律所裏的聽人律師學習手語,但投入了時間和資金,“半年後,我回來一檢驗,沒用”。雖然他自己是聽人,但因為父母是聾人,他具有其他聽人所不具備的與聾人溝通的優勢:會各地的“自然手語”、理解聾人的思維方式,而這也是聽人“手語律師”很難被複製的關鍵。

2018年前後,因為幫聾人打贏了“包堅信等十人非法吸收存款”的案子——三年間,包堅信等人設立公司開發理財産品,通過宣傳殘疾人互幫互助、投入少、回報高等內容騙取信任,向27816名殘疾人吸收存款6.12億元——唐帥因“中國唯一手語律師”而名聲大噪。他也成為了一個切口,人們因為他而看到了一個幾乎被隔絕在法律之外的聾人世界。

被看到只是第一步,唐帥還在謀劃著下一步——怎樣消除這種隔絕。培養聽人律師學手語失敗後,唐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條“無中生有”的路好像走不通了。晚上睡不著覺時,他從一部紀錄片中得到啟發,決定去培養聾人律師——或許他們能成為打通這個障礙的“中間人”。第二天他就向全國發佈招聘,招收本科畢業的聾人來學法律。

在旁人看來,這個想法看上去理想化,甚至不切實際。但他覺得,解決中國兩千多萬聾人群體法律需求的不可能是一個或兩個人,它需要一個“體系”、“一個科學的方法”來完成。聾人需要“破圈”才能融入,否則只能一直困在自己的閉環裏。

為了讓譚婷繼續考試,唐帥想了各種軟硬兼施的辦法:給譚婷的媽媽捐款,解決她經濟上的後顧之憂;讓一起在律所上班的譚婷的丈夫給她更多的照顧和開導,多給她製造一點浪漫,讓她開心一點;給譚婷“灌雞湯”;甚至有幾次譚婷哭著來找他的時候,還沒進門,他就把她“罵”了回去。“她一來,我看她表情就知道她想説什麼,她想徹底地跟這個東西永別,我告訴她不可能。”

“一頭驢子”

“用我媽的話來説,我就是一頭驢子。”埋著頭使勁走路,是譚婷給自己尋找出路的過程中唯一的辦法。失聰後的20年,“驢子精神”確實帶著她走出了低谷。

8歲那年,在大涼山上小學二年級的譚婷,在當地用銀針治療中耳炎的過程中,聽力一截一截地消失,“世界突然變安靜了”。父母送她回學校上學,但學校不收聾人,他們那時也不知道有特殊學校招收聾人學生。聽不到又輟學的5年裏,譚婷的世界變成了“孤島”。

看著別人每天背著書包去上學,譚婷把家裏的新華字典找出來,一頁一頁地認字,認識的就跳過去,不認識的就看拼音和解釋。但因為只有小學二年級的詞彙基礎,很多字詞的解釋她也看不懂。照著字典學寫字時,有時也會把字學錯了,很長時間裏,她都把“原諒”寫成“原驚”。

因為母親不識字,她只能通過寫字和小學沒畢業的父親溝通,不會寫的字就用拼音。失聰後,父母會耐心地和她説話,借錢帶著她到昆明、攀枝花、西安等地方去求醫。她常常想,父母之所以走得這麼早,是因為他們為自己和弟弟付出了太多。在譚婷還在讀書時,父親腸胃就出了問題,他不願去醫院,只隨便買了點藥吃,後來父親查出了腸癌,在譚婷大三時去世。

譚婷13歲時,父母聽説距大涼山5個小時車程外的西昌有可以讓聾人上學的特殊學校。於是,譚婷開始繼續讀起了小學二年級。她想把5年輟學的時間趕回來,也想給家裏省幾年上學的費用,就申請從二年級跳到了五年級,每年只回家兩次。

複學後的日子,只有學習。這似乎是她唯一能抓住的從“孤島”再次接入這個世界的方式,她對自己的要求近乎偏執。跳級不久後的一次期末考試,她的數學考了七八十分,她難過得一直哭。數學老師為了安慰她,把卷子上的成績改成了“100”,並在旁邊附上“非學生獨立完成”。譚婷看到後哭得更兇了,“我又不是怪她,是怪我自己沒有考好”。

到西昌特殊教育學校上學後,譚婷仍懸著心。那時學校剛建不久,只有一年級、二年級和五年級,她擔心自己後面還是沒學上。六年級時,譚婷轉到了樂山特殊教育學校,看到那裏有高中後,她才“放心了”。而事實上,還沒到高中,譚婷身邊大部分的聾人同學就離開了學校。

讀到高中,整個年級包括譚婷在內只剩下4個學生。跟那些希望女兒早早嫁人的父母不一樣,譚婷上初中時,父親就對她説,要學會獨立。沒讀過書的母親也有自己的主見,當周圍的人都認為女孩結婚彩禮越高越代表女孩優秀時,她説:又不是賣女兒,只要她過得幸福就好。她告訴譚婷:“努力考大學。”

