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熱時節，北京雨燕結群在頤和園、天壇、雍和宮等地展翼盤旋的場景，定格成許多“老北京人”童年記憶中揮之不去的“解暑”畫面。

與尋常家燕不同，北京雨燕的體形稍大，外身羽毛呈黑褐色，翅膀狹長。

形似鐮刀的雙翼擦過晨昏、扎進薄霧，于夏天結束前，消失無蹤。人們知道，來年春天，它們會再度現身北京，無一年缺席。

但它們從何而來，又將奔赴何地？

“這個謎底近些年才被揭曉。”

1月8日，第14屆新京報感動社區人物評選頒獎典禮上，已在北京觀鳥、護鳥10年的英國環境法專家唐瑞（Terry Townshend）在分享環節提到了由原北京觀鳥會發起的“追蹤北京雨燕項目”。

2014年5月24日淩晨，約50位中外追蹤高手、鳥類學家、環志能人在頤和園昆明湖畔的八方亭首次碰頭，將第一批迷你光敏定位儀藏于31隻北京雨燕背部。

翌年5月，其中的13隻在八方亭被重捕。回收數據顯示，7月下旬，它們出京後，于10月末抵達非洲西南部越冬，遷徙路徑往返約3萬公里。

縈繞在諸多鳥類學家心間多年的迷霧，基本明朗。

“我們關心北京雨燕的生態，不僅是要揭曉雨燕遷徙的奧秘，更想保護這些神奇的旅行者。”項目現場總指揮、北京師範大學鳥類學及鳥類環志專家趙欣如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楔子”

北京雨燕數量從上萬隻減至兩三千隻

一顆雞蛋的重量約為50克。

而一隻北京雨燕的體重僅在31克至41克之間。

根據國際環志領域的一個普遍適用規則，為飛行動物佩戴的裝置重量必須小于其體重的3%。在此規則下，適合北京雨燕的追蹤器極其難覓。

但朱雷未曾預料，9年前自己的一席話，竟使追蹤北京雨燕的“楔子”開了篇。

2012年4月，德國柏林，世界普通雨燕研討大會上，朱雷在發言中強調，北京雨燕的遷徙路線至此仍是個未解之謎。彼時，他是瑞典烏普薩拉大學鳥類生態保護專業的研一學生。

作為“北京土著”，朱雷對北京雨燕有著一種道不明的特殊情愫。

他是原北京觀鳥會（現稱中國觀鳥會，隸屬於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觀鳥會）的一名志願者，曾連續4年擔任“北京燕和雨燕調查”項目的執行負責人。

在朱雷眼中，電影《阿飛正傳》裏提及的一生都不落地的“無腳鳥”距離我們並不遙遠。它們即是北京雨燕。

1870年，英國博物學者羅伯特·斯溫侯（Robert Swinhoe）在北京採集到一種區別於歐洲雨燕的標本，他將之命名為普通雨燕的另一個亞種。北京雨燕（Apus apus pekinensis）因此得名。

這種偏愛在建築和屋檐逗留繁殖的鳥類被百姓所熟知。

于北京雨燕而言，燕雀亦有鴻鵠之志。從破殼而出到衰亡，除繁殖期間需短暫降落外，進食、飲水、交配、睡覺基本都在空中進行。

它們腳不沾地。北京雨燕每只腳的4個腳趾均朝前，利於懸挂、攀附在懸崖峭壁、古建築及墻體的縫隙中。

近幾十年來，因舊城改造、農藥使用等，北京雨燕的種群數量急劇下降。資料顯示，北京雨燕已從上世紀的上萬隻減少到現在的兩三千隻。

“北京雨燕是我們身邊著名的食蟲益鳥，與生態環境聯繫緊密。”趙欣如説，想要保護它們，得從研究北京雨燕的遷徙路線、越冬地點、停留時間等資訊入手。

自2007年起，觀鳥會選擇在頤和園八方亭做北京雨燕環志。鳥類環志是世界上公認的，研究候鳥遷徙動態及其規律的一種重要手段。

趙欣如投身鳥類環志工作始於1983年，據其介紹，基於我國環志的技術規範，一般是將金屬鳥環佩戴在鳥的跗跖部（腳部）。

精妙之處在於，鳥兒佩戴的標誌環就像一張身份證，有唯一的編號。但回收此類數據具有偶然隨機性，高度依賴遷徙沿線地的發現者上報的資訊。

“搭橋”

