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東部時間8月30日，美國宣佈完成從阿富汗撤軍。這標誌著，美軍在阿富汗長達近20年的戰爭正式結束。與此同時，“9·11”事件20週年將至。

20年來，“9·11”事件産生了哪些深遠影響？和近期美國從阿富汗的撤軍，二者有何內在邏輯關聯？美國又發生了什麼變化？

就此，新京報新京智庫對話現居華盛頓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美國中國問題和外交事務專家李成博士。

布魯金斯學會是全球綜合排名第一的智庫，對美國政界、業界對華態度與策略具有重要影響。

李成是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百年來首位華裔主任，對中美兩國的政治與社會都有著深刻的理解。

美國人的優越感受到空前挑戰

新京智庫：美國從阿富汗的撤軍顯得倉促。有人認為，阿富汗是美國“民主實驗”的失敗，還有人説阿富汗慘敗標誌著“美國世紀”的終結。對此，你怎麼看？

李成：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道理，這也是美國一部分人的看法。但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比較狹隘，有一定的誤導性。

就第一個觀點而言，首先，美國20年前出兵阿富汗的主要原因，其實與民主無關。當時出兵的動機主要有兩個，首先是美國遭受了“9·11”襲擊後的強勢反應，是為了剷除恐怖主義分子的大本營或保護所。這是最主要原因。

其次，是因為阿富汗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重要性。這是美國在亞洲擴大勢力範圍的必爭之地。控制阿富汗這個位於西亞、南亞、中亞交匯處的戰略要地，是能夠幫助美國進行大國博弈的制高點。

隨著美軍對阿富汗佔領曠日持久，尤其是後面十年，改善人權狀況、保護女性權益等成了繼續佔領阿富汗的附加理由。其中，有的理由可能只是藉口。儘管美國在對外關係中時常有理想主義者的聲音，但這只是決策者中的少數。

現在，阿富汗的局勢劇變，美國本土安全又將面臨重大挑戰。

至於第二個觀點，其實，人們已經不是第一次提出“美國世紀”的終結。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及近年來美國國內政治的諸多亂象和危機，包括新冠疫情的失控蔓延等，使更多的人認同“美國世紀”的終結或“美國衰落論”。

在美國本土如此，在海外更明顯。但是，一個國家的衰落或崛起，從來都不是直線性的。比如，英國是個老牌帝國，在所謂“美國世紀”之前，有一個所謂“英國世紀”。英國後來雖然衰落了，但到現在為止，英國仍然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世界強國。

一個國家戰略或政策的正確與錯誤，一個國內外偶然事件的發生，都可能會改變歷史的進程。

美國現在無論是在經濟、金融、軍事，還是科技領域，仍然佔據世界首位，在教育和文化領域也實力雄厚。所以我認為人們必須在大框架或者大前提下，來分析或評估“美國世紀”的終結與否。同時，也要看到，衰落和崛起是一個相對動態的概念。

當然，美國衰落的説法並非空穴來風。從經濟上來講，與1960年相比，美國現在的全球經濟份額下降了近50%。這是個巨大變化。許多經濟學家預測中國GDP將在2028年超過美國；由於新冠疫情，這個時間已經並可能還會提前。

新京智庫：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也許不能由此得出“美國衰落論”，但這對於美國而言的確是一場敗局。這對美國會産生哪些影響？

李成：20年的阿富汗戰爭以失敗告終，尤其是拜登政府倉促、不負責任的撤軍，對美國而言，這是在軍事、戰略、外交、政治、道義和心理上的重創。這也是今天許多美國人的共同看法。

美國位於北美洲。太平洋和大西洋將其與其他幾大洲隔開，而鄰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比較友好的，這使得美國擁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這個地理優勢帶給美國人一種天然的安全感。

然而，近20年來，“9·11”等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包括近兩年的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等災難，都使美國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優越感和安全感逐漸消失。這種心理上的傷害是極大的。

儘管從阿富汗撤軍，對美國本身而言也許是明智的，但不管從美國本身角度講，還是從其他國家觀察的視角來講，近一個月在阿富汗發生的災難，會加深美國社會對自身國力的焦慮感、失落感和危機感。這可能導致兩個連鎖反應。

一是這種心態可能會導致拜登政府在外交事務中錯上加錯。實際上，拜登這次處理阿富汗問題就是一錯再錯。

二是會導致反對勢力，尤其是共和黨的右翼好戰勢力，推動鷹派外交政策。有很大概率美國的鷹派政客會加速崛起。此外，鷹派政客的持續抬頭，也會拋棄過去一些年來尤其是前總統特朗普信奉的美國優先、內政至上的觀念。實際上，拜登政府撤軍，也反映了一種外交服務內政的心態。

阿富汗撤軍對美國政壇和民眾心理的衝擊，再加上國內政治惡鬥的驅動，可能意味著在海外有更多的衝突和新的戰爭，所以我們現在處在這樣一個非常糟糕或者危險的境地。美國是這樣，其盟國也是這樣，世界處於這樣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局面。

