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兒子錯換26年人生  26年前保姆偷走主家兒子;22年前河南高院的親子鑒定讓主家找回“兒子”;如今主家擬起訴河南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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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朱曉娟與剛找回的“盼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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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姆抱走前的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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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繳納的1500元親子鑒定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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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院鑒定顯示“盼盼”與朱曉娟具有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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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金心歸來後,今年6月,朱曉娟跟他拍了一張闔影。A10-A11版圖片/受訪者供圖

2018年6月12日,朱曉娟與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的會面不歡而散。對方一句“養別人的孩子也是養,養自己的孩子也是養”徹底激怒她,也讓朱曉娟下定決心,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

1992年6月10日,朱曉娟年僅一歲的兒子盼盼,被家中保姆何小平抱走。此後三年,朱曉娟夫婦輾轉尋子,在河南省蘭考縣警方的一次解救拐賣兒童行動中,一名外形與盼盼相似的男童引發朱曉娟注意。為確定男童身份,朱曉娟夫婦通過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親子鑒定,結果顯示,被解救男童與朱曉娟夫婦“存在生物學親子關係”。

命運與朱曉娟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2018年1月,何小平主動現身,並提出願意送回帶在身邊的盼盼。經過重慶警方的親子鑒定,何小平送回的男子劉金心與朱曉娟是母子關係,朱曉娟從蘭考警方解救行動中抱回養了26年的“兒子”,與其“親權關係不成立”。

此後,河南省高院派出工作人員,對當年的錯誤鑒定結論致歉,但強調鑒定過程“不存在違規情形”。2018年7月5日,朱曉娟告訴新京報記者,她正在準備材料,起訴河南省高院。在朱曉娟及代理律師看來,法院開展鑒定業務時,與朱曉娟構成委託關係,應當承擔因鑒定錯誤而引發的相應民事侵權責任。

保姆帶著孩子消失

朱曉娟今年52歲,在重慶解放碑出生、長大。她的人生,從1992年開始,被分割為截然不同的兩半:之前的26年,朱曉娟一路順風順水,從重慶醫科大學畢業後,進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國企醫院做護士,嫁給一名軍官,搬進位於解放碑的重慶警備區家屬院;之後的26年,用朱曉娟的話説,則好像不斷被命運“戲弄”。

1992年6月3日,朱曉娟的丈夫程小平從附近的勞務市場,領回一個保姆。程小平經常出差,他需要一個保姆幫著朱曉娟照顧一歲零三個月的兒子盼盼。

身份證上,瘦小的保姆名叫羅選菊,家住四川忠縣,剛18歲。朱曉娟告訴新京報記者,羅選菊進門七天后帶著盼盼失蹤。大院的保安告訴朱曉娟,早上8點,保姆抱著孩子出門,説是出去買菜,此後再沒有人影。

26年後,回憶起這一天,朱曉娟説,自己依然能感受到那種慌亂,“心一下子全涼了。”從那天起,羅選菊再也沒有回來,家裏再也沒有盼盼的哭聲。

程小平和朱曉娟按照羅選菊身份證上的地址,找到她老家,家裏人説,羅幾年前就已經離鄉,去了山東寧津縣。等他們趕到山東時發現,站在眼前的羅選菊,根本就不是那個小保姆。

朱曉娟此時才意識到,“保姆從進家門時,就騙了我們。”用假身份進入朱曉娟家,帶著盼盼悄然離開的保姆,從此消失在人海。而朱曉娟的尋子人生,才剛剛開始。

朱曉娟有一文件包,裏面裝滿各種泛黃的紙片,有剪報,有傳單。那幾年,朱曉娟和程小平兩人放下手頭的工作,專心尋找兒子。聽人家説,被拐走的孩子,大多會被送到農村和山區,因此朱曉娟找到全國各地的農村報,反覆刊登尋人啟事。她不時會接到各種線索,並且隨時出發。在盼盼被抱走後的三年間,朱曉娟去了廣東、湖南、福建、雲南、貴州等,走過大半個中國。

尋找盼盼三年,朱曉娟花了20萬元。當時重慶市區的房價,是每平方米一千元。一個原本生活優渥的城市家庭,到了需要靠親朋接濟的地步。

比經濟損失更大的,是精神壓力。朱曉娟幾年沒有睡過好覺,神經嚴重衰弱,聽到小孩哭,就會在心裏一遍遍地想,盼盼被帶到哪去了,“會不會吃苦,有沒有被人欺負。”

