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遞中國價值
手握演習“劇本”的美國，為何仍會“引火燒身”，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軍運會上，美國派出的，到底是士兵，還是病毒？8名生物學專家離奇死亡和美國又有著怎樣的關係？諸多謎題，都需要一個答案。
要知道，上演一次的，叫巧合，上演多次的，是慣犯。
泄漏病毒，美國，不是第一次了。
2001年10月2日淩晨，一名叫做羅伯特·史蒂文斯的記者被送往佛羅裏達州的醫院。
在這之前，他已經高燒多日，有些神志不清。傳染病專家在檢查史蒂文斯的腦脊液時發現，他感染了炭疽病菌。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就這一病例召開發佈會，他表示，史蒂文斯在生病前曾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樹林裏徒步旅行，並喝過小溪裏的水。這只是一個孤立的案例，美國民眾不需要為此擔心。
但他的話音剛落，史蒂文斯的一名同事，也被診斷感染了炭疽病菌。病例，並不局限于佛羅裏達州，很快，紐約等地也相繼出現了炭疽病菌感染病例。
短短幾天之內，就有10多人被感染，他們大多都是美國主流媒體的工作人員。
炭疽病菌，是通過什麼傳播的呢？專家們毫無頭緒，直到兩名新增感染者的出現——華盛頓特區一家郵件分揀中心的兩名郵遞員也被檢測出感染了炭疽病菌。
信，成為了溯源的線索之一。
CDC在對多家媒體機構的信件進行篩查之後，發現了兩封帶有炭疽病菌的匿名信。它們都被裝在貼了34美分郵票的信封裏，信封上蓋著新澤西州的郵戳，右上角有一隻鷹的圖案。
當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打開信封之後，第一時間他們就認定，這是恐怖襲擊——信紙上清楚地影印著，“美國去死！”
FBI，開始介入調查。這一查，把美國人嚇了一跳，有兩封信件被檢測出了炭疽病菌，而這兩封信的收件人分別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達施勒、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帕特裏克·萊希。
那一天，美國參眾兩院被迫關閉，白宮的郵件投遞被停止，就連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都被迫離開。
要知道，不到一個月前，美國剛剛經歷了“9·11”恐怖襲擊事件，“9·11”事件未平，信件投毒事情又起，臉上無光的FBI，發起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調查。
但最先給出“調查結果”的，不是FBI，而是美國媒體。
一名叫做朱迪思·米勒的記者在自己的新書《細菌：生物武器與美國的秘密戰爭》中提到，伊拉克可能是兇手。
緊接著，一位匿名的中央情報局消息人士向《華爾街日報》證實了這一消息。
三天后，有記者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薩達姆和他那該死的蟲子必須離開。”
一週後，又有消息人士告訴美國廣播公司，專家在寄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達施勒的污染信件中發現了一種添加劑，而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能生産這種添加劑，其中一個，是伊拉克。
到10月29日，美國廣播公司的“可靠和獨立的消息來源”增加到了4個，其中有一個是伊拉克“叛徒”。
很快，伊拉克就成了眾矢之的。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警告伊拉克，如果伊拉克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恐嚇其他國家，那伊拉克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一個猜測通過輿論的發酵變成了伊拉克身上甩不掉的標簽。朱迪思·米勒，為何能一呼百應？譚主搜索她的相關資訊後發現，這似乎是一場設計好的“定罪”活動。
四個月前，美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舉行了一場名為“黑暗冬季”的生物戰爭模擬演練。
演習的內容，是恐怖分子從2002年12月開始在美國投放病毒，要命的是，由於沒有相應的應急預案和足夠的疫苗，演習的結果是，幾週之內，美國有上百萬人喪生。
類似的演習，美國舉辦過不少。但這場演習的某些細節，卻十分蹊蹺。
劇情的設定中，虛擬的電視公司向美國民眾宣佈，“儘管沒有極端組織宣佈對此次事件負責，但美國有關方面已經從一名伊拉克‘叛逃者’嘴裏得知，伊拉克向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提供了相關技術，以發動此次襲擊。”