尋得嚴苛標準下的迷你定位儀

“傳統環志歷經上百年的回收數據，可能都不及定位儀一年記錄到的數據翔實。”趙欣如説。

而定位儀的價格相對昂貴，且對操作者的技術有一定要求。也因此，觀鳥會記挂已久的“追蹤雨燕項目”一度擱淺。

世界普通雨燕研討大會現場，朱雷提到，頭一年在八方亭築巢繁殖的北京雨燕中，至少有3成來年還會如期歸來。

待朱雷發言結束，一名中年金髮女子有些激動地走向他，稱得知北京居然有一個如此穩定的雨燕“回巢點”，她喜不自禁，願與中國的鳥類學家合作，助力揭秘北京雨燕的遷徙路徑。

對方即是先於他發言的瑞典隆德大學進化生態學教授蘇珊娜（Susanne Akesson）。

早在2009年，蘇珊娜及其團隊曾給8隻歐洲雨燕裝上了迷你定位儀。次年，其中的6隻被成功重捕。追蹤數據顯示，它們最終在非洲中西部的剛果盆地越冬。

在朱雷的“搭橋”下，蘇珊娜開始與觀鳥會接洽。2014年年初，在外方聯絡人唐瑞和中方聯絡人、觀鳥會志願者吳嵐的積極“搭橋”下，觀鳥會的中國專家顧問和外方專家小組達成共識，追蹤北京雨燕的專家團隊應運而生。

陣容堪稱“豪華”：項目總策劃、鳥類環志與保護專家趙欣如，鳥類生態與演化專家劉陽；來自瑞典的鳥類遷徙專家蘇珊娜，來自英國的雨燕保護專家迪克，以及來自比利時的鳥類環志、標記物專家林頓。

專業設備亦很快被鎖定——一款産自英國的凈重僅0.65克光敏定位儀，符合嚴苛的“3%適用規則”。折合人民幣約1300元一台。

據比利時皇家自然科學研究院的鳥類環志、標記物專家林頓（Lyndon Kearsley）介紹，定位儀整身長16.3毫米，寬6.1毫米，厚5.6毫米。

唐瑞回憶，2014年籌集到的首批迷你定位儀共31枚，其中，光敏定位儀公司捐贈了1枚；瑞典隆德大學和來自英國的雨燕保護專家迪克（Dick Newell）個人為項目的捐款，分別採購了20+10枚。

開展追蹤的地點依然定在頤和園八方亭。

在北京雨燕的諸多巢址中，八方亭的雨燕巢密度居於前列。巢大概在50到100個。“雨燕奉行一夫一妻制，一般一窩2隻成鳥。”趙欣如介紹。

原北京觀鳥會會長付建平透露，早在2014年初，項目準備前期，觀鳥會便早早篩選出一批擁有10餘年網捕、環志經驗的資深志願者。

2014年5月24日淩晨，指揮組、網捕組、管理組（分配組）、環志組、佩戴組、採樣組、圖片採集組（羽毛拍攝組）、宣傳組、疏導組、媒體組的志願者們配合默契，整套工作流程有條不紊地走完，僅用了5.5小時。

網捕

“摘”雨燕的手法像輕輕夾起一支香煙

淩晨2點半，5盞頭燈齊亮，網捕組率先進場了。

由8張丙綸絲線網組成的“天羅地網”須在1.5小時內佈下，將亭子圍住。4點之後天將擦亮，八方亭的北京雨燕會陸續出巢。一些習慣從亭內柱子間穿過的鳥兒按計劃將落入細軟的網中，並極難掙脫。

八方亭又稱廓如亭，始建於乾隆17年，面積約130平方米，八角重檐，是我國現存的最大古亭。

較之野外，八方亭的情況要複雜得多。

亭子四週並非空曠的平面，而是被許多支撐的柱子“切割”開。因此，整片大網需改裝成幾個部分，以填滿遮擋柱子間的空隙。此外，八方亭是古建築，在柱子上釘釘子來固定鳥網的方法斷不可行。