實在受不了的時候,朱曉娟就翻出舊照。照片裏的盼盼,穿著粉色的褲子,手裏抓著家門鑰匙,瞪著眼睛看鏡頭。那是部隊一個宣傳幹事在試相機時抓拍到的,照片拍攝完三天后,盼盼就被抱走了。

這張照片,是盼盼留給朱曉娟最後的印象,母子兩人的下一次見面,要等到26年後,那時候“一切都變了”。

突然多一個兒子認親

朱曉娟説,後來“面目全非”的生活,始於一通電話。

2018年1月,朱曉娟接到重慶一家媒體的電話,對方説,一個自稱“何小平”的人來向媒體求助,説自己26年前做保姆時,曾從重慶解放碑一戶人家中抱走一個男嬰,如今“受到一檔尋親節目感召”,想把孩子給送回去。

電話那頭問朱曉娟,是否在1992年丟失過一個男嬰。

接電話時,朱曉娟剛剛散步回家,電梯裏,她有些生氣,告訴對方,自己雖然丟過孩子,但是“已經找回來二十多年了”。一旁的小兒子則説,那“應該是個詐騙電話”。

盼盼“失而復得”的故事,充滿戲劇性。1995年冬天,朱曉娟夫婦貸款3萬元,到河南安陽尋子未果。當地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他們,不遠的蘭考縣剛剛解救出一批被拐兒童,對方建議兩人把孩子照片發過去,讓那邊辨認下。

照片寄過去不久,蘭考縣警方傳來消息,被拐兒童中,有一個孩子的年齡長相與盼盼接近,希望朱曉娟夫婦當面辨認。

朱曉娟和丈夫趕到開封市兒童醫院,與那個“跟盼盼很像”的男童見面。

“第一感覺就是不像。”朱曉娟對新京報記者回憶,自己隱隱覺得眼前這個孩子,並不是丟失的盼盼,但是程小平顯得有些興奮。半信半疑之下,兩人決定做親子鑒定。

當年,能夠進行親子鑒定的機構多數直屬於司法機關。法律學者劉昌松告訴新京報記者,上世紀90年代,公安、檢察院、法院都下設法醫鑒定機構,並且對外提供鑒定服務,直到90年代後期司法鑒定制度改革,檢察院和法院的鑒定職能才剝離出來,演化為今日的第三方鑒定機構,僅有公安系統依舊保留獨立的法醫部門。

朱曉娟選擇了距離最近,具有鑒定資質的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鄭州留下血樣後,便回到重慶等消息。

20天后,沒有等到結果的朱曉娟主動致電,對方告知,鑒定已經完成85%,但因為“實驗室停電”,結果還沒有做出來。又過了將近20天,朱曉娟收到河南省高院寄送的鑒定書。

新京報記者獲得的鑒定書上,蓋有“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醫技術鑒定專用章”,鑒定過程顯示,通過對朱曉娟、程小平夫婦,以及被拐兒童血樣進行血型和DNA指紋檢驗,三者的DNA圖譜“符合孟德爾遺傳規律”。

據此,1996年1月15日,河南省高院作出鑒定結論,認定被拐兒童與程小平、朱曉娟,“具有生物學親子關係。”

“盼盼”找到了。回到重慶那天,朱曉娟一家舉行了歡迎儀式。此前的1993年,盼盼丟失的第二年,在尋子無果的情況下,朱曉娟生下第二個孩子。如今“盼盼”回家,這個家庭一下子有了兩個兒子。

來電話的女記者沒有放棄,加了朱曉娟的微信後,發來幾張照片。朱曉娟仔細端詳照片裏那個年輕男子的臉,濃眉、大眼、短鼻、圓臉,跟自己和身旁的小兒子很像。

直覺告訴朱曉娟,照片裏這個孩子,可能真的跟自己有關係。如果是這樣,養了二十多年的“盼盼”又是誰?