一般來説，這種恐怖分子投毒的設定，就是個無關緊要的背景資訊。但美國在此次演習中，卻很明確地設立了“敵人”一角。
這些敵人將病毒附在信中，寄往多處。就連美國國務卿，都被感染。他們還在信中威脅道，“馬上會發動炭疽攻擊。”
這一幕是不是有些眼熟？這次演習的推進和現實中恐怖襲擊的發展過程高度相似，可謂是相當巧合。更為巧合的是，參與這次演習的人中，赫然就有朱迪思·米勒。
一場生物武器襲擊的演習，專門邀請一位記者參加，顯然不是組織方隨意之舉，這其中的用意不得不讓人懷疑。
我們再回到現實，隨著伊拉克相關的“有罪推定”報道不斷發酵，小布希多次在不同場合表達了要發動對伊拉克進行“反恐”戰爭的觀點。這一戰爭最終於2003年3月20日打響。它的直接導火索，仍舊和朱迪思·米勒有關。
▲威脅及應對：伊拉克人；美國稱薩達姆加緊尋求原子彈零部件
2002年9月7日，朱迪思·米勒援引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和“美國情報專家”的消息稱，美國截獲了伊拉克用來製造核武器的金屬管。她還聲稱，美國政府官員注意到，伊拉克近幾個月“正在全球範圍內採購核原料來製造原子彈”。
伊拉克戰爭打響後，朱迪思·米勒又發佈了一篇報道，聲稱已經在伊拉克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實際情況如何，大家都一清二楚。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和朱迪思·米勒一起合寫報道的人，叫做邁克爾·戈登。新冠病毒從武漢實驗室泄漏的虛假報道，他是作者之一。
生物武器襲擊、高官被感染、基地組織、伊拉克、叛徒、記者，至此，“黑暗冬季”的所有元素，在現實中，都真實上演。
在以朱迪思·米勒為首的媒體人報道的沖刷中，仇恨與憤怒，多過理性與思考，以至於很少人注意到，FBI的調查顯示，信上的炭疽病菌，有獨有的編號——“RMR-1029”。
RMR-1029，對應的是德特裏克堡裏的一個器皿，它裏邊儲藏的，是一種叫做“艾姆斯”的炭疽菌株。
這一菌株最初是從得克薩斯州的一頭牛身上分離出來的，隨後被送往德特裏克堡進行研究與開發，後來，這一菌株被分發給至少15個美國境內的生物實驗室與6個海外研究部門，用反恐專家的話説，“這是美國本土的産物。”
在進行了前期調查後，FBI圈定了嫌疑人的範圍：一名成年男子，他所從事的工作幾乎不需要和公眾或其他同事接觸，可能供職于實驗室，習慣與高度危險的物質打交道，且有著一定程度的科學背景。
但這樣的範圍太過於寬泛，FBI的調查遲遲沒有進展，壓力之下，FBI將目光放在了一名叫做史蒂文·哈特菲爾的生物武器專家身上。
原因，是他曾經寫過一份關於恐怖分子發動炭疽郵件襲擊可能性的報告。FBI在第一時間發起了對史蒂文·哈特菲爾的監控。但兩年過去，FBI一無所獲，哈特菲爾，不是兇手。
在投入了“60萬小時的調查工作”和“超過1萬名證人的面談”後，案件毫無進展。調查，似乎要推倒重來。FBI把目光，鎖定在此前從未懷疑過的布魯斯·埃文斯身上，他是“RMR-1029”的第一負責人，也是德特裏克堡最為權威的炭疽專家。
FBI在調查後發現，埃文斯有著極強的作案動機——這和他的研究緊密相關。
上世紀90年代，出於防護需要，美軍要研究新一代的炭疽疫苗，而埃文斯，正是研究人員之一。他當時就職于德堡內的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
正當埃文斯研究進入關鍵時期，傳染病醫學研究所，沒錢了。相比于資金的捉襟見肘，更讓埃文斯失望的，是美國政府對新一代炭疽疫苗重視程度的下滑。
他在2000年6月28日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很明顯，政府正在準備停止這一項目，我們可能會被解雇。”
長期的沮喪和焦慮，也讓埃文斯有了一種“尋求報復的衝動”。種種資訊，都讓FBI判定，埃文斯極度偏執。
更為重要的是，埃文斯也沒有“不在場證明”——炭疽攻擊的前兩個月，埃文斯深夜獨自待在實驗室的時間，比過去一年加起來都多。
2008年7月27日，得知自己即將被捕的埃文斯服用大量止痛藥自殺。一個月後，FBI宣佈埃文斯為炭疽攻擊案唯一嫌疑犯。
栽贓伊拉克的目的已經達到，FBI為何仍在調查，“追求真相”？
事實上，伊拉克有沒有生物武器，FBI很清楚。當民眾回歸理性，謊言，無法被掩蓋，所以，FBI的調查，不得不繼續。
而埃文斯死後，FBI不需要再去解釋這些蹊蹺之處，對於他們來説，案件到了這兒，畫上了一個句號。
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迅速給出了回應，推出了“生物盾牌計劃”。該計劃資助多個實驗室研發對抗炭疽和其他“威脅因素”的疫苗或解毒劑。
《科學美國人》也曾提到，炭疽攻擊事件，引發了美國政府對打擊生物恐怖主義的重視，當年，相關的研究資金高達410億美元。
埃文斯事件，又讓美國政府有理由加大對生物實驗室的投入——對於美國政府來説，一舉多得。
但是埃文斯的死，確有懸疑。
美國國家科學院委員會出具的一份報告顯示，培育炭疽病菌所需的時間是8000多個小時，儘管埃文斯曾多日在實驗室中過夜，但他也不可能在同事們不知情的情況下準備好炭疽病菌。
