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紅色根據地開創,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陜甘寧邊區發展,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形成。歷經戰爭年代血與火的洗禮,刑事審判在打擊敵人、懲治犯罪、爭取解放、保護人民的偉大鬥爭中作出了重大貢獻,立下了偉大功勳,可謂根紅苗正。新中國成立後,刑事審判因其地位重要、作用重大和貢獻巨大而獲得了優先發展、快速發展的歷史機遇,長期一枝獨秀,享有“刑老大”之譽。與此同時,也因為其政治性強、敏感度高而成為屢受政治運動衝擊的重災區。有關材料顯示,1957年“反右”時,最高人民法院的右派近一半是從事刑事審判的人員。文化大革命“砸爛公檢法”時期,刑事審判人員大量轉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人員最少時只剩下8人。即使是留在崗位的刑事審判人員,也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甚至如驚弓之鳥。近30年刑事審判的非程式化、群眾化和運動化做法,産生了訴訟程式沒有定式,定罪量刑沒有標準,訴訟權利無法保障,冤假錯案大量發生等嚴重問題。回過頭看,許多往事已不堪回首,不少案件則不可思議,很多經驗更彌足珍貴,諸多教訓須深刻汲取。

1978年以來的40年,是刑事審判撥亂反正的40年,快速發展的40年,改革創新的40年和發生巨變的40年。刑事審判理念的內容之豐富、變化之快速、傳播之廣泛和作用之巨大,為其他領域所罕見。既表現出不斷發展、一以貫之的連續性,又呈現著不斷調整、曲折前進的階段性。為了更清晰地展現不同時期刑事審判理念及其特點,本文擬分5個階段加以介述。

1.1978—1981年:撥亂反正。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國家和社會生活隨之發生積極變化。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華院長的領導下,工作秩序逐步恢復,著手復查糾正堆積如山的刑事申訴案件。當時,堅守法院的同志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盼望能夠依法辦案。1978年底,黨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撥亂反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等基本國策,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等重大任務。法治建設方面發生的幾件大事,現已成為歷史的見證。五屆人大修改憲法,決定重建檢察制度,恢復公開審判原則、辯護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等。司法部和律師制度的恢復,使得刑事訴訟的框架基本健全。最高人民法院為此召開了第八次人民司法工作會議和旨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全國法院第二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貫徹實施新憲法,落實黨中央提出的平反冤假錯案要求。1979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兩法”)頒布,刑事訴訟程式首次受到統一規範,刑事審判從此有法可依。最高人民法院前後兩次召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貫徹實施“兩法”,部署一手抓打擊現行刑事犯罪,一手抓平反冤假錯案。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別刑事法庭,專門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堅持以個案審判帶動“兩法”實施。1981年,全國人大出臺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軍事刑法正式誕生;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專門就死刑核準問題作出決定,規定除反革命罪犯、貪污罪犯以外的死刑罪犯被判處死刑的,都不必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從而對刑法實施後的死刑復核程式首次進行了重大調整。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出臺了關於從重、加重處罰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教人員和勞改犯的決定,這是刑事立法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規定加重處罰情節,體現了用重典懲治再次違法犯罪的態度。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第三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對“兩法”實施進行檢查,監督、指導全國法院的刑事審判工作。

該時期的刑事審判理念,可以概括為以下四點:第一是堅持嚴格依法辦案的理念,不得按照左的政策和紅頭文件辦案;第二是堅持依照事實證據定罪量刑的理念,不得再把公民的過激言行、錯誤思想等作為犯罪行為處理;第三是樹立嚴格依照法律程式獨立辦案的理念,取消了聯合辦案、黨委批案等做法;第四是樹立實事求是、有錯必究的理念,各級法院大膽解放思想,堅決糾正歷次政治運動中造成的冤假錯案。有材料顯示,到1981年底,全國法院共復查了120多萬件刑事案件,其中平反糾正的就有30余萬件,一大批曾被視為鐵案的冤案錯案得以平反,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有力地肅清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對凝聚人心、傳播法治、匡扶正義發揮了重要的示範作用。