“真假”親生子

何小平準備送回來的孩子,名叫劉金心。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何小平説,自己家住四川南充,曾經在老家先後生過兩個孩子,但都夭折。1992年,21歲的何小平離開南充,來到重慶以當保姆為生,並被程小平領進家門。

按照何小平的説法,自己把盼盼抱走,是依據老家的風俗,從外面抱一個孩子回去“鎮命”。就在朱曉娟從河南領回孩子的那一年,何小平生下一個女嬰,盼盼的“使命完成”。

何小平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原本打算將盼盼送回去,但是又害怕被查到後“要坐牢”,於是一直沒有行動。直到近期看了電視上一檔尋親節目,加上自認為已經過了二十年的刑事訴訟期,才決心將孩子還給朱曉娟。何小平因涉嫌拐賣兒童罪,目前已被南充警方監視居住。

2018年1月15日,重慶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對朱曉娟和劉金心進行血樣採集,1月26日,鑒定結論顯示,兩人“符合雙親遺傳關係”。2018年1月22日,朱曉娟與養了20多年的“盼盼”進行親子鑒定,重慶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的結果顯示,兩人“親權關係不成立”。

劉金心才是真的盼盼,朱曉娟告訴新京報記者,在聽到這個消息後,自己“腦子一下子蒙了”。

2018年2月6日,朱曉娟和劉金心在重慶市公安局渝中分局會議室第一次見面。曾幾何時,為找到盼盼,朱曉娟隔三差五來到這裡打聽消息。劉金心的臉型和五官,幾乎和朱曉娟一模一樣,周圍的警察驚呼,兩人“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短暫的接觸後,劉金心二十多年的人生軌跡,被寥寥幾句話勾勒出來。何小平將他抱回南充後,長期寄養在親戚家,自己便出門打工。劉金心從小無人問津,營養也跟不上,加之沒有人教育,初中沒有畢業便輟學。2017年3月,因為拿不出十萬元彩禮錢,劉金心經歷了一次失戀,此後開始酗酒,經常酒後摔傷,還喝到胃出血。

與朱曉娟見面時,劉金心剛剛從廣州辭職,過去的十多年,他輾轉各地打工,一般呆不過幾個月,經常衣食無著。親子鑒定結果出來當天,劉金心買了一瓶白酒,全部喝掉,把自己灌得爛醉。

劉金心不太會表達,在與新京報記者接觸中,他只是反覆説,周圍的一切變化太快,自己“接受不過來”。劉金心幼時住過的大院,如今已經拆除,他曾經在原址上轉來轉去,試圖去找到自己曾經屬於重慶的記憶,但是從來沒有成功。他至今仍然住在南充,偶爾會到重慶看一看朱曉娟和外婆,母子兩人在一起,常常是朱曉娟大段大段地説教,劉金心低著頭聽。

如今的劉金心,依然沒有穩定的職業。最近半年來,接受採訪、錄製節目成為他的主要工作。面對鏡頭,他一遍一遍地講述自己的經歷。劉金心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與朱曉娟缺乏感情基礎,如果要像正常母子一樣相處,需要很長時間去慢慢調整。

朱曉娟説,“好好的一個孩子,讓何小平‘養廢了’。”但她相信最終能與劉金心互相接受,儘管現在“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當年被當作親生兒子帶回來的“盼盼”,在朱曉娟的教育下讀了大學,如今在外地做金融工作,生活無憂。

“可能是技術問題”

26年前,因為河南省高院的一紙親子鑒定,朱曉娟從開封領回“盼盼”;26年後,重慶市公安局的又一紙親子鑒定,送回親生兒子劉金心。

在朱曉娟的離奇經歷引發關注後,河南省高院主動派人來到重慶,與朱曉娟面談。朱曉娟告訴新京報記者,2018年3月底,河南省高院來了三個人,其中一人在法院負責賠償工作。三人傳達了河南省高院對於這一事件的初步處理意見:對朱曉娟表達歉意,組成專案組調查,後續情況將及時通報。

一名參與上述會面的河南省高院幹部告訴新京報記者,當時到重慶去,一是想了解朱曉娟這邊的情況,另外一個就是對其情緒進行安撫。回到鄭州後,河南省高院即對當年的鑒定過程進行核查。

朱曉娟覺得,如果能夠把當年的事情搞清楚,厘清責任,也算結局完滿。因此在會見後,朱曉娟一度謝絕媒體採訪,“不想把事情搞大。”

一直到四月底,河南方面始終沒有新的資訊,也再未與朱曉娟接觸。朱曉娟向新京報記者展示的聊天截圖顯示,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員反覆稱,“在等領導回復。”

