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12次方

從這裡向北9公里,就到了北京的地界。

他是村裏的醫生,信奉“人命關天”。一個新生兒在這種天氣裏被撂在外面一晚,他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大霧中他看不到人,只能一邊拼命蹬車,一邊不停大聲嚷:“讓一讓,我要救小孩!”

往後的14年裏,又有11個有著不同程度缺陷的棄嬰來到他們家,不少是由派出所或者民政機構送來。

幾乎每個來到這個家庭的孩子,都要經歷2-3次手術。在外看病期間,有時一家人就在醫院旁的公園裏過夜。

“只要敢來,我就馬上報警,他們知不知道遺棄孩子是犯罪?”

在22歲的年紀,困擾這個孩子的事情裏,沒有“身世”這一項。真正讓他難以釋懷的,是自己的“缺陷”。

在這個家庭,親情不一定必然與血緣聯繫在一起。

在他們家,“收養”仍然是個禁忌詞彙。所有的往事都被封存在纏了四層的塑膠袋裏,那裏有數百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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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敏和李鳳月在自家院子裏。

大霧

這幾年,李鳳月常常想起那個大霧瀰漫的早上。她已經68歲,忙碌了大半生,下地幹活兒時腿腳不再靈便,她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回憶。

記憶中反覆出現的那天是在深秋,地裏的麥子剛剛出苗,空氣中還殘留些玉米秸稈焚燒的味道。在河北省固安縣宮村鎮,這個時節的村莊總是被霧氣籠罩,但那天的霧大得出奇,一直到下午1點才散去。

那時夜已經很長,上初中的女兒早上6點出門時,天色微亮。她起身往窗外瞅,看到一片灰白,馬路消失不見,環衛工掃地的聲響就在屋前,卻看不到人影。夜裏兩歲的小兒子又鬧了幾次,女兒出門後,她又躺下睡著。

不知過了多久,她被一聲撞門聲驚醒。從炕上坐起後,她看到女兒推著自行車闖到了屋裏,神色緊張。

“忘帶課本了?”李鳳月問。

“村中路邊有個小孩。”女兒低著頭回答,不敢看母親和弟弟。

“是個小豁嘴(唇腭裂)。”女兒補充。

李鳳月有些愣神,反覆確認女兒看到的是個孩子,或者説是一條人命,而不是上學路上遇到的其他稀奇物件。從女兒口中,她大致得知那是個被人遺棄在路邊的新生兒,因為黎明時才被發現,這個嬰兒很可能已經在外面凍了一整晚。

多年以後,李鳳月還是很難解釋清自己當時的決定。她幾乎沒有猶豫,只是本能地覺得不能明知道那裏有一個正在凋零的生命,卻什麼都不做。也或許因為自己剛又做了母親,對新生兒有同理心。

“趕緊把他抱回來吧。”她看著身邊的丈夫申敏,語氣急迫,等待他的回應。

申敏聽出了妻子的堅決,他是村裏的醫生,信奉“人命關天”。一個新生兒在這種天氣裏被撂在外面一晚,他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他快速披上衣裳,屋裏光線昏暗,只找到一隻襪子。顧不了那麼多,他出門跨上三輪車,就朝著女兒指的方向蹬去。

大霧中他看不到人,只能一邊拼命蹬車,一邊不停大聲嚷:“讓一讓,我要救小孩!”清晨的小鎮街道寂靜如常,行人稀少,只有幾家早餐舖子開了門。在平淡的鄉村生活裏,沒人記得那天早上申敏的喊叫聲,甚至連看似不尋常的大霧都被忽視了,不足以擠進人們的記憶。

但那天的每一個細節都刻在了申敏的腦子裏。到那個地方後,先一步騎車出發的女兒已經抱起了孩子,他看到嬰兒始終閉著眼,因為濕度大,“小被子能擰出水”。他把孩子抱回家,發現肚臍以下全都凍得黑紫,夫婦二人用輸液瓶裝滿溫水焐了一上午,直到第二天,孩子才睜開了眼。他們給孩子取名“貝貝”,是“寶貝”的昵稱。

這天是1998年10月31日,後來成了貝貝的生日,儘管他們都知道,這很大可能不是他真正的出生日期。申敏夫婦二人也沒能預料到,他們原本只想救孩子的命,但整個家庭的命運也由此轉向。

