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寧夏，有兩所“特殊”的高中：它們建在首府銀川，卻專門招收貧困山區的學生；它們不僅免收學雜費、住宿費，還給農村戶口學生發放生活補助；它們首屆招生時，少人問津，甚至還被當成“騙子學校”，但之後其升學率和辦學品質卻躍至全區前列……
近18年來，兩所高中已為寧夏最貧困的西海固地區培養出了5萬多名大學生
大學之前的求學經歷，對於馬世龍來説，就像是一場艱難的“曆險”，而高中無疑是“絕處逢生”。
“小時候家裏太窮，上小學時鉛筆都要用雞蛋去換，還差點因為6塊錢的學費輟學，所以能夠上大學，走出大山就是種奢望。”如今已成為新疆某地市發改部門主要負責人的馬世龍，對貧窮的記憶依然深刻，更難掩對高中母校的懷念與感恩。“説高中是我命運的轉捩點一點都不為過，沒有這些幫助，我可能連大學的門都邁不進去，更別説上北大了。”
寧夏六盤山高級中學，正是改變馬世龍命運的學校。
在寧夏，有兩所“特殊”的高中：它們建在首府銀川，卻專門招收貧困山區的學生；它們不僅免收學雜費、住宿費，還給農村戶口學生發放生活補助；它們首屆招生時，少人問津，甚至還被當成“騙子學校”，但之後其升學率和辦學品質卻躍至全區前列……
近18年來，寧夏六盤山高級中學(下文簡稱“六盤山高中”)和寧夏育才中學(下文簡稱“育才中學”)，作為教育扶貧的重要陣地，已為寧夏最貧困的西海固地區培養出了5萬多名大學生。
讓更多孩子，特別是貧困家庭孩子上大學
西海固，是寧夏中南部九個貧困縣區的概稱，也是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一部分，曾被聯合國確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這裡山大溝深，乾旱缺水，貧困曾世代延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不斷加大對西海固的扶貧力度，但直到新世紀伊始，當地不少百姓仍住窯洞、喝窖水、走泥路，靠著山間的薄田勉強糊口。
在貧窮落後地區，優質教育資源是“奢侈品”。學生上學難，上好學校更難。這種體會，對於上世紀90年代出生在西海固農村的馬世龍來説，尤為深刻，“我兩個姐姐就因為交不起學費早早輟學了，我是一波三折勉強才讀到初中畢業”。
馬世龍的五年小學，分別在兩個教學點度過。他記得一二三年級所在的教學點，有三個班，但只有兩間教室，三位老師年齡也比較大。“三年級時班裏共有27個學生，後來只有我一個走進高中。”
上初中後，馬世龍開始住校。一間由教室改成的宿舍，擠了60多個學生，床是用磚頭、木杠撐起來的大通鋪，夏天沒電扇，冬天沒爐子，學生們只好穿著棉衣棉褲窩在一起。“初一時學校有食堂，雖然頓頓是馬鈴薯湯，但好歹能吃上口熱飯，到了初二食堂被改建成教室後，同學們就只能週末回家背一包乾饃饃，就著涼水吃。不誇張地説，我在上高中之前就沒怎麼喝過開水。”馬世龍説。
在他看來，生活上的苦並不算什麼，最可怕的是精神世界的貧瘠。從識字開始，馬世龍就酷愛閱讀，但小學和初中學校都沒有圖書館，家裏更買不起書，他只好向老師、親戚借書來看。“很多孩子的夢想在那時就被埋葬了。”
六盤山高中校長金存鈺曾長期在西海固一個深度貧困縣的中學執教，對於教育上的“窮”也是記憶猶新。他説，2000年前後在西海固，只能保證在義務教育階段孩子能有學上，課能有老師教，學校的軟硬體都跟不上，更為關鍵的是高中教育資源嚴重匱乏。
“當時在這個約有180萬人口的地區，只有13所高中學校。而且一個孩子高中一年的學費、住宿費、生活費加起來平均要兩三千塊錢，這對很多家庭來説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只讀完義務教育，孩子們找不到繼續求學、就業的好出路。高中教育資源的缺乏，不僅成為制約山區發展的瓶頸，也讓一些學生、家長看不到讀書的希望。”他説。
“山區要發展，教育要優先，建一所優質高中，讓更多孩子特別是貧困家庭孩子上大學”，成為當時自治區黨委、政府的共識。
學校建在哪？按照一般的辦學規律，從資金投入、生源地等多方面考慮，當時不少參與決策的幹部、專家建議，這所高中可以選擇建在學生比較集中的地區，比如固原市。