“我們只好將細長的網桿貼靠在部分柱子上，用軟繩纏繞固定，網其實是直接固定在網桿上的。”自1998年參與野外鳥類環志的網捕組骨幹黃偉回憶。

還未到淩晨3點半，網已布好。

早于雨燕“甦醒”的是蝙蝠和麻雀。蝙蝠可能攜帶諸多病毒，若被咬傷或抓傷，後果不堪設想。為此，網捕組的5名志願者均戴了2層紗線手套，蝙蝠下網後，暫時被關在籠子裏，以免放飛後再次撞網。

“任務量比較大。要保證自己安全，也要避免傷到蝙蝠，還要確保速度。”黃偉説。

淩晨4點半之後，“迷迷糊糊”出巢的雨燕開始大規模撞網。

下手前，志願者需先判斷雨燕是從哪一頭撞網的。鳥網不具粘性，但卻能“吸附”鳥兒的羽毛，“如果‘摘’鳥方向反了，將會越‘摘’越緊、越‘摘’越亂。”

黃偉形容“摘”雨燕的手法像輕輕地夾起一支香煙。當天，佩戴組總共“夾”到100余只入網的雨燕。

“把雨燕的頭從網上摘出後，再把翅膀和兩條腿理出來。最後，用食指和中指夾住細細的脖子，其他手指輕輕地落在雨燕背部。”

在“摘取”雨燕和麻雀時，網捕組成員均不戴手套，黃偉解釋，“手套會影響靈活性，並干擾我們下手力度的判斷，容易誤傷鳥類。”

在他看來，北京雨燕並不易“摘”，若運氣好，幾秒下網，繞得緊的，得用幾分鐘。雨燕屬攀禽，爪子鋒利，“被它們的爪子劃出幾道血口子算是家常便飯了。”

每一隻雨燕下網後，即刻被送至一旁的管理組分類。戴過環的回收個體對巢址的“忠誠度”較高，為確保來年回收率，連續多年返回八方亭築巢的北京雨燕，會被優先選擇。

佩戴

雨燕背部和定位儀之間可推入一支鉛筆

淩晨4點半，餘下的所有小組同步進場。佩戴組的6人快步走向管理組領取雨燕。

如果説網捕是體力活與技術活的統一，給雨燕佩戴定位儀則傾向於巧和細。

時年39歲的梁烜是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的一名教

研員，作為佩戴組骨幹，她恰巧有一雙骨節分明的巧手，十指修長而纖細。

為一隻選中的雨燕佩戴好定位儀約需5分鐘。同樣是“裸手”操作。

算上2條加固繩，光敏定位儀的重量也僅為0.733克，不過晶片大小，將其攤放在手心，梁烜幾乎感覺不到它的重量。

安裝它時如穿針引線。輕細而結實的固定繩從兩側翅膀下方套過，後在定位儀的2個小孔上打結。繩子1毫米寬，軟滌綸材料，質地較親膚。

當打結位置、鬆緊皆確認無誤後，會在打結點刷上一層專用速幹“超級膠水”，算是雙重保險。

在一旁觀看梁烜操作時，林頓直呼其手法專業，連連稱讚。

梁烜記得，前一日培訓時，待她操作完成，林頓順利地將一支鉛筆推入定位儀下方，“若鉛筆不能進入，説明綁得太緊，會影響雨燕的正常活動。”

與常佩戴在大型鳥類身後的GPS定位儀不同，低耗能的光敏定位儀無法實時傳回鳥兒飛經的地理位置，只能待重新捕獲後下載數據。

項目論文的主要執筆人、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趙岩岩介紹，光敏定位的原理是依靠日照變化來推斷地理資訊，因此在春分、秋分前後和途經赤道時，定位儀會被嚴重干擾，導致數據出現較大誤差，“優點則是較便宜，電池較輕，適宜安裝在小型鳥類身上。”

放飛前的最後一步是進行生物樣品採集。為此，中山大學生態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劉陽專程從廣州趕來。據劉陽介紹，單憑肉眼，即便資深鳥類專家湊近仔細觀察，也難以準確辨別雨燕的雌雄。

因此，明晰雨燕的性別需將採集到的血液帶進實驗室，“鳥類的翅膀下面有一段較明顯的肱靜脈，用採血針刺破血管採一滴血珠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還需進行羽毛的採集，“一般是直接用手拔下少量尾羽，用剪刀剪的話提取不了羽根部的DNA。”劉陽説。