“9·11”是美國歷史的重要拐點

新京智庫：“9·11”20週年將至，這個日子對於美國而言非同尋常。怎麼評價這20年裏美國地緣政治和全球戰略的調整？

李成：“9·11”是美國歷史上重要的拐點。“9·11”成為美國人劃分歷史記憶的分水嶺或分界線。即使美軍在阿富汗慘敗很重要，但還是不如“9·11”這個分界線重要。

首先，阿富汗戰爭與“9·11”是密切相關的。“9·11”不僅是歷史記憶，同時，這一事件也帶給美國乃至世界各國一連串的思維、認知、行為、規則上的巨大變化。

舉一個例子，“9·11”前，在美國國內坐飛機是不用看身份證的，也幾乎沒有安全檢查，現在的年輕人根本難以想像這種情況。

“9·11”後，這個情況完全改變，各種檢查都出現了。而且，不少美國人開始用懷疑的眼光來看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信徒。這種恐懼和觀念上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

當然，更重要的變化是美國地緣政治和全球戰略的重大調整。

小布希剛當總統時，美國的主要對手，第一個是伊拉克，第二個是俄羅斯，第三個是中國。

“9·11”事件徹底改變了小布希總統的戰略思維和佈局。美國當時的當務之急變成了對付恐怖主義組織。2001年後的十餘年中，反恐成為美國安全戰略的重中之重。

“9·11”也促使美國創建了一些全新的政府機構，如國家安全部和國家反恐中心。隨後兩個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都跟“9·11”直接有關。

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在過去的20年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年來美國本土幾乎沒有再遭到外來恐怖分子的襲擊。

新京智庫：“9·11”後近20年裏，美國的安全戰略也有過波動。從阿富汗撤軍，是否成為其安全戰略再一次調整的新標誌？美國現在的主要對手有哪些？

李成：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的。2018年前後，美國戰略部門再一次改變了地緣政治和全局戰略框架，也就是不再將恐怖主義組織和所謂的“流氓國家”當作國家安全或者外交的重點打擊對象，而是把與地域大國像中國、俄羅斯的競爭又放到了第一位。

從阿富汗撤軍，無疑是這一戰略重心轉移的重要部分。當然這裡也有我前面提到的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因素，包括“內政至上”的考慮。

我認為，不管是特朗普的共和黨政府，還是拜登的民主黨政府，如果把中國認定為敵人，實際上是再一次出錯，又一次找錯敵人。其實，美國的敵人不應該是中國，而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比如新冠病毒、氣候變化的挑戰、核擴散的威脅，以及海內外的恐怖主義分子。

但是很遺憾的是，目前這種聲音，包括我的觀點，在美國並不佔上風。在美國，對中國的恐懼和妖魔化仍然有增無減。

“9·11”完全顛覆了戰爭思維模式

新京智庫：“9·11”不僅僅影響美國，也影響了世界。“9·11”事件20年以來，對全球帶來哪些重要影響？

李成：“9·11”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我想著重講三個方面。

第一，“9·11”完全顛覆了戰爭思維模式。以往的戰爭，主要是發生在軍人和軍人，或者國家與國家之間。“9·11”改變了這個模式。1999年，兩位退役軍官出版的《超限戰》，就談到這種不對稱的戰爭。

超限戰不存在戰場與非戰場的區別，可以是職業軍人之間的對抗，也可以是民間個人或群體之間或對國家的對抗。

“9·11”事件，19個阿拉伯人，用了19張商務艙機票，就給超級大國美國帶來災難性的重大傷害。這是典型的超限戰。

近些年來，戰爭的形式又發生了新變化。機器人和無人機的廣泛使用，尤其是人工智慧的突飛猛進，又一次改變了戰爭態勢。

所以有人説，戰爭的形式，過去是人與人的戰爭，後來發展到人與機器的戰爭，現在正在走向機器與機器的戰爭。

這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化，並非只出現在科幻電影裏，而是正在我們面前開始顯現，這是非常可怕的前景。

當前，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在海外的很多戰爭，有相當高的比例是機器人在打。這些是對人類社會理性、智慧、倫理的根本性的挑戰。

第二，“9·11”事件為中國贏得了近20年的快速發展機會，中國的建設有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我想用一些具體數字來説明這一發展變化。2001年，中國GDP全球排名第六，位列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之後，當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是美國的12%。今天，中國GDP是世界第二，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美國的71% （有的研究報告認為是75%）。中國GDP預計將在數年後超過美國，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經濟實力轉移。

世界經濟版圖在迅速發生變化，其中，中國的日漸強大是一個重要內容。但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就沒有這一切。所以，這段歷史告訴人們，和平是多麼珍貴。

第三，恐怖主義的標簽被濫用或者被過度政治化，在這方面，西方有著明顯的雙重標準。

哈佛學者亨廷頓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文明衝突論”雖然有很大爭議，但卻對美國外交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這種理論認為，冷戰後的國際衝突不是發生在國家之間，而是發生在文化之間， 發生在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

