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老兵把一生的話都託付給劇組了，讓他們登上大銀幕是我們主創團隊對他們最高的敬意，我們知道紀錄片有好的票房很困難，投資人、朋友也給我很大支援，他們總鼓勵我‘因為這群可愛的人值得記錄’。”
2013年，中韓雙方達成“在韓志願軍烈士遺骸歸還中國”協議，在2014年至2020年的七年時間裏，七批共716位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的遺骸回到祖國。2021年9月2日，109具中國人民志願軍遺骸、1226件相關遺物，即將返回祖國。
《1950我們正年輕》海報。片方供圖。
紀錄片《1950我們正年輕》將在9月3日上映。上映前夕，導演宋坤儒難免緊張，這部傾注他四年心血的電影終於要面世，裏面承載著26位志願軍老兵對國家的炙熱情感。該片主創團隊也坦承劇組並不富裕，可能會面對低迷的排片、低迷的票房，或許這些離歷史很近的老兵，卻離市場很遠。“紀錄片既然這麼難有市場回報，為何還要堅持在院線上映，承擔更大的風險？”面對新京報記者的這個問題，宋坤儒回答得斬釘截鐵，他説：“這些老兵把一生的話都託付給劇組了，讓他們登上大銀幕是我們主創團隊對他們最高的敬意，我們知道紀錄片有好的票房很困難，投資人、朋友也給我很大支援，他們總鼓勵我‘因為這群可愛的人值得記錄’。”
“我記得片中有位老兵和他的戰友有張闔影，這是他們唯一的合影，後來戰友犧牲了，他就把這張照片折了過去，他這一生就再也沒有打開過。他説，關於與這個戰友的回憶，他不想再打開，也不敢再打開，因為他接受不了。這個人不在了。”抗美援朝，197653名志願軍戰士，犧牲在異國他鄉，回來的戰士，如今他們怎樣了？當年的戰場究竟有多慘烈？在雙方軍力物力懸殊的那場戰鬥中，這些年輕人想的是什麼？《1950他們正年輕》講述了很多不為人知的感動故事。
攝製團隊從2人發展到15人
確保老兵在舒適的環境下講述
從1950年10月19日那一天開始，百萬中國青年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戰場，把威脅擋在了國門之外，他們有的人回來了，有的人永遠留在了那片土地上。在宋坤儒看來，《1950他們正年輕》不僅僅是一部電影，它更多的是對那段崢嶸歲月的回憶，也是無數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老兵們譜寫的青春讚歌，因此，他將片名注解為年份，在那個年代，老兵們“正年輕”。對於宋坤儒來説，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契機是偶然的，很早之前，他關注並拍攝關於抗美援朝英雄的短片，在過程中接觸到很多抗美援朝的老兵，拍攝之餘和他們聊天，非常感動。他萌發了一個念頭，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老人的話給記錄下來，尤其是對抗美援朝，我們擁有的影像素材大都是宏觀的介紹，關注普通士兵的真實素材相對少，於是，出於這個樸素的願望，他開始拍攝老兵，但此時，還沒想到要做成紀錄片。
《1950我們正年輕》劇照。老兵年輕照片。片方供圖。
“我們是2018年6月開拍第一位老兵，然後到2020年的8月份結束了最後一位老兵的拍攝。”最初，宋坤儒的團隊就兩個人，他們從各種渠道找到了一些抗美援朝老兵的聯繫方式，陸陸續續，越拍越多，等拍到2019年底，他們已累積了幾十位老兵的素材，他們兵種不同，參戰時間也不同。“其實跟這些老兵面對面去交流時，我大受震撼，就在想有沒有可能把現場感的素材傳遞出去，這樣是不是應該做部紀錄片。但我本人是劇情片導演，就希望找一些紀錄片導演來完成。但別人給我的反饋都是訪談形式太單調，既然我得不到外援，只有自己嘗試著做，畢竟我也不是專業做紀錄片的，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因為我真的想拍。” 四年間，宋坤儒四處找投資，找錢難，他説最好用的辦法就是從朋友和親人下手。隊伍漸漸壯大，但團隊最大時就也15人，這些人在攝影、配樂、剪輯等各個崗位上各司其職。宋坤儒説，他們需要找到親歷戰爭的人，講述那段真實的歷史，但並不是外界想的，接近50個人找到後，一天拍一人，是絕對不可能的。他們的拍攝基本都是零敲碎打，聯繫到老兵，先進行采風，與老人建立聯繫、拉近距離，認為可行才進行拍攝，例如有些老兵會反覆拍多次，要保證對方在最舒適的情況下完成採訪。
沒看到電影上映的老兵成導演最大遺憾
幾度想放棄最終咬牙堅持