重捕

往返約3萬公里的長途遷徙

時隔12個月，2015年5月24日淩晨4點半，約50位中外追蹤高手、鳥類學家等再度聚首八方亭。

不過2個小時，13隻身背光敏定位儀的北京雨燕相繼入網。“重捕的喜悅真的難以言傳。”黃偉説。

在林頓的指導下，志願者們對定位數據進行下載分析，飛行軌跡在世界地圖上浮現。這是一程來回近3萬公里、飛經約19個國家和地區的長途遷徙，“可稱作史詩級別的。”迪克感嘆道。

回收數據顯示，7月下旬，上述北京雨燕出京後，先後飛經內蒙古、天山北部、中亞、阿拉伯半島、中非等地，最終於10月末抵達非洲西南部，在奈米比亞、波札那和南非西開普省“休整”約3個月。

翌年2月，越冬完畢，它們如朝聖般向著北京啟程，于4月中上旬“到站”。

整段路程，它們依然在天上吃喝拉撒睡，腳不沾地。趙岩岩分析發現，北京雨燕每年有連續9個月都待在天上，“有的個體甚至在繁殖期，都很少進巢。”

而于趙欣如而言，追蹤北京雨燕遷徙路徑，是為了摸清它們的遷徙動態和規律，從而“對症下藥”。

“畢竟，研究是保護的前提。”

他提到，在北京城市化的過程中，伴隨大量古建築的拆除，越來越多的北京雨燕不得不“另尋出路”，鑽進立交橋的空隙、洞穴，樓房的伸縮縫造巢。如今，天寧寺橋、廣安門橋等地也逐漸成為北京雨燕的新巢址。

他坦言，築巢建築物的變化係制約北京雨燕種群數量的客觀因素之一，再者就是城市上空的昆蟲銳減、大氣污染、水污染、農藥噴灑等。

此外，北京雨燕的越冬地、遷徙途中飛經國家（地區）的環境狀況亦需考慮，“以及當地會不會有食物短缺或獵殺。”

追蹤

“嘿，你們也來非洲過冬啦”

對觀鳥會來説，只要北京雨燕的遷徙不止，追蹤雨燕的路途便沒有盡頭。

趙岩岩透露，自2014年起，“追蹤北京雨燕項目”團隊連續4年在頤和園八方亭，給66隻雨燕佩戴上同款光敏定位儀，最終回收到25隻，“數據量足夠大，滿足分析要求。項目研究論文現已完稿，預計今年2月前向專業期刊投稿。”

2020年6月末，一則喜訊在觀鳥會傳開，開展多年的雨燕同步調查數據顯示，雨燕自早年的2000隻次至3000隻次增到6189隻次。

趙欣如認為，嚴謹來看，上述任一制約因素若發生改變，都會引起北京雨燕的種群數量變化。同時，雨燕自身繁殖能力的強弱變化，作為主體因素，也應納入分析。

今年，觀鳥會亦打算在5月為新的一批雨燕佩戴定位儀，“了解北京雨燕途經的國家和地區，僅是開展保護工作的第一步。”趙欣如説。

下一步，項目的專家和志願者渴望加強國際間的保護和合作，確保北京雨燕每年的遷徙之路是綠色、安全的。

唐瑞表示，北京雨燕前一半的遷徙路徑與絲綢之路非常相近。

目前，唐瑞也已向相關單位提議，希望北京雨燕可以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加強生態保護合作的“生態大使”，“這有利於夥伴國家將保護計劃落到實處，共建綠色的‘一帶一路’。”

梁烜能想像，北京雨燕一路跋山涉水的艱辛。

2015年5月24日清晨，當首次與親手“綁過”的北京雨燕在八方亭重逢時，梁烜的心情很微妙：她雙手觸握過的僅30余克重的小生命竟能飛越高山低谷，一路裹挾著霜霧風雨、熱浪沙塵後，依然惦念著繁殖的“應許之地”——北京。

萬里路程，它們沒有被身下的其他土地誘惑，而是以日均220公里的速度揚翅，篤定無疑地朝八方亭湧來。比它們離開時更快。

見證13隻北京雨燕歸來後，林頓眼中亦有微光閃爍，他輕輕點了點一位長途旅行者的翅膀，略有感慨：此前他追蹤到的歐洲雨燕最終也會飛抵非洲越冬。

“也許北京雨燕路過剛果盆地時，它們會在空中互道‘你好’，‘嘿，你們也來非

新京報記者 吳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