往後的14年裏,又有11個有著不同程度缺陷的棄嬰來到他們家,不少是由派出所或者民政機構送來。除了其中3個因為先天性疾病治療無效夭折,另外兩個因特殊或者重大疾病被送到福利院外,剩餘7個孩子全部由申敏夫婦撫養長大。

這些“撿來的”孩子得以活下來,去認識世界,去影響他人,而沒有徹底成為一個被人隨意丟棄的物品。他們的到來也改變了這個家庭原本的生活,塑造出了另一種全然不同的家庭形態。

  李鳳月曾經為一家人做飯用的柴灶和鐵鍋。

第一個孩子

老申家撿到一個小子的消息很快在村裏傳開,第二天就有人過來看貝貝。這符合申敏夫婦的預期,如果有好人家願意收養,對棄嬰來説也是種不錯的歸宿。

一個女人走進門,説明來意,告訴李鳳月自己一直想要個男孩。寒暄過後,她接過貝貝,把小被子揭開,抱起來“左看右看”。這讓李鳳月有些不悅,雖然檢查孩子是理所當然,但貝貝剛剛從凍僵中恢復過來,“如果真疼孩子,怎麼會這麼不注意”。

貝貝的唇腭裂顯然讓女人有些猶豫,檢查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後,她突然握著貝貝的雙腳,把他倒拎了起來。

“這樣才能看出豁在哪兒。”女人把臉湊向貝貝的小腦袋,然後回頭笑著對李鳳月説。

李鳳月徹底忍不住了,把孩子抱了回來,她看不慣對方像挑選商品一樣挑選孩子。

“她這麼在意孩子的缺陷,領養後會不會有對孩子失去耐心的一天,到時會不會放棄他、虐待他?”在自家院子,李鳳月談起當時的擔心。

往後的十幾年裏,她在這間院子裏見過很多操著不同口音,過來想要領養孩子的父母。河北的、山東的,有人頭髮都白了,還想著一定要個兒子,還有人告訴李鳳月,只要能領走孩子,“給多少錢都行”。

就像當年第一次拒絕別人把貝貝帶走一樣,這些人統統被她婉拒。她承認有些人家看起來很真摯,條件也比她家好,但她始終放不下心,無法説服自己點頭。“如果是個好小孩,我倒放心些,但自己的孩子有時都嫌煩,更何況他們都不是親生的,也不是一般的小孩。”

貝貝最終成了申敏家的老四。在派出所,夫妻二人寫下了一份保證書,承諾未來不會虐待孩子後,貝貝擁有了自己的名字和戶口頁——他社會身份的標誌。

河南開封袁厲害事發那年,幾乎每天都有民政機構的工作人員到她家院子,看孩子們有沒有被虐待。後來,她和申敏去考察過福利院,隨即打消了把孩子送過去的念頭,“那裏沒有家的感覺”。

有時李鳳月也會困惑,自己的很多決定,會不會扼殺掉孩子們的另一種人生可能。但回到現實生活中後,她又很快釋懷。

貝貝除了唇腭裂,還患有巨結腸,智力也不如常人,“是最不讓人省心的一個”。一開始,他只能吃流食,申敏夫婦除了要單獨給他做飯,還要隔天就給他洗腸。後來,經歷了6次手術後,貝貝才能正常生活。

幾乎每個來到這個家庭的孩子,都要經歷2-3次手術。以至於從貝貝到家的那年起,一直到2012年最後一個孩子冬冬進門,申敏夫婦每年都要帶著孩子到北京、天津等城市手術。

來申敏診所求醫的村民,時常看到診所一連幾天都關著門。他們都明白,老申又給孩子看病去了。

最緊張的時候,有三個孩子同時做唇腭裂手術,還有一次兩個孩子同一天在不同醫院手術。夫妻兩人照顧不過來,總會帶上女兒幫忙。儘管很多手術都是慈善項目,但撫養十幾個孩子仍需要不小的開銷,在外看病期間,有時一家人就在醫院旁的公園裏過夜。

2002年,申敏家來了4個孩子。濤子是其中之一,他患有腹肌缺如綜合徵,上午10點從派出所接回家,11點夫婦倆就帶著他去了北京兒童醫院。

見到醫生後,對方剛開始檢查孩子,就突然停下,疑惑兩人跟孩子什麼關係。醫生確認前一天剛見過這個孩子,當時的“孩子父親”是另外一個人。醫生給那個年輕的父親開了手術單,告訴他只要交1萬元的押金,很快就能手術,但這個父親離開診室後,就再也沒見回來。