這一次，寧夏打破常規，決心在幾百公里之外的首府銀川市為西海固學生專門建設一所高中。
“利用銀川的區位、師資等優勢資源辦學，能夠為山區學生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成長環境，讓他們也能和城市孩子一樣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享受同樣的優質教育。”在育才中學校長鄧樹棟看來，這一創造性的辦學模式中，也蘊藏著黨委和政府下狠心、動真格解決西海固貧困問題的決心。
除了學校選址在首府城市，六盤山高中還對所有學生免收學費、住宿費，每年為每名農村戶口學生補助1000元生活費。
2002年，六盤山高中進入籌劃建設階段，並開始同步面向全國招聘教師。第一批48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年輕教師，很多不顧收入下降、環境艱苦、家人反對等現實困難和壓力，成為六盤山高中扶貧教育的“創業者”。
來自江蘇溧陽的趙保利和妻子便是其中兩位。“剛來時，住的是臨時宿舍，幾人擠在狹小的房間裏，生活環境、工資待遇都比原先差多了，但大家是奔著‘給貧困山區的孩子辦一所好學校’來的，想在這裡發揮更大的價值。”趙保利説。
難為情的不是蛇皮袋裝衣服，而是倒數的分數
雖然有著較高的定位和一流的教師配置，但六盤山高中第一年的招生並不順利。“這是一所位於幾百公里之外的新學校，不收學費還發錢，西海固的一些家長怕孩子當了學校的‘試驗品’，有的還擔心是‘騙子學校’。”金存鈺説。最終，教師們“苦苦相勸”才從家長手中“要”來了604名新生。
按照一般辦學規律，生源好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學校升學率的高低。然而，這一規律在六盤山高中被打破了。儘管招收的學生80%以上來自農村鄉鎮初中，多數還是“中下等生”，但六盤山高中卻在學校創辦後參加的第一屆高考中收穫了二本上線率69%、一本上線率41%的成績。
“學生苦學，老師苦教”，老師們道出了升學率背後的秘密。時任六盤山高中政教處主任的岳維鵬告訴記者，早些年山區孩子的底子真的很差，特別像英語等課程，欠缺太多，“但孩子都特別努力，老師們也著急，上課時教新知識，課餘時間抽空補習初中課程，等於三年上了六年的課”。
如今想起當年入校時的情景，令馬世龍難為情的不是蛇皮袋裝衣服，也不是腳上破洞的灰布鞋，而是倒數的分數。“中考失利，如果不是特殊的加分照顧政策，我根本進不來，這個成績讓我一度很不自信，也倍感壓力。”
“但當我看到美麗的校園，先進的設備，優秀的老師，上進的同學，我就知道自己來到了一個學習的天堂。”馬世龍説，因為喜歡讀書，他毫不猶豫選擇了文科。週末，他幾乎整天泡在圖書館、閱覽室裏，讓自己盡情徜徉在書籍的海洋中。
因為渴望“知識改變命運”，因為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六盤山和育才的學生比普通學校學生要更加努力。“學校創辦初期，老師們很少會在深夜12點以前睡覺，既要給學生們‘開小灶’、備課，還要負責‘驅趕’在廁所借光學習的學生，心疼又無奈。”趙保利説。
除了肯下“苦”功夫，六盤山高中年輕的“創業者”們還在教學理念方法上下“新”功夫。他們借助全國新課程改革實驗的契機，把一所剛成立的學校打造成了寧夏全區基礎教育發展和普通高中課程改革的樣本學校。
家長的期盼，學生的努力，教師的壓力，化為一張張令人欣喜的錄取通知書。“第一屆高考的成績出人意料，成績公佈當天，不少家長還半信半疑地打來電話確認孩子的成績。”金存鈺説。
以當年全區文科第一名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對馬世龍來説像是一場夢。“我從來沒想過命運會在高中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剛進校時只想著能考上大學，找個穩定的工作，就不錯了。”他説，“我是村裏出的第一個大學生，那時村裏人根本不知道北大是什麼，只知道是一所北京的大學”。
