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一場沒有硝煙的決戰在共和國經濟戰線上悄然打響。

針對猛烈的物價上漲,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週密部署,上海等地國營糧食公司遵令將緊急調運來的米麵連續拋售。暴漲的糧價突然穩定下來,囤積居奇者措手不及,只得蝕本出貨。趁跌價,國營公司又購進大批物資,為進一步平物價、穩市場作準備。至此,投機資本遭受毀滅性打擊,再也不能興風作浪。

沒有什麼比抑制通脹,更能讓新的執政黨迅速贏得民眾的支援。成功穩定物價、穩步統一財經、理順市場環境,不僅為新中國成立前後出現的4次物價大波動畫上句號,而且徹底扭轉了國民黨政府持續12年之久的惡性通脹局面。到這時,那些曾經認為“共産黨軍事上打100分,經濟上打0分”的資本家才真正服氣,相信中國共産黨能夠管理經濟了。

新中國宣告成立,新的歷史紀元開啟,但嚴重財政經濟困難是事關新生政權能否鞏固的全局性問題。面對這個大考,中國共産黨在不長的時間裏,成功平抑了物價、統一了財經。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陳雲同志興奮地説,“只此兩事,天下大定”;毛澤東同志則評價道,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

新中國的經濟治理,就這樣起筆于“滿目蕭條百廢待興”的“一張白紙”,起步于“瀕臨崩潰邊緣”的“漏舟之中”。在一窮二白中奮起直追,在爬坡過坎中不懈探索,在革故鼎新中實現跨越,在擁抱世界中謀劃大同……一代代中國共産黨人,從嘉興南湖紅船上尋找光明的擺渡人,一步步成長為駕馭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領航者。他們矢志不渝、團結奮鬥,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進程、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格局。

從1949年至2020年,百姓“米袋子”充實起來,糧食産量從2263.6億斤提高到13390億斤,每人平均佔有量實現翻番,徹底粉碎“中國共産黨解決不了人民吃飯問題”的臆斷;“錢袋子”鼓了起來,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從49.7元增長到32189元;“安居夢”圓了起來,城鎮每人平均住房建築面積從8.3平方米增長到近40平方米;“小康夢”觸手可及,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書寫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之際,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成為世界之問;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如此規模、如此速度實現大國崛起的“中國密碼”,成為時代之思。破解世界之問、回答時代之思,既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也是為了增強開拓前進的智慧、勇氣和力量,使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贏得更加光明的未來。

以初心使命的責任擔當,明確經濟治理根本方向

1921年7月的一個晚上,上海法租界石庫門住宅裏,中共一大悄然召開。懷揣理想的早期共産主義者,通過了《中國共産黨綱領》,在經濟方面主張“消滅資本傢俬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産資料,歸社會公有”。

1945年6月,在陜北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中共七大通過新黨章,明確指出“中國共産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劉少奇同志指出,這“將是一個能確保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獲得勝利和解放的黨章”。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領土完整、民富國強、自尊自強、世界尊敬。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卻預言,共産黨政權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它必然會因此而垮臺。毛澤東同志回應道:“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説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達到自己的目的。”

2017年10月,北京人民大會堂,黨的十九大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寫入黨章。歷經抗爭、奮鬥與崛起,中華民族早已徹底告別屈辱沉淪。現代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與5000年曆史交相輝映,燦爛光華,繁盛如夏。

“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習近平總書記深刻而凝練的總結,是歷史的回聲,也是時代的號角,穿越激蕩100年,響徹壯闊新時代。

光榮之路發端于艱辛探索。守住初心、擔好使命,發展是硬道理。但是回望歷史,一個文明古國要獨立、自強、實現發展,是選擇近代西方文明標定的框架?還是開闢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汲取先進理論的營養、紮根本國國情的土壤,新中國在恢複國民經濟、完成“三大改造”後,義無反顧地選擇社會主義制度、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1956年9月,黨的八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到1957年底,“一五”計劃各項指標大幅度超額完成,形成中國近代以來引進規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大的工業化浪潮。全國人民意氣風發投身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熱氣騰騰的社會主義建設,經濟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作為一種保護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將曾經四分五裂的國家凝聚起來;作為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中國共産黨將一切勞動者和愛國者的力量集結起來。但是,在中國這樣的獨特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並沒有先例;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當時“並沒有完全搞清楚”。

猶如攀登人跡未至的高山,必須披荊斬棘、開通道路。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也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受嚴重挫折,又在改革開放洪流中釋放了卓越的發展能力。我們黨以巨大的勇氣、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信念,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群眾的支援,實現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歷史轉折,迅速地、大規模地推動著這個東方古老大國實現工業化、走向現代化,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寬廣道路奮勇前進。

越是偉大的事業,往往越是充滿艱難險阻,越是需要開拓創新。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們之所以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繼續創造發展奇跡、續寫歲月榮光,歸為習近平總書記總結的那一句話:“中國人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以科學理性的戰略判斷,確定經濟治理思路格局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客觀形勢發生變化,就要審時度勢,及時調整戰略部署。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洞察時代特徵和國內外大勢,作出了一系列事關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事關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決策。

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産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不能説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同時告誡人們:“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

由此果斷處理了黨和國家面對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導黨和人民劈波斬浪,創造了驚天動地的發展奇跡。

歷史反覆證明,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認識把握經濟規律,對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趨勢性特徵進行全面分析,從形態描述、總結規律、判定方向三個方面層層遞進,作出“三期疊加”“經濟發展新常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並以此為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出發點,作出“牢固樹立五大發展理念”“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經濟發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等重大決策。在辨析主要矛盾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是結構性而非週期性的基礎上,宏觀調控保持定力,不唯GDP論英雄、不搞“大水漫灌”、不打“強心針”,確立了區間調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度擴大總需求,政府、市場、法治要各司其職各盡其用,既要釋放活力,又要防範風險,增強市場信心,穩定社會預期……