濤子的手術很成功。這個派出所民警口中被先後遺棄4次的嬰兒,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個19歲的健康小夥,在一家酒店做了服務員領班。

冬冬是家裏來的最後一個孩子,那時李鳳月親生的大兒子已經娶了媳婦,兒媳婦懷著孕就要臨産,原本指望婆婆能幫她帶孩子,可在娘家待兩個星期再回來後,發現家裏多了個嬰兒。

60歲那年,李鳳月帶冬冬去大連看病。回來時,她背著冬冬,在火車站安檢口被工作人員攔下。對方拿著她的身份證,質疑她“孩子母親”的身份。

一個農村婦人,在外地獨自帶著一個嬰兒,又聲稱是孩子的母親,這些都符合“人販子”的特徵。她被扣在車站治安室,查清真相後,火車早已開走。

經歷過種種艱辛,李鳳月相信,把貝貝和他後來的弟弟妹妹們留在身邊,是個正確的決定。她捨不得讓孩子們離開,也不想冒險,“人心難測”。

每個孩子進家後,李鳳月都要把他們原本的小被子、奶壺全都扔掉,她覺得這些物件骯髒。

這些年來,生活不易,但總算平靜。有時這種平靜也會讓李鳳月感到緊張,她也想過,孩子們的生父母可能會來認親。

“只要敢來,我就馬上報警,他們知不知道遺棄孩子是犯罪?”談到這個話題,李鳳月語調忽然上揚,嘴角抖動,“我還想問問他們,什麼樣的人能那麼狠心,能做出這種事,這一直是我心中的謎。”

“他們應該不會來吧?”情緒平復後,她又補充説。

  李鳳月和孩子們在地裏勞作。

院子

貝貝到家那年,申敏剛把新房蓋好,是那種河北農村常見的四合院。因為收養孩子,原來的裝修計劃被無限期擱置。

2007年時,市裏的領導到家裏慰問,解決了堂屋的裝修,給院子打了水泥地坪。在這個家庭,孩子不用出門就有足夠多的玩伴,小院成了他們的樂園。

如今孩子們已經長大,在外學習、工作,院子顯得有些冷清。兩年前申敏做了腰椎手術,當時乘坐的輪椅隨意停放在地上,沾滿了泥土。

院子不大,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家人共同生活的痕跡。壓井旁,鄰居送來的兒童車少了個轱轆,已經閒置多年,成為院子裏難得的色彩。外面捐贈的衣物堆滿了半條走廊,短袖、長褲和羽絨服纏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這都是孩子們穿不完的“時裝倉庫”。

一口大鐵鍋還架在西屋的灶臺上,過去很多年,李鳳月都是用它做飯,填飽孩子們的肚子。養活十幾口人顧不上精緻,餐食通常是大鍋粥、烙餅,或者饅頭。逢集時,李鳳月習慣晚些出門,去菜市場挑“貨底”,這是孩子們最實惠的維生素來源。

西屋一共三間房,北側那間砌了一鋪2米寬的大炕,佔了大半空間,最多時擠了10個人。堂屋裝修完之前,這間15平方米的屋子一直是申敏夫婦和孩子們最主要的生活空間。

夫妻二人無法計算,在這間屋子裏究竟經歷過多少個不眠之夜。除了日常的喂奶粉、換尿布,他們還要給孩子術後護理,兩人分上下半夜值守,但仍然經常“喂到一半就睡著”。

院子後面不遠處,就是申敏家的9畝田地。白天除了一群孩子,李鳳月還要照料地裏的小麥,或者玉米、花生。

地裏每年2.5萬元的産出,無法支撐9個未成年孩子的撫養費用。當地政府解決了8個收養孩子的低保,每人每月200-500元不等,成年後停止發放。一家慈善機構,為這個家庭提供連續10年、每年5000元的資助——濤子做手術時,一家電視臺為他們募捐了6萬元,手術後,申敏找到北京市慈善協會,把剩下的5萬元交給了他們。

20年前,媒體曾集中報道過這個特殊的家庭,那時候申敏是站在最前臺的人。他當時55歲,經營著村裏僅有的兩家診所之一,不論收入還是地位,都稱得上體面。那時他總梳著講究的分頭,穿著一件還算平整的西服。

