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歡。新京報記者 戚厚磊 攝
2020年11月18日上午11點半，得知自己減刑釋放的于歡還沒緩過神來，被送到了冠縣高速路口，媽媽、姐姐、姑姑和姑父已在路口候他多時。
幾個小時前，山東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書，認定於歡在服刑期間能夠認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各項學習，完成勞動任務，受到表揚獎勵6次，決定減去余刑，提前5個多月被釋放。
2016年4月14日，山東冠縣女企業家蘇銀霞在工廠接待室被高利貸催債人員侮辱，目睹母親受辱的于歡持水果刀刺向了討債者，致使一人死亡，三人受傷。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2017年6月23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於歡屬防衛過當，構成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有期徒刑五年，至2021年4月14日刑滿。
其間，于歡家的其他人也因罪服刑。于歡的父親、母親、姐姐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相繼獲刑三到四年不等。目前母親、姐姐刑滿獲釋，父親還在獄中。
距離“刺死辱母者”的那個晚上已經過去4年多。提起自己的案子，于歡説後悔自己衝動觸犯了法律，“現在回看當時，自己的行為帶來了傷亡，給被害人和他的家庭帶來了無法彌補的痛苦。對於我媽媽，只求她不怪我就行了。”
對於未來，于歡説，目前他想先適應社會，等春節後再做打算。
出獄第一個夜晚：只睡著三四個小時
11月18日中午，于歡理了發，剃個平頭，洗了澡，買了一身新衣服，開始新的生活。
“現在買菜都是手機支付。”于歡想儘快熟悉環境，適應資訊社會。他以前用的手機號，母親在用著，那個號碼收到了很多朋友、同學發來的消息，他還沒來得及回復。
這串手機號，是他關係要好的一位同學買回來的。于歡出事後，手機便停機了，半年後就銷戶、換了新的用戶，“我同學打我那個手機號，找到那個新用戶，我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錢，又重新給買回來了。”
回家的第一天晚上，他和母親、姐姐聊到淩晨一點多，回到臥室，翻來覆去睡不著，只睡了三四個小時就醒了，“在裏面天天想著回家，想要的生活突然來到面前，就像是個美夢，是這些天最好的夢。”
媒體蜂擁而至，面對鏡頭，大多數時間，于歡沉默寡言，不知道該表達些什麼，又不好意思推辭。
“內向靦腆，不愛説話。”蘇銀霞對於歡念叨最多的，還是愧疚，覺得對不起兒子。因為是二胎超生，蘇銀霞曾把于歡送到農村，由姑姑于秀榮養了11個月。將於歡接回身邊後，蘇銀霞忙廠子，沒時間顧家，對於歡照顧得少。
于歡一審被判無期時，羈押在看守所的蘇銀霞聽説後，覺得自己毀了兒子一輩子。她滿身愁緒，黑絲變白頭，出獄後把滿頭白髮染成棕色，剪成短髮。
蘇銀霞打小做生意，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賣農藥化肥，蓋養豬場，倒騰木材。2007年，別人做軸承，她做齒輪，建了一家小鍛造廠。
作為當地的企業老闆，于家做了幾十年生意，手頭上還算寬綽，可一家四口在36平米的瓦房裏擠了20多年。瓦房是父親于西明在稅務局的宿舍，總共兩間房，于歡和父母擠在一間，姐姐于家樂一間。宿舍有暖氣，冬天的時候，奶奶也搬來和于家樂一個屋，“就為了節省燒煤取暖的錢。”
姐姐于家樂一臉埋怨，“家裏雖然是做生意的，父母在生活上極其摳門，錢都用到了廠子裏，我媽所有的手機，都是充話費送的，沒買過一部。”
在蘇銀霞眼中，兒子不在意這些，從小幫忙做家務，自從他上初中以後，家裏的大事小事都被于歡包了。