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一個全面、系統、適應高品質發展要求的經濟治理理論體系逐漸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正在領航中國經濟巨輪行穩致遠,駛向更加光輝燦爛的前程。

以歷史辯證的思維方式,把握經濟治理關鍵方法

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內容。共産黨人掌握了它,就是掌握了看家本領,掌握了制定正確方針、解決矛盾問題、提高執政水準的方法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回望我們黨的歷史時深刻指出:“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系統、具體、歷史地分析中國社會運動及其發展規律,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不斷把握規律、積極運用規律,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的確,無論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提出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到進行艱辛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再到新時期實行改革開放;無論是從創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到“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再到“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根源於對當時的社會存在的深刻分析和科學判斷,實現了對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

為什麼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判斷?因為物質生産始終是社會生活的基礎。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産力”,就是看清了生産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生産力發展是衡量社會發展的帶有根本性的標準。

為什麼反對“唯GDP論”?因為發展自有規律,不能違背規律蠻幹。為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再三強調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率論英雄,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化解産能過剩,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有效解決矛盾中推動了經濟高品質發展。

為什麼提出“將改革進行到底”?因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推動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執政黨要不斷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來推動發展,調整生産關係、完善上層建築就要不斷進行下去。實踐永無止境,改革開放就永無止境,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為什麼堅持“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因為歷史唯物主義群眾史觀認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從而打破了歷史唯心主義英雄史觀。在各個時期,我們黨都緊緊依靠人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改革開放以來,許多改革都是由基層群眾自發推動、自下而上形成的,充分體現了人民主體作用。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義;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動力。

為什麼毫不放鬆理想信念教育?因為辯證唯物主義從不否認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還認為這種反作用有時是十分巨大的。我們黨一直強調理想信念是共産黨人精神上的“鈣”,強調“革命理想高於天”,強調幹事創業要精氣神足,運用的就是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辯證法。以崇高的精神激勵人們為崇高的事業而堅韌奮鬥,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精神力量,是意識能動性的集中體現。

今天的中國共産黨,是在一個有著14億多人口的大國執政。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繁重的執政使命,沒有科學理論思維的有力支撐,怎能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而不斷前進?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善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處理好治國理政中各種複雜利益關係,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係,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不斷在實際工作中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增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才能在大有可為的新發展階段大有作為。

以綜合平衡的穩中求進,推動經濟治理務實見效

“治”,在於把握重大平衡;“理”,在於規範發展秩序。其指向,都是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在經濟治理中,如何處理穩定與增長的關係,歷來是世界各經濟體需要解決的一個最根本問題。

曾經有不少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為了儘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而急於求成,採取增長優先戰略,大量舉借外債或實施通貨膨脹政策,結果卻是經濟在短時間內上去了,不久就出現物價飛漲、搶購風潮、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和政治動蕩等現象。欲速則不達,最終經濟增長也難以為繼。經濟必須在穩定中求發展,這是從無數經驗教訓中得出的重要結論。

新中國成立後,為實現經濟趕超,計劃經濟體制迅速建立起來,生産、分配、交換、消費都按照行政指令展開,高效動員資源流向重工業部門。但是,這並沒有解決經濟增長頻繁波動問題,商品供求不平衡、物價上漲、投資增速過快等問題反覆出現。歷經深入觀察和分析思考,從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係》,到陳雲同志反覆強調“搞經濟不講綜合平衡就寸步難移”,再到一批經濟學家為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問題獻計獻策,改革開放之前的經濟增長儘管歷經波折,但是逐步形成了統籌兼顧、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的經濟治理思想。

改革開放初期,是計劃經濟思想與市場經濟思想的碰撞融合期。直到1992年的春天,鄧小平同志一路南下,發表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到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經濟改革開啟了新篇章。“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獨特模式逐步建立完善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塑了中國人民的生産生活方式和相互關係,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影響著整個世界的走向。

當時,解決了一個問號,還有很多問號: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會不會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非公經濟發展,會不會蠶食社會主義的公平?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效,哪一種給經濟造成波動的風險更大?效率與公平孰輕孰重,怎樣才能實現雙贏而不是雙失?

今天,未來已來,答案已出。順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跡,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過單兵突進的初始階段,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生態文明制度和黨的建設各項制度創新相互協調、相互支撐。遵循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一般規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水準供需平衡,處理好供給與需求的關係;以增強創新創造活力、向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係;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主張,處理好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係……中國經濟航船在一系列重大平衡戰略的指引下,穩穩駛向更深、更遠、更壯闊的海面。

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增長數據,衡量波動度的標準差指標近10年明顯降低,日益平穩。宏觀調控目標也從前些年的“防止經濟出現大起大落”,逐步轉向“實現穩中求進”。對於穩中求進的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穩的重點要放在穩住經濟運作上,進的重點是深化改革開放和調整結構”。從中可見,“穩”為“進”贏得了空間和時間,“進”又提升了“穩”的效果和水準,二者相互聯繫、相得益彰,是做好經濟工作的重要方法論。

2016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上升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中國共産黨用“改革、發展、穩定”的一體觀和系統論指導國家經濟治理,凸顯了保持宏觀穩定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價值,書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最為精彩的又一篇章。

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奇跡,中國共産黨經濟治理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也達到新的高度。沿著這條已經走出的光明大道,我們要繼續前行。在過去100年贏得偉大歷史性勝利的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必將在更廣闊的未來贏得更偉大的勝利!(經濟日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