相較於以往的抗美援朝紀錄電影，《1950我們正年輕》將大篇幅聚焦于“人”，聚焦戰爭背景下的個人命運的呈現。老兵們曾經年輕，曾經也有對未來的各種夢想，一場戰爭讓他們的命運改變了，但他們無怨無悔。片中，有文藝戰士講當年如何入伍，怎樣經歷第一次戰鬥，怎樣趁著夜色潛入敵人的營地為被圍困的戰友們偷年糕，也有炮兵講述怎樣將炮彈射向敵人，過春節的時候就著彈坑積水吃水餃，又是怎樣同生共死，甚至還有影片《奇襲白虎團》的原型講述電影與真實的差別。宋坤儒透露，四川榮軍院1956年的時候，傷殘抗美援朝老兵有兩三千人，到去年，就剩下了9個老兵還健在，他知道能把這些健在的英雄搬上銀幕是種榮幸，也是和時間賽跑，就像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電影的製作時間被迫拉長，片中有些老人已經相繼過世，他們沒能看到這部電影上映，也是宋坤儒最大的遺憾。
《1950我們正年輕》劇照。老兵年輕照片。片方供圖。
“創作過程中無疑是有很多痛苦與困難的，比如放棄這事，不用別人勸我，有些時候我自己就想放棄了。拍到2019年初時，我突然不想拍了，也不想看這些素材，當時的我挺悲觀的，一是沒有投資，要自己拿錢，我們跑了很多地方，差旅是一大筆費用需要自己貼錢。二是對自己的道德審判，有段時間我嚴重失眠，一想到白天拍攝的老兵們的音容笑貌就很痛苦。戰爭已經過去70年了，我為什麼還要用旁觀者的姿態去提出一些問題，讓他們走進那段誰都不想回憶的過去，我的內心很自責，因為我認為我的採訪帶給他們的影響是我不知道的，可能會讓他們不好過，那段時間我不想幹了。”宋坤儒誠摯地向新京報記者剖析自己的內心，但後來他遇到了很多支援他的人，這些人告訴他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碰觸這樣的選題，既然碰了，也堅持了這麼長的時間，是沒有理由放棄的。“無形中，我已經將紀念的責任背在身上了，讓更多人看到、聽到歷史的親歷者講述的過去是種責任，因為那段歷史，需要有人銘記、以史為鑒。”
【專訪】
拍攝時間很緊迫，想為老兵多做些事
新京報：這次拍攝採訪人數一共有多少，素材量有多大？
宋坤儒：我們採訪了差不多50名老兵，拍攝的素材差不多接近80個小時，最後根據多種原因考量，選擇了現在的這26位老兵講述的節選。
新京報：四年拍攝時間很長也很不易，你們是怎麼堅持做下去的？
宋坤儒：想通過我們的努力保留一段國家記憶，我相信每一代年輕人對這些畫面有自己的理解，作為創作者不會去強加一些想法，不希望這個作品強行輸出作者觀點，只想最真實地還原那段歲月。很多觀眾反饋説現在的素材呈現出來的就是熱血、感動、溫情，但我認為這個影片最關鍵的詞是珍貴。去年是抗美援朝70週年，我不敢想像80週年的時候還有多少老兵能留下來，那個時候，很多爺爺奶奶的音容笑貌可能只能留在影像中了。
《1950我們正年輕》劇照。兩位老兵女戰友再次見面。片方供圖。
新京報：電影中有很多資料片，但有些鏡頭用了不止一次？
宋坤儒：因為沒有錢，我們會向相關機構購買，但太貴了。再比如，要追求高品質的畫質修復需要大量的金錢和時間，片中很多資料片段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是後期經過重新修復的。但因為我們資金有限，原計劃修復30分鐘，算了一下，我們的資金只夠買三分鐘的素材。
新京報：所以説，拍這個電影最大的困難是在與時間賽跑？
宋坤儒：整個拍攝過程都處於和時間賽跑的緊迫中，不僅因為拍攝過程中有老兵去世，比如我們第一次採訪老兵後，第二次再採訪他的時候，他的身體狀態和記憶狀態完全不一樣，我們的採訪充滿了不確定性，也深刻意識到拍攝是很重要、很緊迫的事。另外，我們想為老兵多做些事，包括倡議老兵的幫扶組織、退役軍人事務部等相關部門以及民間給老兵們多些實質性的幫助，想通過電影讓更多人關心他們，能夠在他們與這個世界倒數計時的階段，給他們更多心理關懷。
新京報：紀錄片的導演免不了向院線求排片，你會嗎？
宋坤儒：我當然希望院線能多給我們一些排片，也感動於大家給我的寬慰，我明白這部電影畢竟不是一部商業電影，在商業的院線體系內很正常，院線肯定要把資源給能夠賣票的電影，只希望大家多去了解這些為國家、為我們犧牲、付出的人，如果去看的觀眾夠多，相信院線會給我們排片。
《1950我們正年輕》劇照。老兵正在回顧抗美援朝時的資料。片方供圖。
新京報：電影上映後會邀請老兵們去看電影嗎？會收集他們的反饋嗎？
宋坤儒：我們在安排這個事，其實不太建議老人們去影院，因為影院對他們來説刺激性是比較大的，所以會組織他們在所在地的一些小禮堂觀看，刺激就沒有這麼大。其實原計劃在各地的點映中會邀請一些老兵家屬，但因為疫情活動都被取消了，所以我們會將每一位採訪了的老兵的視頻素材做成一個硬碟，將這些珍貴的影音資料珍藏，再送給他們的後代。
新京報記者 周慧曉婉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陳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