距離第一次會面三個月後,2018年6月1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派出工作人員到重慶與朱曉娟接觸。他們告訴朱曉娟,河南省高院可以提供部分精神賠償,大約是5萬元。

7月5日,參與這次會面的一名工作人員向新京報記者透露,經過初步調查,河南省高院當年的親子鑒定過程中,不存在違法違規問題,之所以出現結果偏差,“可能是技術問題。”

這一次會面不歡而散。朱曉娟告訴新京報記者,對方提出,“養別人的孩子也是養,養自己的孩子也是養,現在養了二十多年的孩子,一樣可以養老送終。”這樣的表述,讓朱曉娟覺得對方“沒有誠意,也沒有歉意”。

朱曉娟向新京報記者提供的短信顯示,河南省高院一名張姓工作人員稱,他們“就是因為二十多年以前單位同事的過失來的,怎麼會沒有歉意”,並表示“鑒定結果出錯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過失,不是任何人故意的結果”。

新京報記者撥打發送上述資訊的電話,對方承認是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員,但拒絕對資訊內容置評。

朱曉娟想看一看河南省高院對於此事的調查報告,沒有獲得同意。

一個想法在朱曉娟內心萌生:起訴河南省高院。朱曉娟告訴新京報記者,之所以這樣做,一是可以讓河南省高院對當年的錯誤鑒定負責,二是作為案件重要書證,律師將可以看到河南省高院的內部調查報告,了解當年的鑒定過程。

這是一個大膽的想法,朱曉娟覺得,自己人生的“下半場”剛剛開始。

起訴鑒定機構存多重困境

接受朱曉娟的委託後,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組成律師團,對這起案件進行分析。

律師團成員黃敏告訴新京報記者,這樣一起民告官的案件,此前還沒有相關判例,因此所有的步驟都需要摸索前進。其中主要的核心問題,便是具體的起訴方式,以及管轄權的問題。

根據現行《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訴訟的主體只能是行政機關,而法院屬於司法審判部門,不屬於訴訟主體,這也意味著這起事件,不可能以“民告官”情形中,最常見的行政訴訟形式立案。

律師劉昌松告訴新京報記者,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如果是當事方認為法院判錯案件,是無法通過司法手段起訴的,只能通過上訴或者申訴。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不能成為被告。不過,當法院並未履行審判職能時,其可以被當作一個民事行為主體,個人可以對其提出訴訟。

新京報記者獲得的收據顯示,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繳納1500元“親子鑒定費”後,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出具一份蓋有法院財務專用章的收據。

劉昌松説,這份收據足以證明,當年河南省高院的鑒定部門是對外開放且收費的,其與朱曉娟夫婦之間,實際上是一種委託關係,在進行親子鑒定時,法院並非在履行審判職責。

黃敏介紹,律師團經過研判後認為,河南省高院有偏差的親子鑒定,導致朱曉娟錯養兒子二十多年,本質上是一種民事侵權行為,“既然河南省高院開展鑒定業務,也有條件開展這一業務,那麼就應當承擔因鑒定錯誤而引發的相應民事侵權責任。”

不過,在具體侵權情形上,律師團陷入困境。黃敏説,團隊一度想以侵犯監護權起訴,但又被推翻。“法院實際上沒有直接侵犯朱曉娟的親子權和監護權,朱曉娟是因為相信親子鑒定報告,主動放棄繼續尋找。”律師團因此決定,直接以“民事侵權”起訴。

除此之外,管轄權的問題又擺在朱曉娟和律師面前。狀告省級法院,應當向哪起訴?劉昌松説,這一案件的特殊性在於,河南省高院是侵權行為發生地內級別最高的法院,如果在河南立案,涉及到回避情形,如以侵權行為發生地提起訴訟,則需要最高法指定管轄。

考慮到這一情形,黃敏説,律師團隊最終決定以侵權結果發生地,即朱曉娟所在的重慶時渝中區提起訴訟。

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 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朱曉娟以民事侵權起訴河南省高院,鋻於被告方的身份,其後的審理或將很漫長。

朱曉娟希望通過起訴,也告訴劉金心,應該“走出來,站出來”,而不是活在過去的陰影裏。她説,“起碼,不要老把自己當作受害者,然後沉淪。”  □新京報記者 王煜 重慶報道