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圖源：新華社）
中澳關係不斷走低之際，一家名為“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的智庫逐漸走進公共視野。
近年來，這家總部位於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智庫打著“獨立研究”的旗號，充當“反華”勢力“急先鋒”，長期炮製關於中國軍方介入澳大利亞大學、新疆、間諜等問題的不實報告，在中澳關係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據《澳大利亞預警服務》等媒體披露，這家所謂的“獨立研究機構”長期接受美國國防外交機構和軍火商資助。其研究報告的觀點和線索要麼來自美國反動非政府組織，要麼使用無從證實和溯源的所謂募集證據。曾在澳大利亞外交部任職的梅納杜埃（John Menadue）表示，該機構“缺乏誠信，給澳大利亞帶來了恥辱”。
不遺餘力炮製“反華”謊言
澳大利亞有句諺語，“盯著太陽就不會被陰影困擾”。然而，近年來ASPI卻逐漸背棄陽光走向黑暗，不但大肆散播“中國威脅論”，還就涉疆等問題炮製大量不實“研究報告”。
9月24日，ASPI精心炮製了一份聳人聽聞的虛假涉疆報告，聲稱研究人員利用衛星圖像定位和官方建築招標文件分析並繪製了新疆地區380多處疑似“集中營”的地圖。
▲ 迪肯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潘成鑫 社交截圖
這張所謂地圖隨即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爭議。迪肯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潘成鑫在查詢後指出，報告中所謂的“吐魯番7號拘留中心”和“1號拘留中心”，實際上分別是吐魯番市高昌區退伍軍人事務局和高昌區工商資訊化局。
ASPI的涉疆報告已經不止一次遭“打臉”。今年3月1日，ASPI就發佈了所謂《待售的維吾爾族人》報告，抹黑中國“使用維吾爾族強制勞動力”，聲稱大量維吾爾族人從新疆被轉移到中國內地工廠“強迫勞動”。
對此，《澳大利亞預警服務》週刊記者梅莉薩·哈裏森通過反查ASPI的參考文獻發現，這篇報告許多重要的資訊被忽視，消息源受到極度惡意的解讀或者是以一種誤導性的方式被曲解，誤導的程度只能用學術欺詐來形容。
“灰色地帶”網站3月26日的一篇報道披露，所謂“中國強制維吾爾族人進行勞動”的説法其實“是美國、北約和軍火工業授意發佈的，目的是推動冷戰公關戰”。該研究所的報告往往不是基於真正的證據，而只是為了煽動。
澳大利亞政界一些人士早已看透了這家研究所打著“學術”的旗號販賣“私貨”。澳大利亞前駐華大使傑夫·雷比曾表示，“客觀、平衡、細微的研究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資助一個國家對中國的立場的倡導。”新南威爾士州前總理鮑勃·卡爾（Bob Carr）也曾指責該機構炮製了“片面、親美的世界觀”。
背後“金主”浮出水面
▲ ASPI官方網站的首頁
在ASPI官方網站的首頁上，它宣稱自己是“一個獨立的無黨派智庫，為澳大利亞的戰略和國防領袖提供專業、及時的建議”。然而，在不少澳大利亞學者看來，這家研究所並非其標榜的那樣“獨立”。
事實上，這個名義上隸屬澳國防部的研究所，早已成為西方反華勢力操控下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傳聲筒。ASPI創始人休·懷特2016年曾介紹，起初研究所的資金幾乎全部來自澳國防部，但隨著時間推移，國防部所佔份額不斷下降，目前佔比僅為43％。
澳大利亞政府旨在監視外國在澳影響力的“外國影響透明計劃”發現，近年來ASPI通過幕後“金主”獲得的資助飛速增長，甚至遠遠超過從澳國防部獲得的資金。這其中包括北約、美國國務院以及英國外交部等。
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從2013年開始，ASPI成立了“國際網路政策中心”，聘用大量“專注于中國”的分析師，炮製出諸如《全球採花，中國釀蜜：中國軍方與外國大學的合作》《繪製中國新疆的“再教育營”地圖》等報告，為“反華”勢力提供大量“彈藥”。
今年8月，美國“BuzzFeed”新聞網編造了一系列漏洞百齣的涉疆“調查報告”，其資料來源和資助方中就包括ASPI，以及隸屬於美國政府宣傳機構美國國際媒體署（USAGM）的“開放科技基金”組織（OTF）。
對於這樁抹黑中國的“生意”，澳大利亞公民黨官網在文章猛烈抨擊，“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是極其虛偽的宣傳工具，服務於‘戰爭機器’，曾給中東地區帶來大規模人員傷亡。如今這家機構現在又把目標轉向了中國，一系列操作和散播‘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謠言如出一轍。”
侵蝕中澳關係引發不滿
儘管所謂的“報告”錯漏百齣，但在財團與媒體的“合謀”中，ASPI依舊持續影響了澳大利亞的社會輿論。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對這一傳播鏈條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在文章中寫道，“所謂的情報檔案被洩露給默多克在澳大利亞的媒體，再由同屬默多克的媒體轉售給美國的政治聽眾，看上去就是為了支援特朗普和蓬佩奧的説法。而且，這樣跨國轉一圈增加的真實度，就不像白宮直接交給福克斯新聞網那樣一文不值了。”
政論雜誌Independent Australia網站24日發佈了一篇題為《智庫和媒體如何塑造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文章指出，智庫、遊説團體在政治問題上影響決策者和民眾判斷的作用被嚴重低估。這些組織致力於將中國描繪成一個崛起的危險大國，並且在宣傳系統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西方主流媒體報道的關鍵來源，他們會向媒體提供解答問題的“專家”，而這些所謂的“專家”會以金主偏愛的敘述侃侃而談。
“如果放任這種‘中國威脅’或‘中國恐慌’成為一種習慣性論調，澳大利亞就無法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中國的發展。”雪梨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前副院長詹姆斯·勞倫斯森曾主持過一份名為《澳大利亞應當如何看待中國》的報告。結果顯示，那些負面論調要麼捕風捉影，要麼誇大其詞，要麼片面將個案放大。
不幸的是，在種種“陰謀論”侵蝕下，中澳關係不斷遭受挫折。澳大利亞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今年最新的一份調查顯示，在經貿領域，將中國視為澳大利亞經濟夥伴的民眾比例已從2018年的82％下降到2020年的55％。
對此，澳國內不少有識之士表現出擔憂情緒。前澳大利亞貿易投資委員會駐華專員邁克爾·克裏夫頓發表文章表示，當前的澳中關係氛圍如果持續下去並不符合澳自身利益。“當前的對華關係確實是一個挑戰，但工商界不能默不作聲，讓其他人以一種全新的、充滿敵意的方式去同我們最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