2.1982—1996年:從重從快。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流動,社會管理逐漸從高壓控制型向寬鬆管理型轉變。由於新的管理方式跟不上社會發展需要,以致各種刑事犯罪特別是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大量發生。為因應這一新的形勢,立法和司法採取了一些在當時非採取不可的非常做法:如在刑法上,以1982年出臺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犯罪的決定為開端,1983年出臺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為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出臺了21個單行刑法,對1979年刑法進行了大面積修改,共增加了100多個罪名,提高了許多罪名的法定刑,並增設了40種犯罪的死刑。刑事立法體現了明顯的從重、從嚴懲治犯罪和運用重刑威懾、遏制犯罪的理念。在程式上,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改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對嚴重刑事犯罪適用從簡從快的訴訟程式。1983年“嚴打”期間,一度出現過公檢法三機關聯合辦案的短暫情形,還有刑事案件從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到執行死刑一共不到一個星期的情況。刑事訴訟程式明確地透露出強調效率、注重打擊的理念。從實踐看,1983年和1996年開展了兩次全國範圍的“嚴打”鬥爭,中間還多次針對特定犯罪開展的專項鬥爭,刑事訴訟活動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和運動型特徵,犯罪與刑罰的博弈呈此消彼長的態勢。1983年,人民法院判處的重刑比例(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的人數佔全部犯罪人數的比例)創紀錄地達到了47.39%,1996年第二次“嚴打”也達到了43.05%,而最低的2016年只有8.01%,可見當年用刑之重。在證據認定方面,主張抓大放小,不糾纏細節,刑事案件的證據只要符合 “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和基本證據充分)的即可定罪量刑。這些做法一方面節約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有效辯護很難落實,疑罪從有或疑罪從挂比較常見,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等後果。如前幾年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河北聶樹斌案、安徽于英生案等重大冤假錯案,都發生在這一時期。

這一時期的刑事審判理念,受社會觀念和立法理念所決定,總體上體現了重典治罪和從快定罪的精神。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些理念對於貫徹落實黨和國家關於嚴懲各類刑事犯罪的決策部署,積極回應人民群眾對安全穩定的迫切需求,主動服務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有效遏制刑事犯罪的蔓延,起到了有力的指導作用。同時,也要實事求是,對當年的一些做法和理念加以認真反思。對經實踐檢驗是正確的要敢於肯定,對實踐證明是錯誤的要堅決糾正,使之成為繼續前行的指引和鑒戒。

3.1997—2005年:轉型調整。1997年是我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轉型調整的開局之年,該年度發生的三件大事,在刑事法治發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第一件是1月1日起實施全面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新刑事訴訟法強化了訴辯平等對抗,強調了證據裁判,加強了訴權保障,突出了審判程式的決定、把關作用,該法既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在立法中的落實,也是促進刑事審判理念轉變的動力。第二件是3月全面修訂並於同年10月正式實施的刑法。全國人大將1979年刑法和20多個單行刑法整合為體系完備的刑法典,取消了類推制度,去掉了“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表述,規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三大基本原則,將反革命罪修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取消了盜竊罪的死刑,分解並取消了投機倒把罪、流氓罪的死刑,等等。新刑法鮮明地體現了做減法不做加法的理念,廢止了過重的刑罰、過時的制度和過於抽象的罪名,意義十分重大。第三件是最高人民法院6月召開了第四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就樹立正確的刑事審判理念、貫徹實施好新修訂的刑法、刑事訴訟法進行部署。筆者當年有幸作為專家學者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對會議精神記憶猶新。