亨廷頓還明確指出，這種文明衝突也包括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對西方文明的挑戰。

對“文明衝突論”，我是不認同的。這一理論有意無意地將不同政治文化間可以理解的爭議和可控的矛盾擴展成難以調和的、無休止的仇恨和對抗。

新京智庫：為什麼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其他文明持有偏見？

李成：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如果總是持西方文明優越感，這些國家和其民眾就很難客觀看待其他文化或者文明，並在真正意義上接受並推崇多元文化，以尋求文化間的對話和交流，促進人類社會的共同進步。

同時，美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目前，美國的18歲以上人群，白人已經不到一半。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現在美國已經沒有一個種族佔絕大多數。

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會對其國內人口結構變化産生恐懼。這也可以説是“文明衝突論”的內化。

拜登在外交上沒有緩和對抗

新京智庫：拜登履職美國總統已超過半年。你如何評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施政表現？

李成：拜登上臺時，實際上他強調執政的重點是美國內政，而不是外交。他也提出了維護和改善中産階級的利益是重中之重，外交要服務這個當務之急。

拜登政府提出的4個議題很明確：控制新冠疫情，改善經濟，緩和國內種族矛盾和重視氣候變化。我認為這些舉措都是必要的。

但是，拜登和他的團隊在具體操作上，一直是南轅北轍。在國際事務當中，儘管他們確實改變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和單邊主義，加強和同盟國的關係。

但同時，拜登在外交上不是在緩和對抗和衝突，而是四面樹敵。他沒有把更多的資源和重心真正用在國內，可謂敗筆纍纍。尤其是與中國的關係上，不僅沒有好轉，而且是繼續惡化。

新京智庫：拜登的支援度下降了不少。最近美國又出現新一波疫情，拜登政府的防控政策有效嗎？

李成：在疫情防控上，拜登政府下的CDC（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對於戴口罩的政策是朝令夕改。這也是出於政治目的，急於要成功，沒有有效避免或控制目前美國第4波疫情的流行。

現在美國平均每天有15萬人感染，有1000人死亡，尤其是兒童的感染比率和重症比例在迅速增長。

美國有的地方已經開學了，如果感染趨勢繼續上升，可以想像，拜登政府遭到的批評將會有多大。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他不僅沒有得分，而且目前失分非常嚴重。

另外，美國現在通貨膨脹也嚴重。美聯儲説通貨膨脹是暫時性的，但人們越來越關注這個“暫時性”到底要維持多久。這也加劇了人們對經濟前景、貧富差距的擔憂。

拜登的支援度在迅速下降。尤其因為阿富汗戰爭和新冠疫情，他現在的認可率已經低於不認可率。日後拜登政府高層官員辭職，應該説是大概率事件，雖然還不知道誰會先辭職。

2020年大選，特朗普敗給了拜登，但“特朗普主義”還在，甚至特朗普也有可能捲土重來。在共和黨高層，那些批評特朗普的人已經被邊緣化了。

這也反映了美國政治的撕裂，矛盾的激化。這些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美國一年後的中期選舉和2024年的大選，同時也會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拜登的“中國戰略”遲遲難推出

新京智庫：有人認為，撤軍阿富汗是由於拜登政府準備將美國的注意力集中于太平洋西岸，順便騰出手來應對中國。是這樣嗎？

李成：這個説法有一定的道理。當然，口頭説的並不一定是真正做的，不説的也許正在做著。美國一些高級官員甚至總統講的並非一定是深思熟慮的戰略或政策，有的言論往往是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或藉口。所以人們對這個問題最好不要輕易下結論。

不過，一些細節值得注意。拜登曾經準備推出一個中國戰略，但遲遲推不出來，因為有很大的難度，而且弄得不好是會失分的。

現在，美國地方政府，民間團體，以及學校和研究機構，更不用説業界和華爾街，很多想跟中國繼續合作，而不是脫鉤。

新京智庫：美國政府是否會聯合同盟國，再步入新“冷戰”？

李成：美國想跟同盟國搞好關係，以制定一致的對華強硬政策，但是很多同盟國對此有保留。許多國家更看重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所以美國與這些同盟國內部也有矛盾，不是鐵板一塊。

另外，對美國和同盟國而言，對華政策中的一個重大挑戰是意願和能力的矛盾。而建立反華陣營最大的障礙是美國的同盟國，包括法國、德國、英國，也包括東亞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如南韓和新加坡，這些國家不認同回到冷戰式對抗的戰略。

美國在阿富汗撤軍以後，阿富汗的問題遠遠沒有完結，國際社會和各個大國都有合作的需要。

有些持有中美零和博弈觀念的人認為，美國在阿富汗的慘敗將給中國帶來好處。

美國陷入困境和內亂，對美國的不利自然遠遠大於對中國可能的不利。但是，美國實力、影響力和心理上受到了重大打擊後，會導致鷹派勢力的上升並使決策者在外交事務當中表現得更為激進、強硬，急於得分求成，甚至鋌而走險。

因此，一個內部撕裂、自信受到挫傷的，而又急於走出困境的超級大國，對於世界包括中國都會帶來新的挑戰。這是“9.11” 20年後世界巨變中的一個新局面，也是一個政界、學界和民間值得深思的複雜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