回顧刺人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盲點”
企業並不好幹。
于歡高中畢業那年，蘇銀霞的源大工貿陷入困境，鋼材價格持續下跌，資金週轉困難，她不得不四處籌借，拆東墻補西墻，償還銀行貸款。
從放貸人吳學佔那裏，蘇銀霞前後借了135萬，月息1毛。
借高利貸還不夠，蘇銀霞還吸引民間資金。于歡的姐姐于家樂在濟南經營一家正典投資公司，承攬民間吸儲業務。父親于西明，作為冠縣國稅局職工，也參與進來。
四處借貸困境還是招來禍事。于歡在廠子裏工作的第二年，2016年4月14日晚，蘇銀霞在工廠接待室被高利貸催債人員侮辱，目睹母親受辱的于歡持水果刀刺向了討債者，致使一人死亡，三人受傷。
如今，距離“刺死辱母者”的那個晚上已經過去1678個日夜。回溯往事，于歡説，“當時是個別人比較過分，並不是所有人都那樣，但氣勢洶洶那麼多人，我有點害怕，那種情況下我分析不了什麼，也沒時間去判斷這些事，把我逼急了，一心就想著保護母親了。”
在監獄裏，于歡讀了作家畢飛宇寫的《推拿》，一部關於盲人的小説。他對作者説過的一段話印象特別深，並且用來解釋4年多前發生的一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盲點。正常人雖然有視力，但總有自己的局限，有看不到的東西。”
對於當年侮辱母親的人，于歡説他不恨他們，只是後悔自己觸犯了法律，“現在回看當時，感覺自己衝動的行為帶來了傷亡，給被害人和他的家庭帶來了無法彌補的痛苦。對於我媽媽，只求她不怪我就行了。”
從無期到5年：像坐過山車起伏但有終點
11月19日早上6點，于歡一大早回到農村老家，給爺爺奶奶上墳。上完墳，他帶著禮物探望村裏人。一審開庭時，村民們曾寫聯名信，請求對於歡輕判。
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一審被判無期時，于歡説自己“平靜地接受”了這個結果，他也有心理預期，“世界對我來説，全部歸零。”
在看守所，存錢單的簽名一直是姑姑于秀榮，一次兩三百塊錢。于歡知道，家裏現在困難，他主動放棄上訴，拒絕在上訴書上簽字，“我不想拖累家人，跟一審代理律師説，費心費力為我打官司，還不如讓家人以後在外面好好生活，放棄我。”
聽説于歡放棄上訴，姑姑于秀榮讓律師告訴于歡，“她在看守所外面等他，你不簽字，我不走。”
“那天雨夾雪，律師跟我説，你不簽字，姑姑就在雨裏站著，你知道你姑姑的脾氣，我就簽了。”于歡説。
一審判決後，于歡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2017年6月23日，山東高院認定於歡屬防衛過當，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有期徒刑5年。“就是像坐過山車一樣，跌宕起伏之後有能坐到終點的一天了。”于歡説。
“當時得知這個消息時，我終於松了一口氣，覺得我、他爸、他姐判多少年都無所謂了。”11月20日，蘇銀霞説。
在蘇銀霞源大工貿的財務室裏，放著一本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所編的《記載中國法治進程之於歡案》，記錄著于歡案的來龍去脈，蘇銀霞沒事就翻翻。
有人問于歡，他的案子引起社會對正當防衛這個法律條款的討論，問他怎麼看。只有高中畢業的于歡説，他只是在二審判決後，才知道“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感受到了法治的進步，無期徒刑和五年的改變不只是字面意思，這意味著我的未來還有更多可能。”
于歡記得，2017年5月27日二審第一次開庭時，他穿著一件黑色T恤，T恤是出事前花幾十塊錢從網上買的，前面印著折疊的英文單詞“impossible”(不可能)，衣服平展開來，單詞變成了“i’m possible”(我能行)。
他覺得自己這4年多，命運就跟這件T恤正反面一樣，經歷了一次折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