2013年,譚婷考上了重慶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專業,是高中那僅剩的4個聾人學生裏,唯一考上本科的。但這並沒有讓她獲得旁人想像中的那種幸福感,她覺得那是許多的苦和心酸換來的,更何況,沒人能知道她的未來會怎麼樣。

學習仍是她緊緊抓著的稻草,“我知道學習可能不會把你帶到人生的巔峰,但是它可以確保你不會跌落低谷”。慢慢地,那個埋頭走路尋找曙光的“驢子”的身上開始有了光亮。

“奇跡”與空白

向上彙報工作時,唐帥加重語氣説:譚婷能通過司法考試,是一個“奇跡”。他希望這個奇跡能得到重視,但又不想讓人們囿于它,“不應該歸於神話的概念”,或是一個短暫的“勵志故事”。

他想讓這個結果成為一顆“原子彈”,倒逼社會改變認知——聾人可以學法,也可以參與到公共法律服務中去。

這種“可以”不只是機會層面的,更是一種需要。

“我們全國現在沒有一所高校招收聾人大學生學法律,沒有,學法學醫的都沒有,我覺得這是教育體系的一個缺陷,也是導致聾人社會形成閉環,惡性迴圈的主要因素。”唐帥説,“因為健全人沒有對聾人社會的相關人才輸送,聾人也沒有培養相關的職業人才,這就導致(針對聾人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和公共醫療服務體系就是空白,是一個不可去逾越的魔咒。”

有聾人來求助唐帥時,不叫他“唐帥”、“唐律師”,而是稱呼他“唐法師”。唐帥所在的重慶華代律師事務所,很多時候也並不像一個律所。前來找手語律師的聾人來自全國,除了法律諮詢,有些聾人看病也會來這裡找人幫忙翻譯,想把房子過戶給自己的孩子也來這裡求助,甚至還有聾人來這裡找工作。

在唐帥看來,當下聾人群體的法律意識“幾乎跟我們新中國成立初期差不多。該怎麼結婚、離婚,這些基本權利,這些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常識,對他們來説都比較遙遠”。

唐帥總跟譚婷説,不管你以前怎麼樣,你現在一定要多跟基層的聾人接觸。他知道譚婷作為“我國首位聾人律師”將會面臨怎樣的光環和榮譽——就如同這些年來他自己所遇到的那樣:

作為“中國手語律師第一人”,唐帥接受過300多次媒體採訪,他自嘲為“網紅”。2018年12月,他被評為“CCTV年度法治人物”。也是從那一年開始,唐帥收到了北京和深圳拋出的橄欖枝,前者可以讓他“往更高的地方走”,後者可以讓他獲得“很大的經濟效益”。

他留在了原地。

然而,自他2012年成為律師以來,“聾人的案子接得越多,虧得就越多”。他打開手機聊天記錄——近期他接下的一個內蒙古聾人的刑事案件,收費15000元;另一個湖南婁底的聾人案件,收費18000元,均難以覆蓋成本。再加上給聾人做線上、線下的普法、諮詢,以及培養聾人律師,唐帥的財務亮了紅燈。

從2018年至今,唐帥陸續抵押了自己和父母的房産,以及公司的寫字樓。由於去年新冠疫情給律所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今年,他和同事們“瘋狂地”去各地尋找聽人的案源,讓律所進入良性迴圈。

譚婷“破圈”後,這場關於打破聾人社會閉環的“謀劃”又有了些進展。2021年1月10日,唐帥與西南政法大學合作開設了“卓越公共法律服務人才實驗班”,計劃每年在新生中遴選 40 名學生,培養一批既懂法律又懂手語、能夠直接為聾人提供法律手語服務的專門人才。課程包括法律手語、手語應用,以及聾人在具體訴訟當中的司法實踐應用等,唐帥是授課教師之一。2021年9月份,該班也將招收第一批聾人大學生學習法律。

唐帥最近還在想另外一件事:“你培養這一批人才,少則4年,多則6到8年,這期間聾人面臨的法律問題怎麼辦?”他試圖提出另外一個建議,“可以效倣杭州網際網路法院的模式,在某個法院設立‘聾人審判庭’,用來審理全國的聾人案件……”

而那個“中國首位聾人律師”譚婷呢?她每天仍忙於聾人的法律諮詢和普法。現在,他們的普法陣地從APP、公眾號移到了聾人更集中的短視頻平臺上。在自己最近錄製的手語普法短視頻裏,譚婷特意給自己配上了聲音——用剪輯軟體將字幕轉換成卡通人物蠟筆小新的聲音。

“為什麼要把給聾人看的手語視頻配上聲音呢?”

“讓世界發現我們不是更好嗎。如果我給你看一個手語視頻一點聲音都沒有,你啥子感覺嘛。”譚婷攤開手説。

文/本報記者 計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