只是死無對證，真相，仍在被掩埋。
誰也沒有想到，案件的關鍵線索，會出自一份英國記者邁克爾·史密斯披露的秘密文件。
這份名叫“唐寧街備忘錄”的絕密文件顯示，小布希政府很早就在制訂和審議一項計劃，讓入侵伊拉克的理由變得“合法”。
這項計劃的核心，是用炭疽襲擊，證明伊拉克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支援恐怖主義。
炭疽攻擊，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的一齣好戲。
代入美國政府的角色，譚主重新梳理了那一場炭疽攻擊案，背後的複雜程度，遠超譚主的想像。
美國監督機構“司法觀察”的調查報告顯示，在第一例炭疽攻擊病例被發現前一個月，白宮工作人員已經開始服用一種叫做“環丙沙星”的強效抗生素，它的作用之一，是炭疽病菌的預防與治療。
而當這件事已經眾人皆知時，10月15日，華盛頓一家專門報道國會山立法和政治活動的報紙《點名》在其頭條中寫道，“國會山面臨炭疽病菌威脅。”
當天傍晚，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達施勒的助手，打開了一封帶有兩克炭疽芽孢桿菌孢子的信件。第二天，FBI在一個被扣押的郵袋裏，發現了還未打開的寄給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帕特裏克·萊希的炭疽信件。
為什麼是這兩個人，譚主搜索了那一個月中，有關他們二人的報道。發現他們在共同反對一項法案：《美國愛國者法案》。
這一法案延伸了恐怖主義的定義，美國政府的很多行為，不再受許多司法程式的約束。
湯姆·達施勒和帕特裏克·萊希都認為，這一法案賦予了行政部門前所未有的權力，相應的，他們都提出了反對意見。
但有人對他們的反對，很不滿意。
早在9月25日，小布希和切尼就公開表示，為了贏得這場戰爭，我們必須確保執法人員擁有必要的工具。法案，必須要在10月5日之前通過。
湯姆·達施勒和帕特裏克·萊希，一度頂住了壓力。但與此同時，另一種情緒，開始在美國社會蔓延——對生物攻擊的恐懼。
“9·11”事件僅僅三天后，時任美國副總統切尼就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採訪時表示，美國很有可能遭受下一次襲擊，形式可能是生物攻擊。
不久後，《華盛頓郵報》也發出警告，炭疽病菌是威脅之一。與此同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臨時開始播放一部系列劇，劇情，涉及使用炭疽病菌對美國進行有計劃的恐怖襲擊。
整個美國社會，都籠罩在對炭疽襲擊的恐懼之中。當炭疽攻擊事件真正發生後，湯姆·達施勒和帕特裏克·萊希，再也無法阻擋這種憤怒的情緒。
十天后，參議院以98票對1票通過了《美國愛國者法案》。第二天，小布希總統將其簽署為法律。
要知道，早在事件爆發的第二天，小布希就曾會見國會領導人，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決議。儘管湯姆·達施勒原則上同意，但當他拿到了這項決議時，還是對決議的廣度感到吃驚。
它給美國總統開了一扇門，讓其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打擊他認為有能力發動襲擊的人。
這明顯超出了總統的權力範疇。但支援者，都在用同一個理由回擊——現在的美國，處於戰時狀態。
面對這種説辭，喬治城大學的法學教授尼爾·卡特亞爾就表示，這會導致權力的濫用。
種種事情的起因，在2000年。那年9月，一個名為“新美國世紀計劃”的新保守主義智庫，發表了一份名為《重建美國防禦》的報告。
這份報告的起草人，幾乎都是美國新一屆政府的高官。與其説這是一份智庫報告，不如説這是一份“施政方針”。報告的主題，是建立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所有其他國家都應該屈服於美國的領導和意志。
目標，很清晰。手段，也很直接——加強對中東石油的控制，以油治歐、以油治亞。
在這份報告中，有這樣一句話，“把生物戰，轉變為一種政治上有用的工具。”
有些事情的發生，看似不可理喻，但實際上，都是有跡可循。
在這份報告中，提到了四次“聯合國”，其中有三次，都是否定和輕蔑的。“安全”一詞，被提及94次，但“安全理事會”一次也沒有出現，同樣，“國際法”一詞，也沒有被提及。美國的真實想法，早已顯露。
多年之後，有研究人員重新評估了炭疽攻擊事件，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行動的一部分，有效地煽動了公眾輿論，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以明顯虛假的藉口發動了戰爭”。
很顯然，他們認為，為了達成發動戰爭的目的，美國政府主動泄漏了炭疽病菌。
在泄漏病菌這方面，美國，已然是慣犯。
而今，這個慣犯，該接受世人的調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