教育扶貧的成果在六盤山高中開始顯現，這讓決策者們對這一辦學模式有了信心。2006年，另一所同樣性質的高中——寧夏育才中學在銀川市建成招生。目前，兩所學校在校生人數已超過13000人，成為寧夏“單體規模”最大的兩所高中。
西吉縣王民鄉王民中學副校長王永名説，以前西海固地區的孩子就算考上了本地高中，能夠升入大學的機會也很有限，畢竟教育品質和資源都跟不上。銀川雖説也有幾所優質高中，但由於招生分數太高，能夠進去的學生寥寥。“這兩所學校帶來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讓原本上不起高中的學生能有學上，原本上一般大學的學生能夠考上更好的。”
他説，現在六盤山高中和育才中學每年在西吉縣招生500名左右，去年王民中學有約九分之一的學生進入這兩所學校。“因為它們不佔用當地的招生名額和指標，所以西海固基層中學普高的升學率也得到了較大提高，這意味著更多孩子能有機會上高中。”
為了讓更多薄弱初中和農村初中孩子能夠進入六盤山高中和育才中學讀書，兩所學校在實際招生中會有所傾斜。除此之外，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兩所學校在正常補助政策下，還對建檔立卡戶家庭的學生加大了扶持力度，保障他們從入學到畢業的全程資助，實現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應助盡助”。
用知識改變命運，不能只關注升學率
學生剛入校時，很多習慣都需要養成，特別是在早些年，不會使用水沖廁所，水龍頭被擰壞，不會坐公交車等情況經常發生。
“老師夜裏從家趕來送學生去醫院、為學生墊付醫藥費，甚至給學生飯卡充錢讓他們改善伙食，都太普遍了。學生一點情緒波動老師都能察覺到，我們經常開玩笑説老師們是‘媽媽的平方’。”馬世龍回憶説。
育才中學心理輔導老師馬葉秋説，這些孩子原本性格就相對內向，不善言辭，在離家幾百公里的地方，考試失利、同學矛盾、思念家人等都有可能給他們帶來極大的情緒波動，這個時候心理輔導就很重要。
對於六盤山高中和育才中學這樣的大型寄宿制高中而言，封閉式管理是硬性要求。如何讓遠離父母的孩子們既能安心愉快地學習、生活，又能拓寬視野、挖掘潛能，成為這兩所學校面臨的重要課題。
“扶貧學校的辦學目標，是幫助更多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考上大學，用知識改變命運。但在這一過程中，不能只關注升學率，讓孩子們變成只會‘死讀書’的考試機器。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育人、成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金存鈺説。
在上課前的“小班會”上唱歌，課後與籃球隊的小夥伴們切磋，是育才中學高二學生柯原學習之餘最開心的事。
柯原的老家在西海固大山深處。2012年，9歲的她跟隨父母搬遷到幾百里之外川區的生態移民村。搬遷之後，因為學習條件的改善，柯原的學習動力更足了，她也暗下決心要考上六盤山或育才。“我想上好的高中，但又不想增加家裏的負擔。”她説。
夢想成真。通過自己的努力，柯原如願考入了育才中學。“爸媽特別開心，拿到通知書的那天他們還帶我去縣城撮了一頓。”她説，入校時覺得校園好大好漂亮，隨時都擔心會迷路。
或許是因為家鄉有著唱“花兒”的傳統，柯原從小就愛唱歌，也很有音樂天賦，那時經常對著大山唱，對著牛羊唱。
“學校有很多社團和興趣小組，自己感興趣就可以加入，學校也會為我們提供展示自我的機會，這讓我更加自信，也增添了學習的動力。”柯原説，她沒想到上了高中還能有機會唱下去。入校兩年多，這位曾經性格內向、説話都不敢抬頭的女孩，已經能大大方方站在臺上給同學唱歌了。
馬世龍也告訴記者，高中雖然學習緊張，但他的不少愛好特長都是在那時被“挖掘”出來的。當時他選修了吉他和書法，還發現自己有跑步的天分，上大學後成為國家二級運動員。“大學舍友誇我多才多藝，我説這些都是在高中學的，他們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對於一個農村孩子而言，即便上了大學也未必有條件學習這些才藝。”