孩子們陸續到家後,他沒太多精力放在經營上,診所逐漸沒落。如今,鎮上多出幾家標準化建設的衛生室,年輕的醫生精力充沛、動作利落。申敏的診所仍縮在街道的角落,室內墻上的宣傳畫已經卷邊泛黃,早就沒了20年前的輝煌。一天下來,只有三五個人來拿藥,收入不到20元。

他平時就睡在一間診室的木板床上,屋裏堆滿了雜物,總是瀰漫著剩飯的味道。一連幾天,他都穿著同一件已經過時的T恤,或許是因為瘦弱,衣服顯得有些鬆垮。他脖子上挂著一串鑰匙,頭髮花白,牙齒幾乎已經掉光。幾個月前,他犯了腦梗,現在只能側著身子小幅踱步。

這個已經75歲,幾乎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還要堅持繼續履行一個父親的職責。

“他們只要願意上進,我就給他們創造條件,爭取讓他們成才。但像貝貝這樣,腦子不機靈,我們也沒辦法,只能給他一條命,讓他好好活著。”他站在院子中央,聲音含混不清。

貝貝上到小學六年級,因為智力發育遲緩跟不上課,只能輟學。今年他已經23歲,身高接近1.7米。大部分時間,他都沉默著,説話時語調緩慢。

他一直待在家裏,除了父母,陪伴他最多的是一輛小號自行車。那是兩年前他鬧著李鳳月非要買的,儘管騎上去不太協調,但並不妨礙它成為自己的寶貝。只要有空,他就會把車子擦得錚亮。

平日裏他喜歡騎著它在鎮上亂逛,到小賣店買些零食,有時也會給父母帶回一份,或者去找總愛亂跑的“小寶”——一個父母在2007年收養的、患有癲癇的弟弟。

很多人都好奇他到底有多“傻”,但在申敏夫婦眼裏,貝貝很懂事。有時父母拌嘴,火藥味還沒上來,貝貝就走過去擋在兩人中間,低著頭不説話。

和外人討論自家孩子的身世時,如果貝貝在場,李鳳月總會主動把他支走。

“他心裏有事兒。”李鳳月無法確信貝貝是否能聽懂,但她不想讓那些往事傷害到他。

在申敏家,孩子們的身世不僅是個禁忌話題,有時也可能是個“謎”。

大山是申家的老三,比貝貝大兩歲,現在在北京讀研。上初中前,他都不清楚自己的真實來歷。李鳳月擔心如果他知道自己是親生兒子後,會欺負弟弟妹妹,從小就告訴他也是領養的。

生大山時,李鳳月已經43歲,申敏50歲。這個本該得到父母萬千寵愛的小兒子,一直和弟弟妹妹一起擠西屋的大炕,一起吃大鍋飯,一起玩泥巴。因為健康的身體,他甚至無法平等地分享父母的注意力。

小時候,大山也是醫院的常客。他沒有什麼疾病,只是父母和大姐帶著弟弟妹妹手術時,不能把他一個人放在家裏。

在這個家庭,親情不一定必然與血緣聯繫在一起。

嘎子排行老五,1999年被“撿”回家。他説自己從未感到過被區別對待,也沒感到和父母的關係有什麼特別之處。在22歲的年紀,困擾他的事情裏,沒有“身世”這一項。

真正讓他難以釋懷的,是自己的“缺陷”。

他和貝貝,還有後來進家的白胖、可心,都患有先天性唇腭裂,這很大可能是他們當初被遺棄的原因。後來兄妹幾個都做了手術,也留下了痕跡。

上學時,嘎子受不了別人看他的眼神,總覺得有人在笑話自己。他不斷轉學,希望能隱藏在陌生的環境裏。

現在,他成了家裏最在意自己形象的人。9月的一天,即使在家他也要穿上講究的衣服,白色T恤、灰色棉質運動褲都經過熨燙,腳上的白球鞋擦得像嶄新的,鞋帶要係得儘量對稱。

李鳳月笑話他“臭美”,轉過身,她又心疼起兒子,後悔當年沒能給他們找更好的醫生,做更完美的手術。

在家庭內部,回避與“身世”有關的一切話題已經成為一種默契。孩子們都確信,“討論那些沒有任何意義”。

但只要走出家門,他們就不得不面對自己的“與眾不同”。

中專畢業後,嘎子到北京找了份送快遞的工作。最近他交了女朋友,對方是那種“很正常的家庭”。為了掙更多錢,他成為配送站裏每天工作時間最長的員工。但這仍無法減少他的不安,他不敢想像女朋友真正見到他家庭的那一天,“一般人應該都接受不了吧”。