新修訂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實施以後,不僅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得到了有效地貫徹實施,而且對刑事審判理念的轉變也産生了重要影響。從刑事司法實踐看,“嚴打”行動和專項鬥爭從此逐步減少,刑事訴訟活動中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明顯增強,當事人的訴權得到進一步保障, 出現了死刑適用受到嚴格控制,重刑率逐年下降的良好態勢,到2005年,重刑率已經下降到了17.86%。立法和實踐的變化帶動了刑事審判理念的轉變,人們對犯罪與刑罰關係的認識趨於科學,比例原則受到重視,對刑法作用有限性的共識進一步增多,對刑罰的謙抑性有了更多的認同和接受,從而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4.2006—2012年:寬嚴相濟。從強調“嚴打”的刑事政策轉變到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我國刑事法治的重大進步。2006年,黨中央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和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基本方針,最高人民法院召開第五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專門部署貫徹落實的措施。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全部死刑案件的核準權,要求對死刑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促進了死刑案件的嚴格控制和公正審判。2008年以後,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進量刑規範化改革,連續幾年出臺規範性文件,促進了常見犯罪的量刑均衡和量刑過程的公開公正。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頒布,對刑法總則和分則作了諸多修改,如限制老年人死刑,減少13個死刑罪名,限制減刑,醉駕入刑,增設社區矯正和提高數罪並罰最高刑等。2012年全面修改刑事訴訟法,設立刑事和解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式,確立疑罪從無原則和證據裁判原則,加強人權刑事司法保障,重視庭審的決定性作用等。在此背景下,司法實踐中出現了死刑適用和重刑率明顯下降,重大犯罪案件也隨之下降的良性迴圈態勢。刑事法網重在嚴密而不是嚴厲,刑事司法重在嚴格而不是嚴懲、控制犯罪重在寬嚴相濟而不是一味嚴懲的理念得到確立。

5.2013—2018年:良法善治。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刑事法治進步巨大、亮點紛呈。2013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生效實施,充分彰顯了庭審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召開第六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對“兩法”實施、死刑適用、糾正冤假錯案和刑事司法改革進行全面部署。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發佈,提出了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舉措,有些已經落實。2015年,全國人大出臺刑法修正案(九),對恐怖主義犯罪和危害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網路安全和資訊安全犯罪等加大懲治力度,修改貪污賄賂犯罪規定,增設訴訟詐騙犯罪,進一步嚴密刑事法網;減少死刑罪名,調整刑罰制度,促進刑法典體系現代化。2015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指導下級法院依法糾正數十件重大刑事冤假錯案和多起涉産權刑事錯案,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和張文中案等冤錯案件的改判,聲張了社會正義,保護了人權和産權。薄熙來案、于歡案的公開審判,成為全民法治公開課。內蒙古王力軍非法經營無罪案和天津趙春華涉槍無罪案,契合了人民群眾的公平正義觀念,彰顯了刑事司法的溫度,提升了刑事司法的公信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和“100-1=0”的形象比喻,已經成為人民法院的工作目標、司法理念和職業追求。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同志在2016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新時期政法工作要秉持謙抑、審慎和善意理念的觀點,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同志在2017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政法既要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又要回應人民群眾的價值訴求,政法工作要綜合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等要求,以及周強院長在第五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不枉不縱、堅決糾正和防範冤假錯案等觀點,對準確把握新時代的刑事審判理念很有啟迪。

總之,刑事審判理念是刑事審判經驗的結晶,是刑事審判實踐的精華,是刑事審判改革中集體創造的司法智慧,是刑事司法文明的重要成果形式。改革開放40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和廣大法官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立足於刑事審判這塊沃土,自覺傳承中華傳統優秀刑事審判文化,廣泛學習借鑒國內外有益的刑事審判理論、理念,創造、形成了承前啟後、自成體系和獨具特色的刑事審判理念,具體包括:一是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公安、檢察、審判機關相互配合製約而形成的協同司法和法院主持下的刑事調解、刑事和解的理念;二是在堅持國家總體安全觀下,充分發揮刑事審判服務大局、促進發展和維護民生職能的理念;三是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保護被告人的權利與被害人權利並重的理念;四是堅持重罪重判、輕罪輕判和疑罪不判的理念;五是堅持簡案速判、繁案慢判和難案細判的理念;六是堅持認罪認罰從寬從簡、鼓勵認罪悔罪的理念;七是堅持以審判為中心和證據裁判原則、定罪量刑皆由庭審決定的理念;八是堅持程式公正與實體公正一體實現的理念;九是堅持刑罰謙抑、謹慎用刑和善意用刑的理念;十是堅持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死刑和慎重適用死刑的理念;十一是堅持法律人的專業公正觀與人民群眾的公平正義觀念相融合,統籌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理念,等等。(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