組建合唱團、文學社、籃球隊等興趣小組，舉辦校園文化節，組織學生每天收看新聞聯播，邀請專家學者來校開辦講座……多姿多彩的活動不僅讓學生們個性彰顯，也讓大門緊閉的校園“活躍”了起來。
早在2007年，學校就和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實現了“互動式遠端教學”，六盤山高中的學生可以分享人大附中的優質教學資源，雙方師生也可以遠端實時交流。隨著六盤山高中和育才中學的資訊化水準持續升級，“網際網路＋教育”已貫穿到教學的各個環節。
教書育人是“農耕模式”，必須天天耕作
2020年11月，西海固最後一個貧困縣脫貧摘帽，徹底告別絕對貧困。作為教育扶貧的重要陣地，六盤山高中和育才中學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扶貧答卷”：17屆高考，5萬多名學生進入大學，本科升學率超過95%，重點大學升學率超過70%……
“其中，農村學生和女生的升學比例明顯增大。”鄧樹棟説。
“教育扶貧能夠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地區、貧困地區孩子與家庭的命運，更為西海固地區可持續發展儲蓄了人才資源。”金存鈺説。
馬世龍告訴記者，自他考上大學後，村裏人開始真正重視孩子的教育，之後每年都有學生考上六盤山高中和育才中學，也有考上本科院校的。
“除此之外，我也希望我的改變能夠帶來更多的社會價值。”他説，畢業時北上廣其實有很多就業機會，但他毅然選擇了偏遠地區，因為自己經歷過貧窮和落後，專業又是學經濟的，希望能夠幫助落後地區做些實事，幫助更多人擺脫貧困。“因為自己受益了，我要努力推動六盤山高中模式在當地落地。”他説。
在兩所高中5萬多名畢業生中，有三分之二選擇回到寧夏，有相當一部分是作為教師“返鄉”。來自寧夏吳忠市同心縣農村的張榮説，她和哥哥都考上了六盤山高中，大學時也都選擇了免費師範生，畢業後哥哥回到母校任教，她選擇回到家鄉縣城高中當老師。
回到家鄉任教，張榮最大的感受是，學校的設施條件變好了，班裏女生數量增加了，和自己一樣的年輕教師多了。
“我們希望和自己的老師一樣，去影響、幫助更多的孩子，改變家鄉的教育面貌。”張榮説。
正在緊張備戰高考的六盤山高中高三學生安苗苗，已經將目標鎖定在了“人大”和“復旦”。“到六盤山高中上學是我做的一次最正確的選擇，這裡的老師更用心，學生也更勤奮，而且像個大家庭一樣溫暖有愛。”
安苗苗老家在固原市隆德縣農村，家裏收入來源主要依靠父母種地和養牛，雖説溫飽不愁，但供四個孩子上學依然不寬裕。她説，父母沒有選擇外出打工，就是想讓他們幾個孩子安心學習，現在弟弟妹妹也都以她為榜樣。
伴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學生們的夢想也更“大”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幾年前能夠和家人一起搬出大山，之後又能來到銀川免費讀高中。我是真的喜歡音樂，家人也支援，所以我準備參加藝考，為自己的夢想拼搏一下。”柯原説。
正因為承載著太多的期待和夢想，六盤山高中和育才中學的使命並未隨著脫貧攻堅的完成而結束。反而，校長們覺得身上的擔子更重了。
鄧樹棟説，百姓生活水準提高了，學校“兩免一補”政策的吸引力自然會下降，家長、學生也更加看重教育品質。“當前山區川區、城鄉之間教育仍有較大差距，群眾對優質教育的需求仍未得到滿足，擺脫了貧困的西海固已經迎來鄉村振興的新考題，對人才的渴求度更高，這些都要求學校要繼續堅持高品質辦學的目標，不能有絲毫鬆懈。”
在金存鈺看來，實現“後扶貧時代”的高品質辦學目標，學校的資訊化建設、現代化水準還有待提升，校本課程還需進一步拓展，對學生的“精神幫扶”還需加力……
在六盤山高中操場，有兩個特殊的“六點半”：清晨六點半的晨跑和傍晚六點半的朗讀。十幾年來，只要沒有特殊情況，金存鈺每天都會是晨跑隊伍中的一員。
“這不僅是六盤山高中學生的習慣，也是一種校園文化與精神，鼓勵著大家一直前行。教書育人，是‘農耕模式’的工作，必須天天耕作，成效雖慢，但變化驚人。”他説。(王磊、趙倩、馬思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