可心是2002年第三個進家的孩子,也是申敏夫婦領養的孩子裏,唯一的女孩。

到了小學高年級,她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特殊身份。有幾次放學時,申敏在學校門口接她,那時申敏已經60多歲,不知情的同學總會告訴她,“你爺爺來接你了”。

她沒有糾正過這個簡單的錯誤,而是把它壓在心底,不願跟任何人提起。有時,朋友只是尋常地問起她的家庭,也會無意間傷害到她。

她討厭“棄嬰”這個詞,更討厭這個身份,以及一切因此投向她的目光,包括同情。

很多時候,她都困在自己的身份裏。父母對她越好,她越感到愧疚。

“如果沒有我們,這個家會過得比現在好。”她聲音低沉,露出不該屬於這個年齡的愁容。

事實上,她很難説出“家”的含義,但在外面受了委屈,她會給媽媽打電話,狠狠哭上一頓。去年夏天,工作不久的濤子給她交了中專學費。

過年時,十幾個兄弟姐妹和父母圍在一起包餃子,是她最安心的時刻。

現在,孩子們都大了,分散住在診所和院子的各個房間裏,平日很少在家。大鍋飯也停了,即使假期有孩子回來,每個人都各自解決吃飯的問題。

他們就像風箏,飛得再遠也被線扯著,原點就在這間院子。無論有多忙,嘎子都會抽空回家住上兩天,父母年紀大了,他放心不下。

去年,堂屋的墻舊了,白胖買回油漆,一個人把三間屋子重新粉刷了一遍。眼看大專就要畢業,談到未來,他確定自己不會去離家太遠的地方,那會讓他心慌。

相片

8月的最後10天,李鳳月一家幾乎是在花生地裏度過的。她不再適合幹重活兒,但今年雨水多,家裏的4畝花生已經成熟,眼看就要生芽。她捨不得雇人,這塊地是家裏12口人的重要收入來源,她要榨出每一顆花生的最大價值。

可心和白胖放暑假在家,加上老二媳婦,家中不缺勞動力。這幾日,她每天早上5點出門下地,等到太陽曬得脖子微微發燙,孩子們就帶著早飯,拖著一個戶外遮陽傘出現在了她身邊。

傘就斜放在地上,一家人圍在一起,身邊堆滿拔出的花生秧。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埋頭摘花生,沉默著,時不時拉上幾句家常。空曠的田地上,他們躲在傘下,跟隨光線不斷挪動位置,陰影變短,又拉長。

在宮村鎮,這种老少一同農忙的場面並不多見。從這裡向北9公里,就到了北京的地界。不遠處固安縣城,新城區規整的街道把新建的樓盤分割成塊狀,某個網紅樓盤打出了“半小時雙城生活,一站新機場”的廣告。

西宮村就處在“城市圈”的邊緣地帶上,初秋時節,村子後面的責任田裏,莊稼長勢旺盛,空氣裏飄蕩著玉米半熟的甜味。但更多時候,種地已經不再是西宮村村民的生存之道。在世界上最龐大都市之一的輻射下,他們很早就過上了半市民的生活。

李鳳月一家除外。她和申敏年紀大了,幹不了別的。

太陽落山後,一家人離開花生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第二天,他們需要面對或新或舊的日常——小寶需要有人時刻盯著,冬冬還在上小學。今年的花生賣了7000多元,解決了白胖新一學年的學費。可心在石家莊學習音樂,演奏用的二胡要6000多元,還沒有著落。

在他們家,“收養”仍然是個禁忌詞彙。所有的往事都被封存在纏了四層的塑膠袋裏,那裏有數百張照片,記錄著這個家庭20多年的回憶。

一張照片裏,申敏坐在西屋的炕邊,白胖騎在他的脖子上,大山和濤子各分享爸爸的一個肩膀。可心和白胖搶不到好位置,只能被爸爸的胳膊挎著。

照片裏每個人都張大嘴笑著,沒有一絲愁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